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仁(1804—1871)清朝大臣。乌齐格里氏，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进士，同治帝之师，历任副都统、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曾国藩与倭仁都经历了嘉道咸同四朝，完全是同时代的人，没有隔阂，更便于交流。
倭仁是清末理学领袖，他的读书、修身也是跟唐鉴学的，所以，教导的手法与唐鉴没什么区别，只是谈内省时，在实践中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还严格。他介绍说，自己的微念稍一萌动，就赶紧记在日记中，在静坐时自己和自己“讨论”，把点滴不合圣贤规范的想法都消除在萌芽状态。
从此，曾国藩每天都读《朱子全集》，按唐鉴、倭仁的要求去做，重点在反省自己。因为这样的契机，让早期的曾国藩与程朱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此走上了一条自我观照的道路，生命的轨迹也与中国的主流文化思想真正接轨了。
宋明理学的读书和处世方法让曾国藩豁然开朗。朱子的学说之所以深得曾国藩的赞同，现在看来，似乎与两人共同的生长背景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性格，以及学问的道路吻合有关。
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暗合吧。
曾国藩正是在“君子之志”的指引下，在名师的教导下，抵制随波逐流，虽然经历了无数挫折，最终还是修炼成了一代道德典范。
第一笔“灰色收入”
虽然曾国藩的修养在不断地提高，身份也变成为了人人羡慕的庶吉士，但生活一直没有多大的改善，每月有四两多银子的补贴，不到月底就见不到影子了，只好靠家里补贴，曾国藩成了名副其实的月光族和“光荣”的啃老族。不管他怎么提高修养，没钱的日子真是让人闹心，再加上京城的消费又高，曾家有些负担不起了。
无奈，在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八月，曾国藩便请假离开京城，回到湖南老家，又开始了家居读书的生活。
这次回老家，虽然不能说是衣锦还乡，可是境况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旧时称中进士为登龙门，一登龙门，身价就十倍增长。
曾家世世代代以务农为生，曾国藩第一个被点了翰林，这样的喜讯让白杨坪这个小小的山村轰动了。如今翰林回乡，上门祝贺的人自然是络绎不绝。亲戚朋友，以及亲戚朋友的朋友，全都赶来贺喜。而且四乡有身份的人家乃至地方官员，都以与这个新科进士、钦点翰林交往为荣。面对这样的“空前盛况”，曾家当然要大摆宴席，庆贺一番。
曾国藩在功课的闲暇时间，四处游览拜访，所到之处，总会被狂热的人们包围，向他提些五花八门的问题。面对这些狂热的粉丝，曾国藩没有什么大牌明星的架子，总是尽力满足粉丝的要求。
当然，求字，求诗，求文的人也络绎不绝，他得到的额外收入，不仅还清了赴考时欠下的债务，还有剩余，可供再到京城的费用。
曾国藩此刻还是个“空壳子”庶吉士，就这么受欢迎，回老家一趟下来，就得到了让他感到意外的“灰色收入”。如果以后当了朝堂大员，那意外收入的数目，估计连他自己也想不到，怪不得人人都想当官呢。
当然，曾国藩之所以会如此忙碌，除了酬谢亲友，还有就是炫耀自己取得了功名，同时也为了联络官府，为自己的前途打基础。
光阴荏苒，转眼间又到了散馆之年。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十一月初二，曾国藩准备离开湖南，赶往京城。
在曾国藩进京的这一天，一百多名族人全部在他家集合后，上坟山竖碑祭祀。然后，曾国藩便乘船北上。他的父亲雇船把他送到了长沙以北五十里的紫金湾，一路千叮咛万嘱咐，好像曾国藩还是个未长大的孩子似的，可见对曾国藩的期望有多深。当然，其中的爱子之情更是不用言表。
大船在湘江上漂流，曾国藩南望家乡，心中充满志在必得的豪情。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曾国藩的这次京师之旅，一去就是十二年。
官场：多磕头、少说话
曾国藩和同行的人经过长途跋涉，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正月廿八日才来到北京，刚开始在长沙会馆居住，二月初一日转到宣武门外南横街一个叫千佛庵的庵堂里住了下来。
在翰林院庶吉士见习期满的，照理都应该过班引见。可是，中国自有中国的特色，要想早些被引见，请客吃饭送礼是在所难免的。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习惯，也是国人的风俗。
家境是比较好的庶吉士，在临近过班引见的日子，都是今天请礼部堂官，明天请吏部郎中，连宫里的一名在御膳房当差的太监，也要送几十两银子。
但是曾国藩就不行了，他出身农家，没有多余的银子来送礼请客吃饭，还有庶吉士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所以钱庄和会馆也不肯借贷给百两以上的银子。
无奈，贫寒的曾国藩只能干耗着，等待也许是他生命中避不开的课题。他已经习惯了等待，只是希望上帝在关上门的时候，记得给他开一扇窗户。
没有钱财、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曾国藩如何在京城为自己的仕途打拼奋战，如何超越众多的高官显爵，以布衣之身，位极人臣呢？相信这是读者最想知道的答案，让我们娓娓道来。
曾国藩知道在京城呆一天，就要耗费一天的钱财，对于家底不厚的他来说，这是一种无可名状的煎熬。好在上帝还是比较仁慈的，没有忘记有良好的教育、热烈的想象力、巨大的野心，但却极度贫穷的他。在消磨他耐性的同时，已经为他和贵人相遇准备了契机，为他步入官场铺了一条平坦大道。
我们知道，在官场混的人，光有才干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识千里马的伯乐，想平步青云是不现实的。曾国藩这匹千里马的运气是相当不错的。
曾国藩飞升之快，官运亨通的原因不止一个，比如他个人勤苦努力，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在京官中博得了勤恳好学、为人正直、谦恭的好名声。他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威望，主要原因还是穆彰阿的援引和扶持。
在说穆彰阿之前，先要了解另一个人——曹振镛。
在清代道光帝的满朝文武中，最得宠、最走红的当数曹振镛。让人不解的是，这个人政绩平平，并没有多少建树，却仕途通达，往上爬的速度非常快。
在嘉庆皇帝逝世后，朝廷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几位军机大臣草拟遗诏，其中说到乾隆皇帝生在热河避暑山庄。这份遗诏颁布后，文武百官（包括道光皇帝）都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偏偏让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挑出了一个“小毛病”：乾隆不是生在避暑山庄，而是生在雍和宫。
乾隆是道光的祖父，竟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错了，这还了得！所以，道光帝龙颜大怒，很快就将这几个军机大臣赶出了军机处，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三个月后，曹振镛又交上了红运，荣任军机处领班，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
奇怪的是，曹振镛不仅得宠得让人吃惊，更让人吃惊的是能够一直得宠。在随后的岁月里，没见这位曹大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迹，但他仍然一个劲地往上蹿，许多荣耀接连不断地落在他的头上。
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道光在玉澜堂铺张浪费地赐宴15位老臣。曹的年龄最小，却也分享到了赐宴、绘像的荣耀。第二年，曹出任上书房总师傅，成为未来皇帝的师傅头儿。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平定张格尔叛乱，曹振镛又晋升为太子太师。次年，张格尔被擒，道光将曹振镛提升为太傅，赐予紫缰，在紫光阁陈列画像。从此，曹振镛进入了显赫功臣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