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有人说过，人生的路很长，但要紧处只有几步。这是哲人的总结，也是我的切身体会。进入学报编辑部的头几年，作为实习编辑，老师的要求是很严的。我们是专科学校，规模小，学报人员编制也少，从版式设计到封面装帧，从审稿到校对，各个环节都得介入，也不敢稍有懈怠。说来也是我有福气，我先后相随的几位老主编，都曾是中国着名大学的高材生，只因特殊的年代才落在了我们这僻远的地方，其中一位在大学里就已经是刊物的业余编辑。对于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这种工作环境和学习氛围是很难得到的。在老师的指导下，几年之后，便能独立工作了。不久，老师说：做学报编辑，不仅是读审别人的文稿，自己也要思考一些问题，也要动笔，先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再逐渐拓宽。自身不搞学术研究，是很难当好编辑的，也是很难提高的。
这些老师们，不仅是做人的楷模，也是学习和学术研究的典范。当我走上学报编辑的轨道后，深受老师学术研究的影响，在他们的关心和指教下，我在认真读书的同时，开始练笔。第一篇小文在学报面世时，实际是经过老师几次指导和反复修改的结晶。一篇二万余字的近代人物评传稿，老师先后六次提出修改意见，我六易其稿。我回忆这些，不是在说此事本身，而想说通过老师的严格要求，我从中体会到了编辑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文稿修改的甘苦。因了这个良好的开头，在此后的工作过程中，无论读审作者的文稿，还是自己动笔撰文，我从不马虎。我珍惜时光，珍惜人生。
尤其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当年老师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使我对学报编辑这种角色和职责，有了深刻的认识。我喜欢编辑工作，也非常珍爱编辑工作的神圣。近20年来，在从事学报编辑工作的过程中，始终依照老师的人生信念严格要求自己，以刊物的质量为生命，以高质量严要求来筛选稿件，尽职尽责。
后浪推前浪，新人换旧人，这是人生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老师们一茬一茬离开了学报，未曾料及的是，学报的重担也历史地落在了我的肩上。一晃又是数年，从当年的编辑到现在的主编，不仅是角色的转换，而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在刊物如林的中国大地上，要办好一份刊物，也不会是轻易奏效的，尤其是像我们地处偏远、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高校学报更难。但我决不气馁，一如既往，以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以向着新世纪的超前眼光，做好编辑工作，履行好刊物主编的职责。在新年的鞭炮声中，我接到《编辑学刊》1999年第1期，当读到“编辑与我”的联合征文启事后，非常高兴。此命题有睹物思人之感，遂写下这些追忆性的文字，既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怀念。
回眸逝去的日子
初冬的阳光，斜射进办公室的窗户。原本窗明几净的空间，又增加了融融的暖意，心绪似乎格外的好。此刻，电话铃声又带来了南京大学着名学者高先生的声音。他说：“我的《敦煌民俗学》近日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学术着作全国一等将；《中国巫术史》近日获江苏省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我非常高兴，同时也非常感谢《固原师专学报》多年的支持……。”放下电话的当儿，我从心里为先生高兴。高兴之余，思绪又走向遥远的过去，便想到了编辑这行当；想起了我从事编辑工作21年间的人和事。
20世纪80年代初，刚走出校门的我，似乎不知道有过什么选择就走进了编辑这个天地，做我们学校学报的编辑。那个时候，全国高校的学报大都在初创时期，我们的学报也一样，就是由那个特殊年代“流放”到我们这个边远山城的几位“老右”鼓动起来的，那时他们都是四十岁过了不远的人，面对那个改革开放的春天，都想把自己被压抑的才华奉献出来。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在工作与交往的过程中，时时处处有学习的机会，言谈举止，耳濡目染，这种难得相处的日子持续了十余个年头。这中间他们陆续地落叶归根，或者青岛之滨；或者彩云之南；或者有凤凰城之称的湘西；或者终老山城。他们一茬一茬离去了，却留下了他们的治学精神，留下了他们做编辑、办学报的执着追求。我没有荒废这个学习环境，没有辜负他们为这个刊物所付出的心血。他们说，“这是事业”。后浪推前浪，接力棒传到我手里，自然不敢稍有懈怠，以出版人特有的人格和品德，以出版人独有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作为楷模，一步一个脚印，留下来的便是一串很欣慰的影子。
