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帕文化衰落之谜通常意义上认为，古印度的文明时代是从公元前1000年后期的吠陀时代开始的。
然而新的考古材料证明，整个史前时期直到文明出现的前夕，在古印度都是有人居住的。
19世纪2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发现了新的远古文明——哈拉帕文明，这个文明曾兴旺发达了几个世纪，后来突然衰落。
那么这个古老文明究竟是怎样毁灭的呢？19世纪早期，印度旁遮普地区的哈拉帕曾出土过许多古物和两枚印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1922年，印度考古学家在信德地区的一个古代佛塔下面，发现了被尘土淹没、沉睡了几千年的古城遗址——摩亨佐·达罗，同时也出土了类似的印章和古物。
印度河流域出土的这两座古城的城址，设计复杂，文物多彩，宛如一幅幅迷人的画卷，使人们看到了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古代印度高度发展的文化。
后来又陆续出土了若干的文化遗址，按考古学界以首次发现的地点命名的习惯，它们又共同被称为“哈拉帕文化”。
哈拉帕文化是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文化。
存世的文献中甚至没有关于它的传说，当然更没有关于那个时代的历史记载了。
由于在两河流域遗址发现有印度河流域的的印章，考古学家推测约在公元前2350～1770年间，印度河流域与两河流域之间的人们曾有商业往来。
据此大体可以推定，印度河流域文明即哈拉帕文明存在于约公元前2300至1750年。
在已发现的两千多枚印章上，都或多或少刻有文字，这表明哈拉帕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期。
文字的符号有些是象形的，也可能有些是表示音节的。
对于这些文字符号的总数，学者的统计结果不一，共约四五百个。
学者们试图用种种有关的语言释读这种文字，迄今还未能得出公认的结论。
因此，目前还只能从考古材料来了解这个文明。
哈拉帕文化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
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镰刀等农具。
当时栽培的作物有大麦、小麦、豆类、芝麻、蔬菜、棉花等。
虽然在印度河流域的遗址中没有发现稻谷，但在洛塔尔遗址（在今古吉拉特邦）中却发现有稻壳，所以可能早期的印度人在水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已经开始种稻了。
除部分田间作物以外，椰枣、果品也是人们常用的食物。
当时的人还食用牛肉、羊肉、猪肉、家禽以及鱼类。
他们已经驯养了牛（包括水牛）、山羊、绵羊、猪、驴、狗及种种家禽，还不能断定马是否已被驯养，因为只是在摩亨佐·达罗的表层才发现有马骨。
哈·拉巴文化遗址中虽然仍有许多石器，例如石刀、石臼、石罐、石秤锤等，但是也有了大量的铜器和青铜器，如镰刀、锯子、斧、凿、鱼钩等工具以及匕首、箭镞、矛头等武器。
除铜和青铜外，人们也掌握了对金、银、铅、锡等金属加工的技术。
已发现的金、银、铜首饰有项链、戒指、手镯、臂镯、足镯、耳环等等，显示出当时工匠的精巧技艺。
纺织和制陶是哈拉帕文化的两个重要手工业部门。
纺锤和纺轮在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它们是当时纺毛和纺棉的重要工具。
在遗址中发现了染缸，可见当时已经掌握了纺织品染色的技术。
陶器的坯基本都是在陶轮上制成的，也有手工制造的。
陶坯是在窑中烧制成陶器的。
陶窑已被发现。
它们都是圆形的，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放置陶坯，下层烧火，中间的隔层是有孔隙的，以便火焰可以烧到上层。
已经发现大量的陶制容器，其中有不做装饰的各种日常用具，也有一些饰以图画的精品。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哈拉帕文化也有了相当发达的商业。
当时的黄金大概是从南印度输入的，银大概是从阿富汗、伊朗输入的，铜则可能是从南印度和俾路支等地输入的。
陆路的交通运输主要用牛车。
在两河流域的古遗址发现了若干哈拉帕文化的印章，在哈拉帕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些来自两河流域的圆柱形印章和金属制品，与两河流域的贸易大概是经由海路进行的；在哈拉帕文化印章中，有的刻有船的图形，这种船大概就是当时海路交通运输的工具。
