一
北京人熟悉龙庆峡，那里的冰灯已成气候。向东北行，香龙路很宽，顺畅。路的北面已见群山，路边立有牌子，上写烧窑峪村。村子很小，就在山脚，走上几百步，南北便到了头。村里有座小庙处在中心，前面有不大的空场，十几个村民聚在那里，朴实纯正，或晒太阳，或踢键子，享受着恬静的田园生活。看着不速之客的我，他们的眼中带着疑问。我说明来意，想寻找附近的文物古迹。有人立刻叫来一位管事儿的。
李书记打量着我，盘问一遍，然后开了口：“要说古迹，山上就有。”
我喜出望外，问：“可以带路吗？”
李书记满口答应。
于是同行。
出村向北百十步就开始登山。抄着近路，沿着山脊。路崎岖狭窄，有些路段仅一尺多宽，下面虽不是万丈深渊，掉下去也会一命呜呼。群峰林立，一路走，李书记一路说着：“这座山叫椅子圈、凤凰山，那座山叫将军帽、半块豆腐山。那边山上有一瀑布，落差有二三十米，夏季有水，俗称水沟。”
二
行一路，看一路，要二三十分钟，来到俗称馒头山的山腰，这里竟然藏匿了摩崖石像群。崖壁竖切下来，向内掏成石窟，从东至西水平排列着三座，里面用山石雕塑成像。石窟前的小路仅容两人侧身而过。我一阵欣喜，庆幸此行最大的发现。
东殿不很大，面阔约三米五，进深三米三，高两米。殿内石台上，并排供奉着三尊造像，均宽衣博带，结跏趺坐。中间造像双手合于腑前，两侧一像手持石杵，一像手持法器。李书记说，这是三官殿。道教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三尊雕像只有身子，村里人用黄土胶泥塑了头像。20世纪70年代初，村里年轻人“除四旧”，把石像推到山下，一尊损坏严重，另两尊也倒在沟壑之中，身首异处。后来，那几个年轻人，有的腿折了，有的生意做不好。直到1997年夏天，那几个年轻人把三尊雕像请回殿里，生意才有了改变，而雕像却没了头。
相隔几米就是中殿，洞窟坍塌严重。殿前有一块从顶部塌落的巨大岩体。李书记说，这是1947年遭国民党部队炮击、炸塌、砸毁的一尊神像。中殿面阔四米八，进深两米一，高两米。规模明显大了，石像有11尊，一字排列，高低有序。中间一尊最高，端坐石台上，身着铠甲、玉带，左手放于左腿之上，掌心向上掐诀，右手空握，只可惜头像残缺，不知面部表情。李书记说，村里老人认为这是真武大帝塑像，洞窟也叫真王殿。左右两侧各侍立5尊神像，上首5尊有的手托贡品，有的做出服侍状，神情虔诚；下首5尊面目威严、凶煞。从人物形象上看，有金童玉女、龟蛇二将、雷公等诸神，其中以尖嘴、鹰爪，左手执楔、右手执槌的雷公形象最为突出。
西殿俗称娘娘殿，面阔三米六，进深一米九，高两米三。殿内共雕有10尊石像，有2尊破损较严重，其余保持尚好，有侍女、书吏等雕像。正面石台上有像3尊，均为中年妇女，形象端庄，约半米高，坐式抱手，目视前方。中间石像抱手，掌心环出一孔，上可插香。从形象上看，似为碧霞元君、眼光娘娘和送子娘娘等神。传说眼光娘娘主光明，治眼疾，进而又演化为无所不治。李书记说，村里也有类似的传说，在附近娘娘庙的石台上，有一深25厘米、直径30厘米的水坑，谁眼睛有毛病，取石坑里水点上就可治愈。
中西两殿雕刻精细，人物雕像比例适当，造型美观，表情各异，栩栩如生。而东殿雕刻线条简约流畅，不饰雕琢。只可惜，山石并不坚硬，石像多有风化，靠近洞口的高浮雕石像已与石壁持平。东殿石窟一侧，石壁上刻有碑文，字迹早已漶漫不清。李书记说，早年泼上水，能看出有“万历七年”等字样。我看着粗麻的石面，很难想象字的笔迹。不过，洞窟殿顶雕刻出的仿木斗拱，从斗拱下的莲花图案，及雕像所戴的头饰等来看，似为明代，而有的雕像人物的面部又有异域人的相貌特征，故也有雕于明代前的可能。
