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书生很看重自己的名声，而对于此刻的曾国藩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披着书生外衣的屠户而已，名声在他眼中一文不值。
曾国藩的“铁血政策”让他在长沙站稳了脚跟，却因此失去了很多的支持者。
枪打出头鸟
人怕出名猪怕壮，随着“曾剃头”恶名的流传，曾国藩的铁血政策也轰动一时，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了站在风口浪尖的人物。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锋芒太盛的人注定会招致四面八方的人的攻击。
手握咸丰帝的谕旨，头顶有张亮基罩着，曾国藩的团练工作还比较顺利，但他这种顺心日子没多久就结束了。
曾国藩到达长沙不久，武汉三镇便失守了，咸丰帝大为震怒，又使出了看家本领：将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严办，命张亮基到武昌接替徐广缙的空缺。原湖南巡抚骆秉章又重任旧职，布政使是徐有壬，按察使是陶恩培。
湖南新的领导班子形成了，但这三员朝廷命官却不买曾国藩的账：不就是一个地方团练帮办，凭什么任由你在湖南指手画脚呢？
从表面看，曾国藩的团练办得如火如荼，其实，地方团练大臣们的地位很尴尬。他们既不是地方大吏，又不是钦差大臣，只是被皇上冠以“帮办大臣”的头衔，两手空空拉队伍，维护地方秩序。
张亮基做湖南巡抚时，处处让曾国藩放手去干，他还混得下去。如今自己的靠山不在了，至少应该收敛一些，以免给别人落下把柄，可曾国藩却不顾这些，仍然像张亮基在长沙时那样我行我素。一向以钦差大臣自居的曾国藩注定要和新湖南巡抚磕磕碰碰。
不久，这种矛盾便集中爆发，几乎闹出了大事。
按照清朝的惯例，绿营兵由总督统辖，由各省提督统带，负责训练等事务。团练大臣只是管理勇丁，无权过问地方绿营军营事务，可曾国藩觉得背后还有咸丰帝为他撑腰，偏偏通过塔齐布对湖南绿营军加以干涉。
塔齐布是满洲镶黄旗人，姓陶佳氏。起初由火器营护军提升为三等侍卫，后来因为长沙守城有功擢升为游击，赏戴蓝翎，接着又任抚标（即巡抚之卫队）中军参将。
曾国藩统率的湘勇，基本干部全部是书生，虽然有知识，有头脑，但没有一人有实际军事经验。他见塔齐布生性忠勇，剽悍骁健，没有旗人和绿营军官中的腐败习气，于是聘他为教师，训练勇丁。因为有了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所以二人的交往便越来越密切。
曾国藩对勇丁要求很严格，有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同时还要与绿营军一道会操，在盛夏酷热之时，也不许停止，于是，便引起湖南绿营兵将的反对。
曾国藩的做法令湖南的军政大员们心里也十分不痛快，甚至新任巡抚骆秉章，都认为他有喧宾夺主、越俎代庖的嫌疑。因为按照惯例，文官管不着军队，即使是巡抚也没有过问军队操练的先例。
领导不满意，但又不方便提出来，自有会揣摩领导心思的下属甘愿被当枪使。
最先站出来挑战曾国藩的人是长沙副将清德。他拒绝听从曾国藩的命令，不仅带头抵制会操，而且到处散布谣言，说曾国藩目中无人，越权行事。
清德，这个人是古今官场中常见的那类玩忽职守的庸官，自己不做实事，却喜欢搬弄是非，在背后说闲话。他有一大嗜好是养花，外出办差，不办实事，却责令部下购买花盆，装载船头；对营务武备一窍不通。
湖南提督鲍起豹听信谣言，命令塔齐布不要再去参加会操。
倔犟的曾国藩自然不会轻易认输，他决定写一个参劾清德和保奏塔齐布的奏章。
咸丰帝对清军军事上的一蹶不振，一直积恨于心。杀鸡给猴看的事情也不是头一回做，自然是将清德革职拿办，而塔齐布则被提拔为副将，这下，令湖南官场大跌眼镜。
这头一个回合，曾国藩大胜。他虽然丁忧在籍，却是堂堂二品官员，有资格直接上书皇帝，虽然没有实权，但身份却不容小视。