哈拉帕文化的几百个遗址中包括了众多的小村落遗址，但是能够体现这一文化的特色的仍然是城市。
城市不分大小，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包括卫城和下城两个部分。
在众多的城市遗址中，较大者只有几处，其中以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为最大（面积约1平方公里），而遗址保存较好、迄今发现也最为清楚的则是摩亨佐·达罗。
因此，从摩亨佐·达罗可见哈拉帕文化城市结构的一斑。
摩亨佐·达罗的西部是建于砖砌高台上的卫城，东部是住宅与工商业所在的下城。
这两部分又由一道宽厚的砖墙围护起来，形成一体。
卫城的中心是一个大的公用浴池，长十二米，宽七米，深二点四米，用砖建成，涂以沥青，以防漏水。
这些浴池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人们的说法不一。
有的说是为沐浴而建，有人认为是为履行某种宗教仪式而建。
浴池附近开有水井，为供水之源；浴池也建有排水沟道。
这里大概是当时人们举行重大礼仪前的沐浴处所。
浴池西面有二十七排带有通风孔道的砖建筑物，它们显然是谷仓。
遗址房屋主要用红砖砌成，房屋大小、高低和设备很不一致，有十几间的楼房，也有简陋的茅屋，大街和小巷构成了一整套井井有条的交通网络。
街道还有不少灯柱，大概晚上已有路灯照明。
在街道网络的下面，又有一整套下水道的网络。
大的建筑物中通常都有自家的水井，几乎每一建筑物都有一间浴室。
浴室地面是不漏水的，并且有一定的坡度使水流向房屋的一个角落，那里安有管道，可以把水导向室外街道的下水道中。
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这两座城市的规模都很大，总面积都有约八十五万平方米，其居民数，据学者估计，各自都有三万五千人左右。
两城所保留下来的丰富文化遗物，已显示出上古印度人民高度的创造才能。
光辉灿烂的哈拉帕文化是举世罕见的，它表明印度河流域当时已经具有高度的文明。
由于文字尚未释读成功，这种文明的创造者至今也还未确定。
学者们提出种种不同的假说。
有人说他们是苏美尔人，可是提不出切实证据；有人说他们是雅利安人，可是雅利安人的文化与哈拉帕文化又有明显的不同；不少学者认为他们是达罗毗茶人，可是又不能从他们的语言上加以证实；还有学者认为他们是混血人种，这也只是一种推测。
1920年，几位印度勘测人员在做修筑公路前的勘察时，发现了一枚印章。
当这枚印章被证实为五千年前的艺术作品时，一个尽情展示古印度文明的大都市——摩亨佐·达罗址被发现了。
图中所示的即为该遗址中的一个堡垒形的建筑物。
然而，就是这样灿烂的文化在兴旺发达了几个世纪后，到公元前1750年，却突然衰落，从此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之光熄灭了。
这个古老文明究竟是怎样毁灭的？学者们也有种种不同的推测。
有些学者认为，由于雨量减少，信德地区日益干旱甚至沙漠化，居民不得不移往他方。
有些学者认为，哈拉帕文化的衰落是地震、泥石流、旋风等灾变的结果。
有些学者认为，由于印度河的改道，原先的河谷沃土变成了沙土，人们被迫离去。
以上推测都把哈拉帕文化的衰亡归因于种种自然灾害，但是自然灾害不足以说明——分布在那么广阔土地上各城市为何一齐衰亡？有些学者认为，由于土地的过度耕作、水利设施被忽略或破坏以及长期伐林掘土烧砖，土壤逐渐恶化，致使哈拉帕文化趋于没落。
有些学者认为，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的富足，引来了山地部落的入侵，结果造成文明的毁灭。
还有学者认为，哈拉帕文化的衰亡是雅利安人侵入的结果。
这种学说虽然曾经盛行一时，但是雅利安的侵入在公元前1500年以后，而现在已经测定哈拉帕文化在此以前就已经衰亡了。
因此，哈拉帕文化衰亡的原因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摩亨佐·达罗之谜在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拉尔卡纳县南部，滚滚流淌的印度河右岸，有一座半圆形的佛塔废墟，修建年代没有人知晓。
白日狂风沙尘呼叫，夜晚寒风习习，尽收眼底的只有一望无际的信德沙漠。
当地人称之为“死人之丘”。
多少年来，这里一片荒芜，满目凄凉，没有人烟。
可是，有谁想到这漫漫黄沙之下埋藏着一个曾经高度发达的文明城市呢！1922年，几名印度勘察队员偶然来到这里，在佛塔的废墟里，找到了几块刻着动物图形和令人费解的文字的石制印章。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几个考古工作队相继来到这里进行了发掘和整理，终于发现这里是一座重要的古代城市的废墟。