问李书记：“是否有人来过？”
“人很少，记得好像文物局有人来过。”
带着几分惊喜和一分疑问，后来曾做过相应的调查。问延庆县文物局，文管所的范所长对此事有过兴趣，做过碑文的拓片，只有隐约的痕迹，字迹不好辨认，觉得似为明代。范所长说，曾问过市文物局的一位刘姓专家，也不能肯定是明代或是更早。村里长者，94岁高龄的李凤岐回忆，一座叫真王殿，一座叫三官殿，另一座记不准了。
相关的文献记载不多，200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延庆县志》上记载：烧窑峪石刻“初步确定为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凿刻”。而1981年出版的《延庆县地名录·名胜古迹》，在一览表中另有记录：“佛爷殿烧窑峪北山上…，传为唐建。”
李书记回忆，三官殿中间一尊头像为螺髻，是佛像，而旁边一尊无发髻，目光平和慈祥，也不是道教妆束。三官殿内雕像石质发青，与本山发红的石质有所不同。能从石窟中搬动，也非与山一体，且三尊雕像皆趺坐，为佛家坐法。所以三官殿是否为佛爷殿？烧窑峪石窟是否多教合一？其建造于何时？三座石窟是否同时开凿？若非同时，间隔多久？一系列的疑问还有待考证。
延庆县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庙观遗址，至今还保存着多处真武庙、泰山庙、三官庙遗迹，还有很多奶奶顶、奶奶庙、娘娘庙之类的古地名，道教在这一带很有影响。山上的石像也有不少。而烧窑峪摩崖石窟，据范所长确定，是目前北京地区已发现的道教题材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
虽不是独家发现、重要消息，却也知者甚少。看过不少享誉世界的摩崖石刻，诸如龙门石窟、大足石刻、大同石窟等，而烧窑峪虽无那样规模，却也是人物神态逼真，雕工精湛，有其独到之处。塑像曾有彩绘，中西两殿雕像上还能隐约看出褪色的痕迹。石窟当年定然十分壮观。李凤岐老人至今记得一句话：建石窟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盐吃十担”，粮食吃多少就不用说了，可想用功之深。那样偏远的小山村，竟有那么多疑问有待研究，确实值得一看。
三
李书记看我有兴致便说，山上还有长城。
我更惊奇了。熟知八达岭，怎么长城之外还会有长城，不禁问，远吗？
他告诉我，再要半小时。
向西北的山上爬。路不险，灌木丛中，隐约能看出人走过的痕迹，那是当地人常上山采药，为谋生而踏出的。树木繁多，并不粗壮，都是次生林。远远看到了山峰上的一座石堆。李书记说，那就是了。
这里已是山顶，群峰环绕，统称太安山。我紧走几步，来到近前。石堆为不规则的碎石，自然垂滑下来，很圆。人为堆放，不会那么圆滑，定是自然坍塌。相隔几十米是另一座山峰，在两峰间的灌木丛中，隐约看到了一溜碎石堆，不足一米，弯曲盘向那座山峰。莫非这就是长城？
此处山峰险峻。查阅明嘉靖《隆庆志·烽燧》：“境内南北山峪隘口可通人马处，悉用砖石砌塞，山峰嵯峨可以瞭望者各置烟墩。”石堆就是烟墩了。烟墩俗称烟墩儿、墩台，或通常所说的烽火台，用于点燃烟火，传递信息。烽火台建得更早，长城出现后，沿线的烽火台便与长城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就建在长城上。延庆有很多烽火台，志书中载有：东洪站墩、石盘墩、佛峪东墩、石岩寺墩等多处，其中张山营墩现在还被用作镇名。这道残石是墙，虽非英文所称的“大墙”，却也连接着两座山峰，阻塞着仅可通人马的隘口。明代“筑墙修墩为拱护计……修墩十四座，墩墙相连，派兵日夜守卫”“墩口各拨军三名夜不收”。三人正好日夜倒换值班。