做编辑工作20年，或者书信往还，或者当面求教，结识了一批有学问的人。从刊物的角度说，这是作者圈子，他们以高质量的文章有力地支持过刊物；从我个人看，获益颇多，是难得的福分。我从他们的文章里学到了知识，感觉到了人格的力量。作为编辑，无论从哪一面我都非常珍惜。这个“作者”圈子，同样影响着我的敬业精神、学术见识、自身的学术研究，一些研究成果就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关心下完成的。
做编辑工作20年，也结识了不少中国出版界的大家和名人。这中间，无论是两鬓皆白的老出版家，还是富有创新思路的年轻出版者；他们或者在高校学报，或者在专业出版行业，他们“为人做嫁衣裳”的奉献精神、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探索创新的编辑思想和治学态度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为此，我研究过编辑学，承担过编辑学课题，试图从编辑学的角度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提升刊物质量。
20年的编辑生涯不长，但对于一个人来说也不短，最好的年华都耗过去了。我深知，人的一生短暂，能做好一件事，应该说也是无怨无悔。我的编辑经历，已经表白了我的心迹。其实，我是从内心深处感激所有支持过我们刊物的先生的。因为，地处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我们的高校和刊物，生存和发展都不容易。能坚持过来，而且办得有一定影响，更是不易。尤其使我珍惜的是，作者的支持、学报的发展与我这个由初出茅庐到倾注了数十年心血的编辑相濡相伴而走过的历程和经历过的时光。
2001年冬
永远的怀念——写在《宁夏师范学院学报》更名之际
随着宁夏师范学院的挂牌，原《固原师专学报》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更名为《宁夏师范学院学报》。这是宁夏师范学院的大事，更是《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的喜事。《宁夏师范学院学报》，是伴随着《固原师专学报》的发展走过来的，风风雨雨近30年，谈何容易，它承载着宁夏师范学院数十年间的学术经历和奋斗历程。
2000年金秋，是《固原师专学报》创刊20周年纪念，我在纪念大会发言稿里写过一段文字：
20年前那个丹桂飘香的季节，几位经历和感受了曲折人生的先生，面对改革开放的年代，抑制不住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激情，共同的话题就是创办一份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学术刊物。刊物定位就叫《固原师专学报》，同时，请着名书法家启功先生题写刊名。当年，他们人虽在距县城数十公里的乡下，但视野却关注着中国。历史已证实他们那一代人的胆识。
写下这些话时，是想说刊物创办的背景。现在，近乎30年过去了，再回首，已成为一段永远追念的记忆。
《固原师专学报》创刊于1980年。
1981年，我毕业于固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有幸留校工作，分配在学报编辑部。上班后，学报主编华世欣先生带我到他的宿舍兼办公室（当时条件艰苦）说：“往后我们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同事了。做编辑工作很好，但要能坐下来，要珍惜这个工作环境；不要辜负学校和教师们的期望。”之后，他将编辑部的印章、申报学报创刊时的文件及相关资料都交给了我，包括创刊号稿费发放的册子。我记住了他说的话。从此，我的编辑工作生涯就开始了。回想这20多年间与各位先生的相处、交往的经历，逝去的岁月仍历历在目。
一、回归故里
（一）昆明的华世欣先生
华世欣先生毕业于兰州大学，分配到宁夏固原工作。上世纪70年代后期固原师专成立时，他们这一批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学生们陆续调入学校，华先生教我们唐宋文学。有幸成为他的助手，对于我来说，是缘。
华世欣先生是主编，我是跑杂的。刊物一开始就由甘肃省平凉地区印刷厂承印。那时候固原开往平凉的班车清晨一趟，下午一趟。华先生大多时候都要求赶清晨这趟。冬天的清晨，天上还布满着星星，我们就动身了。在平凉地区宾馆住两块钱的房间，晚上校对文字往往都要到凌晨才休息。华先生在大学时就办过刊物，对办刊物不但有经验，而且很用心，要求严格，从文字的处理到版式设计，包括封二、封三的插图都要充分利用，摆布得很有序。他对地方历史文化很看重，包括民俗文化，差不多每期封二、封三都要有文物照片刊载。这一切，我都紧跟着学，不但要学做编辑工作，老师还要求有计划地读书，要动手写文字练笔。我的第一篇文章《韩信自请齐王议》，就是先生多次提出修改意见，我反复修改后在他主持刊物期间发表的。我不敢说文章如何，但鼓励的意义和价值是永远的。