这一考古发现，向世人证明了印度河文明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一样古老而灿烂。
这座标志着“印度河文明”的古城，就是举世闻名的摩亨佐·达罗。
摩亨佐·达罗与在旁遮普的哈拉巴一起，被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称为“哈拉巴文化”。
摩亨佐·达罗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750年青铜器时代的一座世界名城。
这个城市的居民叫“达罗毗茶人”，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并用棉花织布的民族之一。
他们创造了结构独特的文字，还发明了相当精密的度量衡方法，建立了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而且广泛地和其他各文明民族进行着贸易往来。
但是，摩亨佐·达罗城是怎样衰落直至葬身黄沙之下？摩亨佐·达罗人是在什么时候遗弃这座城市的呢？他们后来又到哪里去了呢？世界各国的许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种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一直试图通过发掘出来的古城遗址和大批石制印章、陶器、青铜器皿等文物，揭开古城的秘密。
几十年过去了，古城的真实面貌已经渐渐显露出来。
这座古城最早是一些小小的村庄。
后来，各个村庄逐渐扩大，渐渐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城市。
摩亨佐·达罗城有高大的城墙和宽阔的街道，居民大约有数万人。
城里的的街道十分的整齐，房屋排列得井井有条。
摩亨佐·达罗城里街道大部分是东西向和南北向的直路，成平行排列，或直角相交。
主要街道宽达十米，下面有排水道，用拱形砖砌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排水系统。
古城里的建筑物都用火砖砌成。
在这里，人们能看到五千年前留下来的高达七点五米的断垣残墙。
住宅大小不等。
小住宅只有两间房，大住宅里有大厅和许多间房屋。
凡是多房间的住宅，都有几间面向中央庭院，另有一扇侧门通向小巷。
在这些住房中间，最突出的是一幢包括许多间大厅和一个储存库的建筑物。
它可能就是当时摩亨佐·达罗城的国王或首领居住的地方。
另外，还有不少两层楼房屋，下层是厨房、洗澡间，上层是卧室。
这些显然是属于有钱有势人家的住宅。
不过，迄今还没有发现，或者还无法证明，哪一座建筑是宫殿或神庙。
古城里发现过一些带有很多装饰品的小型裸体人像。
据推测，这也许就是一种吉祥的象征物。
古城里的大多数住宅都有水井和整洁的浴室，而且有一条修得很好的排水沟，把废水引入公共排水渠中。
大小住宅多半都在外墙里面装有专用的垃圾滑运道。
居民们可以把废物倒进滑运道，滑到屋外街边小沟。
小沟又连接下水道系统。
这样复杂的污物和污水处理系统，不仅在上古时代是无与伦比的，就是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城镇也望尘莫及。
古城的居民特别爱清洁。
城里最突出的一个建筑物就是一个大澡堂。
澡堂里的大浴池呈长方形，长四十米，宽约二十米。
浴池南北两端有阶梯，有一条一人高的排水沟可以随时把废水排出浴池。
澡堂和一个房间里有一口椭圆形水井，大概是给浴池供水的。
浴池底部和四周的砖块都用石膏灰浆砌合，外面涂上一层沥青，然后再砌一层砖块，以防漏水。
浴池北面有一连串小浴室。
每个浴室里有一个放置水罐的高平台，看来是作热水浴之用的。
此外，还有作为其他用途的一些房间。
这座大澡堂是摩亨佐·达罗人高度重视清洁卫生的标志，也是首次见于历史的一种现象。
在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里发现的大量石制印章，不仅是一种雕刻技艺精湛的工艺品，更是人类古文明最珍贵的文献资料。
因为，在这些印章上刻有牛、鱼和树木的图形文字，很像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
遗憾的是，这些“天书”至今还没有被人们识读。
曾经有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学者说，他已读通了一百二十五个这种文字，并认为摩亨佐·达罗文字已由图画文字演进到了带有表音性质的文字。
古城摩亨佐·达罗遗址的发现证明：包括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古印度也和埃及、巴比伦、中国一样，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史学家认为，昔日摩亨佐·达罗郊外，也是郁郁葱葱，长满着茂盛的草木。