很早就有关于烽火台的记述。熟知的“烽火戏诸侯”：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点燃所有烽火，唤来诸侯举兵救驾。千军万马为一炬烽火跑来奔去，褒姒不觉发笑，这种行为引得亡国那是后话。现代人如果想不到有何可笑，倒有一类似之例。20世纪90年代刚兴起BP机时，有人恶作剧，在公共场所呼叫一人，“滴滴”一响，所有人的手伸向腰间，拔出而看。此为一景，当时被编成段子，或拍入影视剧中。
烽火台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如何使用，凝结了历代的智慧。宋代《武经总要》上说：凡寇贼入境，马步兵五十人以上，不满五百人，放烽一炬。若余寇贼五百人以上，不满三千人，亦放两炬。若余贼寇三千骑以上，亦放三炬。若余寇贼一万人以上，亦放四炬。明代举烽办法更为简明，先鸣炮，再用声音示警：敌人百人以上一烽一炮；五百人以上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在当时准确有效，在没有电报手机的条件下，是最为快捷的通讯手段，且是在用数码手段传递信息。延庆一带“若有警举炮火顷刻可以达居庸”，守关部队能在第一时间布署防卫或进攻。
那时不仅有烟墩通信，附近还建有屯堡守卫，以前“本州境内军民杂处屯营星散其周以垣墉而为堡者仅数处。”而嘉靖十六年（1537年）之后，《隆庆志》载：“乃督令军民各于所居之处筑堡以防御之，共百三十余处。”130多座屯堡中，包括东红寺屯堡、泥河屯堡、榆林屯堡、张山营屯堡、玉皇庙屯堡等。《明史·地理志》中也载，延庆州天顺年间置四海冶堡，嘉靖年间置靖胡堡、黑汉岭堡、周四沟堡，万历年间置刘斌堡等。现在多用为地名。
屯堡有一定的建筑形式：“堡上有女墙垛口门楼”，可以防卫或进攻。有的记得更为精细，屯堡上设悬楼垒木，下设壕堑吊桥，外设塌窖陷阱；门道上置水柜，冬日盛冰、夏日盛水；不修台阶，以绳梯上下；每台有火铳、火炮。每座屯堡上有士兵把守：“各设老人一名而总”，老人还管着两个人，“小甲火夫皆听于老人”，三人形成一个战斗小组。敌少，处在险要位置，足以一夫当关；敌众，烽火台与城堡便组成一个纵深防御网，传递消息，抗击敌兵。
四
站在石堆旁，遥想当年。这里曾是兵家必争之地。成吉思汗大举进犯金国，曾战于怀来、缙山，大败金军十万。蒙金边堡寨战后不久，金至宁元年（1213年），再度南下攻金，成吉思汗一路克宣德府、拔德兴府，至怀来、缙山，乘胜直抵居庸北口。这条进军线路就是现今的宣化、涿鹿、怀来、延庆、八达岭。要颠覆一个王朝，多要在此用兵打仗，夺居庸关入京。
李自成当年进北京，也在此地大战。《明史·庄烈帝纪》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破宣府，所向披靡，将士多有投降，遂入居庸关，只是在被称为居庸北口的八达岭受阻。《延庆卫志略》载：“余希祖任八达岭守备。明末李自成破八达岭关城，自刎死。”可见誓死守卫的决心和当时战况的惨烈。《崇祯惨史》认为：于希祖为于谦之孙，时为八达岭守备，死守，在大势已去之时，最后还企图刺杀李自成，未遂。
除却朝代的更迭，更多的还是来自北方的骚扰与威胁。明朝初，北方的瓦剌强盛，明成祖朱棣调集各地民众15万人，运送粮草至宣府，准备大战，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亲自出征，经过五次讨伐，北方基本安定。
