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中，曾麟书屡试屡败，心中非常不爽；再加上父亲的无理斥责，自然是非常委屈。可谁叫自己笨呢，不能为曾家光宗耀祖，被老爹责骂一番也是活该。好在他没有把这种怨气撒在儿子——曾国藩身上，而是化愤怒为动力，争取要让儿子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长孙宽一凝聚了祖父辈和父辈光大门第的全部希望。
在这里再说说清朝那毁人的科举制，不过，正是这科举制度成了曾国藩后来飞黄腾达的跳板。
清代的科举考试分三个等级：童试，乡试，会试。童试三年两试，考中的人被称为生员（即秀才），考中秀才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三年一试，又称大比，由于在秋季举行，也叫秋闱。乡试考中者称举人，考中举人后就有了做官或进一步参加会试的资格。会试也是三年一试，即乡试的次年春季在京师举行，所以称为春闱。会试考中者就是进士，再经朝考后，成绩优秀者位列三甲，进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三年，称为庶吉士，散馆后留院者便成为翰林学士，朝考及散馆落选者则授予京城或地方的官职、教职。
乡、会试又有恩科，碰到朝廷庆典，由皇帝特旨举办。又有副榜与贡生的名目，副榜是乡试成绩优秀却因名额限制而未能录取的秀才，贡生则是品学兼优，由地方保送到京师深造的秀才。二者都可入国子监肄业，并有参加乡会试的资格。
童试又称小考或小试，是最初级的考试。要想从童生进为秀才，要经过三关：县试，府试，院试。县试由知县主持，每日一场，要连试五场，内容是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等。县试通过者方可参加府试，府试由县上一级的知府主持，内容与县试略同。府试录取者还要参加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学政由皇帝钦派，一任三年，负责为朝廷甄拔人才，主持各省的科考事宜。院试是童试中最为关键的考试，这次考试通过后，童生们不仅能获取秀才的功名，还可以进入府县学馆，享受公家的钱粮补贴（廪饩），安心读书，奠定仕途的基础。
童生在通过童试，获取秀才功名前，什么也不是，顶多算个读书人，在村塾或家塾中教教书，混口饭吃。有不少人终生应试不中，须发皆白，儿孙满堂，却仍然是个老童生，只有带着遗憾被一抔黄土掩埋了，真是可笑又可怜。
不过，读书人要想跻身于官场，光宗耀祖，如果你没什么背景和钱财的话，只能是挤科举这个独木桥了。
曾麟书从十几岁考到四十多岁，膝下儿女成群，却是个名副其实的老童生。他为了让儿子实现自己的梦想，从儿子八岁起就把他带在身边，无论出门还是睡觉，从早到晚给他讲书，耳提面命，如果他听不懂就耐心讲解数遍。曾国藩的天资很高，记性也好，在父亲的苦心教导下和他刻苦努力下，学业也是天天有进步。
这样的家庭期望，这样的家庭教育，曾国藩理所当然地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此时，曾国藩最大的愿望就是实现父亲追求终生的梦想——考取功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父亲直到四十三岁，经过了十七次考试才中了秀才，入了县学。可见，参加科举之路是多么艰难。
不过，曾国藩继承了祖父的厚重和父亲百折不挠的良好品质。他好像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一步步靠近祖辈们的梦想。
读书与求仕在“百草园”的日子
当时的晚清社会，旧秩序到了将要崩溃的边缘，而社会前进的方向却茫无头绪。国内，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外，列强虎视眈眈，可谓内忧外患，百弊丛生。
但这种大气候丝毫不影响曾国藩的修学之路。
清代的科举考试继承了明朝的考试制度，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明令废止科举制度。在这二百多年中，没有太大的变化。曾国藩从识字读书到开始踏上仕途，耗尽了二十三年的时光，才真正吃上了官饭，实现了曾家祖辈几代人的梦想。
童年的曾国藩性格比较沉静，从生下来一直到三四岁都很少啼哭。这一点和其他小孩有明显的不同。他从小就被全家人捧为掌上明珠，和外面流浪的孩子或出身在贫苦农家的孩子相比，简直就是掉在了蜜罐里，幸福死了。不过，人总是要慢慢长大，童年的美好生活也会一点点地成为美好的回忆，好像近在眼前，却又遥不可及。
和现在的孩子一样，出门上学需要有个大名。曾国藩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认字读书，取学名叫子城，字伯涵。“城”是“成”的谐音，家人渴望他早日成龙，功成名就。
曾星冈为了几个孙辈能有出息，考取功名，特意花高价从长沙聘请了私塾老手陈雁门做启蒙老师。陈雁门是一名六十二岁的老秀才，手底下出息过两个举人门生。他是名震三湘育人有方的私塾高手。
曾国藩七岁时，父亲曾麟书因为参加童子试屡试屡败，便设立私塾，取名字叫“利见斋”。这个名字其实极为俗气，由此可见为什么屡试屡败，真是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不过，私塾中授徒十多人，勉强还能混得过去，不至于关门倒闭。
曾麟书知道自己天分不高，有生之年取得功名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于是便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儿子身上。可他自己就是死读书、读死书，所以在授课方面也没有什么高招，只好让儿子下足功夫读书习字，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指导，就连吃饭、走路、睡觉都嘟嘟囔囔。爷俩儿相互提示，背诵诗书，倒显得其乐融融。
可六七岁的孩子正是贪玩的年纪，每天在父亲的监督下学习，童心未泯的曾国藩被过早地剥夺了童年的欢乐。就这样，曾国藩跟着父亲一共学了整整八年。
乡村的私塾生活宁静而又平淡，就好像一杯白开水一样。但曾国藩对于读书做学问，却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并且对烦人的八股文章，也表现出足够的耐心。这一点让曾麟书尤为欢喜，知子莫若父，从儿子身上，他已经看到那个梦想离他越来越近。
其实学习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耐心比拼的过程，谁咬牙坚持到最后，谁就可能获得成功。
虽然乡野中的这种平静隐逸的生活就像冬眠一样，让人都快失去了知觉，但人是好面子的动物，尤其是生活在养尊处优环境中的曾国藩，虽然还比较年幼，却极其重视自己的面子。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或蔑视他所谓的面子。从小他就很有心计，谁要是和他过不去或得罪了他，他就会深记在心，找机会狠狠地报复一下。
九岁那年，曾国藩跟随父亲到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人家中就读。一天，他与主人家的小孩发生口角。小孩子间吵吵闹闹，在所难免，可主人却宠惯自己的孩子，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曾国藩痛骂了一番。
无奈，为了保住饭碗，当时在这家私塾教书的曾麟书不仅把自己的儿子责骂了一番，还连连向主人家赔不是。主人家这才罢休。
本来事情就该这样结束了，可这件丢面子的事情偏偏发生在曾国藩身上，注定不会就这么草草了结。
果不其然，曾国藩把这件事暗记在心，到了放学的时候，偷偷把主人家的金鱼缸底部打破。水干鱼死，他这才解恨离去。
可见，曾国藩是不好惹的，明的不行，我就给你来暗的。当时他肯定在想：谁惹老子生气，老子就让你付出血的代价。
虽然曾国藩在少年时和普通人一样，也是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但是，他并不是长期沉溺在这狭小的恩怨相报中，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常常自我反省。这样，他才成为了一个不平凡的人。
此刻，曾国藩对外面的世界还没有清晰的概念，每天的之乎者也对他来说，也并不是难事。所以，他还陶醉在这种乡间田野的百草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