和尼罗河一样宽阔古老的印度河，不仅灌溉着这里的千里沃野，也孕育了人间的文明。
只是到了后来，由于过度的放牧和种植，破坏了生态平衡，使得植被稀疏，表土裸露，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其水分迅速蒸发，然后随风吹蚀，最后终于使这里沦为一片沙洲。
可见，环境的保护是多么的重要。
但是，摩亨佐·达罗人后来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摩亨佐·达罗古城和“印度河文明”究竟是怎样消失的呢？这些谜底可能还深藏在神秘的“死人之丘”底下。
可是，由于岁月的消磨，洪水的冲刷和盐碱的腐蚀，解开这些历史悬案的希望就像眼前的摩亨佐·达罗遗址日见颓败一样，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另一个强大的帝国在古印度诞生了，这就是孔雀帝国。
阿育王用武力扩展了帝国的版图，把孔雀帝国推上了兴盛的巅峰。
图中所示的是刻有阿育王教法的纪念柱，顶上雕刻着两只威武的雄狮。
孔雀帝国之谜当一个把整个物质世界看作不过是一种幻觉的文明，对如时间和地点一类细枝末节是不会感兴趣的。
印度历史关心的仅仅是能否使印度哲学中的永恒真理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
因而，在现能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印度原始资料中，历史、神话和想象总是难分难离地结合在一起。
“印度人的人数比我们所了解到的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所以他们交纳的贡物也超过了别的每一个民族。”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这样告诉我们，公元前480年，当泽尔士入侵希腊时，其军队里还有“身穿棉服、肩荷竹弓和铁头竹箭”的印度人。
也许根据外国入侵和外国人留下的历史报道，我们可以掌握到有关印度早期历史的真实具体的资料。
孔雀帝国是印度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帝国，它标志着印度从宗教运动转向政治发展。
如果说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那么在印度，则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
当然这并不是说印度就没有统一。
印度也有统一，但这是文化的统一而不是政治的统一。
印度文化强调的是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正如种姓等级制度的地位比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高这一点所证明的。
当雅利安人迁居恒河流域的摩揭陀王国时，西北地区凭借同波斯文明的密切联系，日益与印度其他地区相分离。
大约公元前518年时，大流士皇帝已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使旁遮普西部成为其帝国的第二十块辖地。
波斯人的入侵，让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历史再次成为一个不可解的迷雾，一直到二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到来之时。
在当时的印度文献中，迄今未发现有任何提及亚历山大之处。
而亚历山大的同伴们留下的有关印度的印象记，也全未存留下来，只有其中的部分见闻，通过后来的著作支离破碎地流传下来。
这些东西描述了港口、买卖的商品、城市的外观、土著的服装以及诸如一夫多妻、种姓法规和死人火葬一类奇风异俗。
虽然这是一些注重事实的报道，但在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著作中则用讲故事的形式说出来，从而大大增加了这些离奇故事的趣味性，比如说什么有身高十英尺、肩宽六英尺的人，靠蒸汽维持生命的无嘴人，下钢球的雨，恒河里长三百英尺的蛇形鱼，等等。
亚历山大的入侵与其说是一次正式的侵略，不如说是一场袭击。
他在印度仅驻扎了两年，而且在他去世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旁遮普的希腊政权就完全消失了。
不过，他发动的战争确实对印度后来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亚历山大的陆海军在开辟或增加陆海商路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较有实效的。