几十年之后，瓦剌军又不断侵扰妫川。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瓦剌军自怀来直逼京城。于谦领兵，引出“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而所经的隆庆州，在铁蹄下变成一片废墟，编户骤减百分之七十，可见劫难之重。
嘉靖年间，北方鞑靼强大，俺答军多次在这一带侵扰，以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最为严重。《明史·世宗纪》载，九月壬午，“犯宣府，深入永宁、怀来、隆庆，守备鲁承恩等战死”。有资料记载：隆庆、永宁战争防备不足，遭荼毒特甚，百分之七八十的屯堡被攻破，州县之民被杀掳，惨弗忍言。这是延庆州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一次灾祸。《明史·翁万达传》中也作了记载：“大掠永宁、隆庆、怀来，军民死者数万。”不作过多描述的《明史》，用了“深入”和“大掠”足以说明程度之重。那次大难，有人描写为“殍骨暴原野，虽郛郭不免”“野无青草，室如悬罄”。有人感言：“见之者堕泪，闻之者寒心。”
延庆州的人口不多，《明史·地理志》中记载：“弘治四年（1491年），编户一千七百八十七，口二千五百四十四。”而到了“万历六年（1578年），户二千七百五十五，口一万九千二百六十七。”有记载的时期才不足两万人，而一次侵袭就能损失数万军民，从数字上就能得知，严重程度几近屠城。据记载，嘉靖年间，隆庆州八次遭受兵灾，可以想见灾难之重。
因为处在战争前沿，古人曾作过形象比喻，京城是堂室，居庸关是门户，这一带就是樊篱。樊篱密实，堂室才能安稳。翻开延庆县版图，就能得知，为何这一带叫营堡屯所的村镇那么多。只有随时准备应对战争的人民才能知道，什么是狼烟四起，以及烽火连天的可怕。这就是为何要在此地设立永宁卫，提升防御级别的原因，也就理解了长城之外，为何还修筑那么多的军事防御通讯设施。
五
山下没觉出多大的风。这里是两山之间的垭口，又在高处，所以风便加了速，变得猛烈。踩在石墙上走了几步，根本站不稳。李书记说：“不然，可以到那个山尖儿上看看，山那边就是河北赤城县。”接着又转身，面向山下，一切尽收眼底，指点着说：“山脚下是烧窑峪村，东南是永宁镇，南边是旧县镇。”
能看到山下村镇，反想，山下也一定能看到此处，古人在此建墩台，也是精心挑选，受众视角大，一旦点燃烽燧，这一带兵民能在第一时间看到，不禁叹服古人的智慧。
旧县，怎么会有这样的地名，还有新县不成？这引起了我的兴致。李书记说：“下山时可以去看看，那里也有文物古迹。”我心花怒放，这下可过足了瘾。
我围着石堆反复看，又爬上石堆，寻找登上墩台的感觉，在碎石中，竟然发现了砖，这引起了我的疑问，遂找了两块，让李书记带回去收好。
我在想，村子是否与战争有关，难道真烧过窑？便问：“咱村为什么叫烧窑峪？”
李书记说：“以前烧炭。”
“何时建村？”
“辽代。”于是李书记说了村里的传说。最早来村居住的是陈姓一家，鞑靼人。辽时有祖坟200亩。传说陈祖担一双靴子，迁到赤城县小尹家沟，后归葬烧窑峪。1974年平坟时，曾发现了一双靴子。不过，村里还另有说法，是逃难人建的村。村里长者李凤岐说，村里人是山西洪洞县的。李书记接着说：“小手指甲向里弯，就是大槐树下迁来的。”然后伸出小手指，果真。我说：“曾经听过小脚指甲分两半的才是。”他笑而不语。