与华先生相处约三年时间，我们就分手了。1983年的冬天，先生说他要调回昆明老家去。这年的春节，我想到去给先生拜年，对于他将要调离固原，从内心里很留恋，也生出些伤感。临别时我说：这是我第一次给老师拜年，也是最后一次；昆明太遥远了，很难再见到您。先生说：会有相见的机会的。
1984年初夏，华先生要走了，我们几个人为他收拾行李。要分别了，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的心意。先生喜欢古典小说，就去书店选了一套《古代神话》送给他，他很高兴地留下了。那情景还如在目前。
华先生离开固原已经20多年。中间回来过几次。我利用开会的机会也去昆明看望过他，相见的时间很短暂，但彼此都非常高兴，也很感慨。1986年夏天，第一次去昆明看望他。他原本是不喝酒的，但那天晚上他陪我一起喝木瓜酒，那神情很难忘。第二天，先生和他的儿子华山陪我去游昆明城里的圆通寺、吃过桥米线。1999年，《固原师专学报》被评为“首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2000年中国高校学报研究会在广西召开座谈会，我又借机顺道去昆明看望他。当先生得知他曾经付出过心血的刊物进入全国百强时，显得很兴奋，并鼓励我们要再接再厉。他是《固原师专学报》的主要创办人，是第一任主编，在《固原师专学报》发展史上，是他筑就了第一座碑。从工作的角度我们相处虽然不是很长，但编辑工作的缘起却是在先生任主编时期，我的编辑入门也在这一时期。他离开固原时，我已经能应付整个编辑过程的琐事，包括封面设计、排版印刷的全过程。因而，我非常感念华先生。
2007年月11月，宁夏社会科学院组织去云南社会科学院考察。一个华灯初上的晚上，我再一次去看望先生。时隔七八年之后，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已苍老了许多，癌症、心脏病折腾得他身体状况大不如以前，但思维依旧敏捷，还谈到如何办好学术刊物的事。当谈到曾经也是我们刊物主编的袁先生、杨先生、李先生都相继谢世时，老人很动情，也很伤感。10点过后我要离开时，他和夫人执意要送我到大门口。云南师范大学校门前的大街上灯火辉煌，先生久久站在那里，依然不愿离去。瞬间，我心里也生出些凄然的感觉。
（二）青岛的袁伯诚先生
华世欣先生调离后，大约过了年余，学校任命袁伯诚先生做学报主编。袁先生是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70年代后期调入固原师专，是我们在校时期古典文学老师。袁先生是学者，办刊过程注重学术质量，吸引了一批当时年富力强的区内外学者，大致形成了一个撰稿人队伍，刊物的学术质量得以保证且不断提升。他在任期间，是《固原师专学报》发展的重要时期。
袁先生喜欢饮酒，在平凉校稿时，工作之余我们两人总是要小酌几杯的。边喝边聊，学习、工作、人生，包括他戴上右派帽子时的经历、个人婚姻。在办刊物的过程中，袁先生对稿件质量的取舍把关较严，但很少花时间去校对。校对、版式以及编辑琐事由我来做。在读书与做学问方面，袁先生对我影响很深。1986年以后，编辑部连续增调两名编辑，编辑队伍增加了，刊物开始按季刊的形式出版，各项工作基本规范。去平凉校对时的感觉更好，编辑校对工作也常常是到凌晨。工作之余，大家都很开心。袁先生主持学报的这一段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却为《固原师专学报》的公开发行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在《固原师专学报》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里程碑。
1988年秋，袁先生调离固原，回到青岛，用他的话说是“落叶归根”。袁先生与华先生不一样，他虽然回青岛了，老泰山还在西吉县，因而常回来走动，每隔年余我们都能相见，信息经常是通畅的。1998年，学校建校20周年庆典活动期间把他们这批老先生都请回来了。师生20年后相聚，那情景真是令人难以忘怀。
这期间，我们经常有学术上的往来，先生不时寄文章给学报。曾经耕耘过的土地，他依旧牵心挂念着，他对学报的生存和发展仍很关注，他自己也笔耕不辍，对我们来说，依旧是一种学习与研究的动力。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执笔的《中国学习思想史》，他寄我一本。收到沉甸甸的大书，更加感觉到一种精神的鼓励。2006年初冬，我们又见面了。近乎每次欢聚畅饮之后，或者赋诗，或者挥毫，直到尽兴。谁能料得，此次相聚竟成了永别。2007年夏天，先生在青岛家中病逝。
2007年10月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与先生的公子袁法周相见。他博士毕业后留中华书局工作，他送我一套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学习思想通史》两大册，与他的父亲一样，写一手漂亮的字。在书的扉页上题了近乎整整一页关于他父亲和我的文字，我很欣慰，也很感念，遗憾的是先生未能看到自己撰写的这套大书的出版就离去了。封二配有先生的照片，目光平视、心态淡然的学者形象又勾起了我们在一起的经历。
（三）湘西的杨子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