从印度西北部经阿富汗和伊朗，然后通达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诸港的商业贸易，在这个时候获得了迅速发展。
而亚历山大在整个中东建立的希腊殖民地无疑也为这一贸易做出巨大贡献。
对印度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在印度西北部废除当地的几个王国和共和国、造成政治真空地带方面所起的作用。
旃陀罗笈多·孔雀迅速填补这一真空，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帝国——孔雀帝国。
亚历山大撤离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22年，旃陀罗笈多还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将领，他夺取了摩揭陀国难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
在以后几年里，他稳步地朝西北方向扩大自己的统治，直到他的帝国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印度河流域，并跨越了包括这两条大河的三角洲地区。
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他的国土。
作为亚历山大继承人之一的塞琉古当上中东的国王后，试图重新获得亚历山大统治过的印度地区，但是旃陀罗笈多毫不费力地便击退了这支希腊军队。
一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04年，塞琉古被迫媾和，把印度地区让与孔雀皇帝，并将一位希腊公主嫁给他。
作为回报，塞琉古得到五百头象，他利用这些象，成功地击退了他在希腊化世界中的对手。
塞琉古与孔雀皇帝之间的媾和标志着孔雀帝国已作为当时的一大强国立足于世。
有一位名叫麦加斯梯尼的希腊使节，曾在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住过好几年，他的观察报告虽然现在只能以第二手的形式得到，却是些很有价值的资料。
从报告中，我们得知旃陀罗笈多的儿子频头沙罗（约前298～273年）似乎征服了德干，而他的孙子，著名的阿育工（前273～232）则征服了羯陵伽，即印度东部。
因而，在后者的统治下，孔雀帝国包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个印度半岛。
阿育王统治时的孔雀帝国可以算的上一个“美好的国家”：养护很好的公路上，成群的商人、士兵、王室信使和行乞的托钵僧往来不绝，车辆众多，这使正式的公路法成为必需。
对东海岸羯陵伽的征服促进了贸易，一个海事部专门维护航道和港口。
许多寺院的题词证实了向寺院捐款的商会和行会的富有和慷慨。
首都华氏城被称为“花城”，以它的公园、公共建筑物、九英里多长的河边地和吸引国内外学生的教育制度而闻名于世。
但这同时又是一个高效率的、严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
法律是严厉的，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是无情的。
军队号称有七十万人，配备九千头大象一万辆战车。
精干的密探无处不在，通过信使和信鸽将一连串的报告送交首都。
严酷的刑罚有十几种，常用作惩罚和逼供的手段。
阿育王的统治表明，传统型的帝国统治发生了根本而独特的变化。
他在通过特别残忍的战争征服羯陵伽王国之后，内心经历了一番变化，他在刻于岩石上的第十三条敕令中这样写道：十五万人作为俘虏被带走，十万人被杀死，许多倍于这个数字的人死去。
……为诸神所爱的羯陵伽的征服者，现在感到很懊悔，感到深深的悲伤和侮恨，因为征服一个以前未被征服过的民族，包含着屠杀、死亡和放逐。
……即使那些躲过灾难的人也由于他们始终热爱的朋友、熟人、同伴和亲属所遭到的不幸而极度痛苦。
因之，所有的人都承受着不幸，而这，使国王的心情十分沉重。
从此以后，阿育工致力于促进和实现佛陀的教义。
他渴望有一个“安全、理智、所有人内心都很平静、温和”的未来。
他仿效波斯的统治者，将自己的敕令刻在岩石、山洞和专门建造的柱子上。
这些敕命与其说是正式法令，不如说是具有国家训诫的性质。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告诫人们发扬伟大的美德——朴素、同情、相互宽容和尊重各类生命。
阿育王与首先考虑国家利益的考底和耶不同，他更关心的是人民。
