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渐渐远去的队伍，叮叮、当当扭转航向进入了另一个朝代。叮叮瞭眼再望，发现一个看上去书生模样的人，只有一小童牵马慢慢靠边而行。突然，马失前蹄一声嘶叫，惊扰了前方锦旗飘飘的队伍。这时过来一个差役抓住书生用马鞭狠抽，书生痛苦地倒在地上，这可把叮叮、当当气坏了。叮叮拿起魔盒往下一晃，只见差役抽搐了一下后，拿起马鞭抽打自己，队伍大乱。叮叮把魔盒又一晃，身穿一品朝服的叮叮就站在了队前，惊得那些人连忙让行。
使用“仪仗”和“仪从”是我国古代交通封建等级制的一个突出标志。仪仗古称“卤薄”，最为庞大、也最显赫的是皇帝的仪仗队伍。王侯百官的仪仗各有等级，规定很细，基本原则是官阶越高，仪从越多，仪仗越堂皇庞大。平民百姓则禁用仪仗、仪从。
唐朝官员的仪从是：一品官7骑，二三品官5骑，四五品官3骑，六品官1骑。
明朝官员的仪从是：公爵10人，侯爵8人，伯爵6人，一品官至三品官6人，四品官至六品官4人，七品官至九品官2人。清朝官员的仪仗差别很大，以总督为最庞大，各种仪仗器物如扇、旗、兵器、回避牌、肃静牌等共17种34个。府、州、县官的仪仗器物只有5种8个。
历代除朝廷命官外，庶民绝无使用“仪仗”和“仪从”的资格，即使富有、略有地位的庶民出行，也只能让一两个仆役随行，而且不能喝道或令一人骑马在前充当“引马”。到了清朝，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才能用“引马”两人。
清朝官员出行时，有一项能反映官员等级差别的特殊内容，就是锣声。可以从鸣锣的次数中得知乘轿者的等级。一二品京官坐轿出行时，有“引马”作前导，卫士左右簇拥，仪仗中有开道锣，鸣锣6锤半（第七次敲响后立即用手捂住锣面，不让锣声蔓延，称为半锤），州、县官坐轿出行时，开道锣只鸣3锤半。
历史上的许多朝代都规定行路时要遵守“贱避贵”的规则。宋朝赵匡胤曾下诏详细规定内外群臣，大小官员在路上相遇时，“官级悬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行”。明朝也曾详细规定，街市军民、做买卖以及乘坐驴马行路者，如遇见公侯、一品至四品官员过往，要立即下马让道；官员在路上相遇时，官阶较低的官员要采用侧立、回避等办法让道。清朝规定，军民人等在街市上遇见官员经过，必须立即躲避，不许冲突。
我国古代交通关于等级的规定是阶级统治在交通上的表现，它虽然是消极和腐朽的，但由这些规定演变而形成的一些观念，对形成良好的行路秩序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大路朝天，车走中间，人行两边”的观念；“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君子耆老不徒行”的观念；行路时，“少避长”（年纪小的人为年纪大的人让路）、“轻避重”（负担轻的人为负担重的人让路）、“去避来”（来者为客人，去者指离开家庭或乡里未远行者，相对来者，去者仍是主人，主人应为客人让路）的观念。这些观念从一方面反映出古人礼让的行路风貌，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广大平民尊敬长者、谦虚克己、为他人着想的优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