不过历史上确实有山西流民一说。元末连年战争，河北、河南、安徽、山东等地人口骤减，一些地方成了无人区。而晋南处在战争后方，经济繁荣，人口发展很快。朱元璋统一中国，向中原移民，北京有多次。《明史·太祖纪》就载有几次大迁徙：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徙山后民万七千户屯北平”。接着，又在六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于永乐三年（1405年）“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几次大规模移民，充实了北京人口。洪洞县地处晋南要道，县城北有广济寺，朝廷在寺设局驻员，集中编排徙民，发给凭照川资。广济寺前有株汉槐，树身数围，蔽阴数亩，成了移民集中歇息地。移民离去数里，频频回首，所见只有那株高大的槐树，以致—只知大槐树，而不识其始祖者。
延庆频遭屠炭，为移民重点。境内据说曾有一株大槐树，故土难离，不知是否引发了移民的思乡之情，于是停止了脚步，住下来，称此地为大槐树屯、大槐树乡，如今称大槐树镇。这里的村民认为，祖先是山西移民。相距不远的烧窑峪也有山西移民或“沙漠遗民”的可能，而是否随着大迁徙而成村，相关资料不多。此地名称最早见于明代的《万历永宁县志》，在“山川·峪”下有：“烧囗峪……城北三十里。”城指永宁县城，所指方位，应是此村，只能知道是个峪口，而“囗”是个空白，不知烧什么。
清代光绪《延庆州志·山川》中明确记述：“烧窑峪在永宁北三十里。”之中并没说曾经烧过什么，而笼统说成“窑”。窑里为何物？明代是否因窑而成村？其中在“附旧志两卫屯堡”中又记载了周边的几个村子，有太百老屯、烧窑峪屯、白草凹、常家营、罗家台等，“以上七堡系军堡旧属永宁卫”，说明很早以前做过军堡。烧窑峪是否因为地理位置，又是通往赤城的要道，由军事戍守而形成村落的呢？总之，烧窑峪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重要之地。那时，形成村落的人口并不多，附近的村子北张庄有过记载：“西至烧窑峪三里。户二十五，口一百三十四。共地十四顷四十亩。”百人以上算是大村了。没有记载的烧窑峪的人口不会多于此村。
下山后，又特意调查烧窑峪烧过什么？结果是确实烧过炭。村民回忆说，以前山上的植被非常繁茂，大树参天。村民曾以砍柴、烧炭为生，到城里卖炭换钱，养活家人。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村民还在靠山吃山，把大树小枝都砍掉了，除去烧炭，还要烧火做饭取暖。后来，平整土地时，老人李凤岐曾在村东发现炭窑遗迹。
在李书记的指引下，我沿着村子向东走，穿过田地绕到山脚下，果真在山体一角有一凹陷处，直径四米左右，这就是炭窑遗址，烟火可以顺着山体向上冒。至于何年开始在此烧炭，不可考。
我又记起烟墩上的那两块砖。村民回忆说，1990年，该村西北角曾发现烧砖窑址。我又来到村西，黄土地已明显低洼，下了土坡向西北走去，一座黄土山已被切去许多，形成断面，上面留着挖土机的齿痕。现在村里人盖房还从这里取土烧瓦，色灰黑，称为蓝瓦。在被切去的黄土当中，到2005年前后还有旧窑的遗迹，不过现在已荡然无存。黄土断层中，还有碎砖残存，那是当年的地表，如今，覆盖的黄土已有一两尺厚。