所以，他兴办了许多并不给国家带来直接利益的公共事业——医院和国家公费治疗，大路两旁的果园和休息场所，分配施舍物给各个教派，派佛教传教团去外国。
阿育王并不像现在某些人士所宣称的，是印度的君士坦丁。
他没有使佛教成为国教，也没有迫害其他教派。
相反，他对婆罗门和耆那教也予以慷慨的捐助，并帮助各教各派的杰出人士。
这不是宗教上的变革，而是一种态度上的改变。
他最强调的是宽容和非暴力主义，不仅因为这两者是道德上合乎需要的东西，而且因为它们会促进他那庞大且复杂的帝国日益和谐。
这在阿育王统治期间证明是很成功的，因为他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统治了长达41年的时间。
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他的王朝被推翻，他的帝国被消灭。
文化的统一和政治的统一有时是互相抵触的，印度文明往往在一个范围里增进了统一的文化，却又在另一范围里破坏了政治的统一。
然而，这已成为到现代为止的印度历史的一个模式。
“艾哈文化”之谜早在20世纪中叶，印度的一些考古学家在该国西部的拉贾斯坦邦发现了一处庞大的古人类文化遗址群，面积达1万平方公里。
考古学家认为，约四千五百年前，一个叫做“艾哈”的古人群迁移到这里，他们不仅成为梅瓦及邻近地区最早的居民，还创造了“艾哈文化”。
“艾哈文化”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又是如何灭绝的呢？考古学家发现，“艾哈人”有着氏族社会的文明特征。
遗址群分为九十个主要居住地，每处面积约五百平方米，均用泥砖围成堡垒模样。
后来，南亚的考古学界在巴基斯坦境内发掘了规模宏大的“赫拉帕文化”遗址，其文明特征与“艾哈文化”如出一辙。
人们据此相信，“艾哈文化”是赫拉帕文化的一个分支，并将考古和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赫拉帕地区。
尽管如此，一些细心的考古学家对“艾哈文化”的起源仍存有疑问。
从1994年开始，在美国考古学家的参与下，印度考古界沿着不同的地质层，对“艾哈文化”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发掘。
现在，人们终于有了惊人的发现——在“艾哈文化”遗址发掘出五具古人类遗骸！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这是人们在“艾哈文化”地区首次发掘出古人类遗骸。
研究表明，这些古人死时的年龄均在三十五岁至五十岁之间，除一人的性别无从辨别外，其余为两男两女。
其中四具遗骸是在公元前2000～1800年的红铜时代地质层发现的。
更为惊奇的是，这些遗骸分明有着被火化过的痕迹，与赫拉帕文化的土葬习俗不同，最后一具出土的遗骸并保持着印度教持定三昧的姿势。
一些考古学家提出：难道“艾哈文化”与赫拉帕文化并非同宗？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这两个文化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考古学家在“艾哈文化”遗址，同时发现了布满牛粪的痕迹，并发掘出大量雕刻有牛图形的文物。
起初发掘的文物上刻的均是公牛图形，这契合了印度人历来奉牛为神明的传统。
但之后又发现了刻有母牛图形的文物，这使考古学家大惑不解。
考古学家深入分析后认为，不管是公牛还是母牛，“艾哈文化”与以雅利安人为代表的印度人种的文化，有着更大的共同点：对牛的崇拜。
“艾哈文化”与赫拉帕文化不存在同源的特性，因为赫拉帕文化丝毫没有对雌性动物崇拜的现象。
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谜团进一步被揭开。
人们确信“艾哈文化”是一种较之赫拉帕文化历史更为久远的文化现象，“艾哈人”制作陶器的技术不仅更为精湛，而且运用了比赫拉帕文化的“黑色陶器”更丰富的红黑色彩绘手法。
此外，“艾哈人”在建筑工艺上也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烧砖。
考古学家相信，当赫拉帕文化于公元前2500年处于鼎盛时期时，“艾哈人”从赫拉帕文化中学到了不少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从而推动了“艾哈文化”的发展。
考古学家研究发现，“艾哈文化”在历史上形成了以农业、畜牧业、狩猎和捕鱼为特色的混合经济模式，只是到公元前1800年前后，由于气候变化和自然灾难，“艾哈文化”才逐渐消亡。
赫拉帕文化在同期也开始没落，这也是“艾哈文化”灭绝的一个因素。
但印度考古学界认为，“艾哈文化”并没有从印度国土上消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