曾国藩这种类似于打小报告的行为，虽然为他赢得了胜利和尊严，但他的这种行为只会让他在湖南官场的处境更加尴尬。因为惩办了清德，并不意味着他能得到湖南官场的认同。骆秉章城府极深，心中虽然不满却藏而不露。他对曾国藩更加敬而远之，因为万一哪天自己落一把柄，被他告了黑账，岂不冤枉。
要知道，谁能笑到最后，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提督鲍起豹对曾国藩的越权举动自然异常愤怒，难以吞下这口恶气，暗道：你别得意得太早，有你哭的时候。
绿营兵认为塔齐布是巴结曾国藩才升为副将，对他的这种龌龊行为感到丢人。在鲍起豹的纵容下，绿营军又向塔齐布挑衅。曾国藩忍无可忍，出面干涉。他本想处罚那些带头闹事的官兵，但考虑到兵变，一时犹豫，未能做出决定。不久，绿营兵越来越猖狂,枪伤了曾国藩的随员和护兵，差点伤到了曾国藩。
眼看形势就要控制不住了。曾国藩和塔齐布不得不仓皇逃走，才免于被杀伤。
事情闹到巡抚骆秉章那里，处理结果是让肇事者赔礼道歉，并不追究鲍起豹的任何责任，也不对曾国藩给以任何的安慰。
栽了大跟头、受了窝囊气的曾国藩别提多郁闷了，这事要传出去，他在众人面前还有什么威信可言？因此，曾国藩初办团练的热情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事后，长沙城里的各级官吏都说曾国藩干预绿营兵事务，是自取其辱。团练和绿营结下如此深的怨仇，今后的冲突摩擦肯定会无穷无尽。
平心而论，曾国藩的出发点是好的，他觉得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就不应该掺和太多的私心杂念。只是他错在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碰得头破血流，成了孤家寡人，处境自然十分艰难。经过这番波折后，他对绿营军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觉得他们已经完全腐败不可用，这更加坚定了他编练新军的决心。
惹不起，但躲得起，曾国藩这次委曲求全，是看到自己在省城已经惹了众怒。他的家族在湘乡，他还要完成朝廷的使命，翻了脸，他就很难再做下去。掂掂实力，曾国藩知道自己目前还扳不过骆秉章、鲍起豹和绿营。退一步海阔天空，更何况反省起来，他也并非全无错处。
曾国藩知道长沙再也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了。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腿长在自己身上，还能被尿憋死？走吧！到衡州去，离开这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碌之辈，到衡州去大展宏图！
咸丰三年八月（公元1853年9月），曾国藩便自动离开长沙，去了衡州，他最初的团练也随之草草地告一段落。
建国原来如此简单
太平军占领武昌以后，对今后的作战方向发生了分歧。后来，洪秀全决定还是顺流而下，直捣江苏江宁(今南京)。
咸丰三年年初（公元1853年2月9日），经过短期休整，洪秀全、杨秀清等率领号称50万(然而实际只有10余万的兵力)，放弃武汉，沿江东下，水陆并进，直趋江宁。
此刻，正是漫天大雪的时节，一万多艘战船在长江上浩浩荡荡顺流而下，就像一条白色的巨龙。一路上，守备的清军看到起义军人多势众，大多不战而退，溃不成军。
2月15日，太平军在下巢湖（距鄂东咽喉要地武穴镇很近）大破清朝的江防军，俘获无数枪炮弹药，杀掉清军两千多人。接着，石达开率水军自下巢湖顺流而下，在2月18日攻占了可以控扼皖、赣、鄂三省门户的重镇——九江。等向荣的清军赶到九江，已经是三天后的事情了，当时太平军主力已经杀入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