在黄土地上找寻，有幸发现了一块被烧过的黄土。李书记说：“这是旧窑的窑壁子。”我让他保护好，因为这是唯一的见证。造烟墩的砖不会从远处搬运，一般就地取材。况且造个砖窑并不复杂，可以就地取材，只在黄土地上挖个坑，在上面建起烟筒就可以了，所以窑壁才是黄土。李凤岐老人回忆，二三十岁时还曾烧过砖窑。附近还有叫窑的地名，如盆窑村；三里庄百年前曾叫李家窑，至于烧过什么，便不得而知了。而烧窑峪离烟墩很近，且有做砖的原料—黄土。
延庆有烧砖的历史，砖窑不止一处。嘉靖《隆庆志》“遗址”中述：“西窑有三俱在应梦山之阴，相传辽萧后应梦建寺时烧造琉璃砖瓦石灰之所俱见存。”皇家建寺，所用琉璃砖瓦，烧造水平还要高。应梦山距此地不远，“在州城北二十里”，与龙庆峡相近。延庆北部山区老百姓建房或筑围墙，多用石头。军事设施要建得精确结实，用砖最为简捷快速。尤其在烽火连天的年代，大量的军事设施有待建造，这样就与如上所引的“砖石砌塞”相合了。
六
出村。东南十余里便是旧县镇，曾是老县城所在地，历史悠久，自汉代就有，旧城故址现叫古城村。北京周边的行政隶属最麻烦，变来变去。西汉时属夷舆县；东汉被并入居庸县；唐初设妫川县属妫州；唐末改缙山县，取县北缙山为名，为缙山县治所，属儒州，是燕云十六州之一。后晋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此地遂归辽。辽设儒州缙山县，属南京道。金皇统元年（1141年），废儒州，缙山县改隶德兴府。元初复改为缙山县，隶大都路奉圣州。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诞生于香水园，延佑三年（1316年），升为龙庆州，即为现今延庆县城。缙山城遂废。《长安客话》中记载，明代州东还有香水园故址。又过去几百年，现今故址已无迹可寻。
原来，旧县指的是缙山县。元代人周伯琦有《缙山县》诗：“缙云山独秀，沃壤岁常丰。玉食资原粟，龙州记渚虹。荒祠寒木下，遗殿夕阳中。谁信幽燕北，翻入楚越东。”可见此地的古老、美丽与富足。
明初曾废掉龙庆州。由于其显要的军事地位，永乐十二年（1414年），把“龙”改成“隆”，重“置隆庆州，属北京行部”，后“直隶京师”。州内有八达岭、居庸关等军事要地。妫川水质清澈，俗称清水河，横穿境内，滋润大地。明初便在居庸关置千户所，朱棣为燕王时升置隆庆卫。为加强隆庆州防卫，又增设永宁卫。《明史·地理志》中有：“永宁本永宁卫，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置。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置县于卫城。”设立永宁县后受隆庆州辖管。隆庆元年（1567年）为避穆宗年号，改为延庆州。这便是延庆一名的演变过程。
朱棣北巡，驻跸团山，就在缙山县城旁边，今为团山村。这里地形很奇特，平地凸起一座圆圆孤立的山，因其形被称为独山或孤山。当地人与官员都不愿听“孤独”二字，而称团山。此地风景极美，朱棣认为，妫川平坦，河流众多，土地肥沃，便有了“独山夜月”一说，成为明清两代的妫川八景之一。
县城治所设在此地肯定有讲究，倚山面阳，地势之好，得到皇帝朱棣的赞赏，与临近的延庆县城、永宁镇形成三角之势。我在想，若非元仁宗的诞生，恐怕缙山县城会延续，不会有现今的新旧之别。
再回想山上的石窟，是否也与战争有关。平地上的庙宇，兵荒马乱，易损于兵燹，而建于石窟中，就安全且持久。如果山上的三座石窟是多教合一，不论单一信仰或诸神全拜，都能满足愿望。去灾免祸，赐子佑福，恐怕是黎民甚至也是官府的最大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