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是倒霉起来，喝凉水都塞牙，吃豆腐都能噎死。现在的曾国藩就是这样，被倒霉的事情紧紧地缠住了。
丢失徽州城后，祁门大营便陷入危机，曾国藩也成了太平军嘴边的一块肥肉，他想打退堂鼓，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一个两江总督如果从战场上逃走，岂不被天下人笑破肚皮。曾国藩只好咬牙硬撑，一时又想不到其他好的办法，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太平军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当时，祁门的形势已经火烧眉毛了，因为祁门周边除了城边的榉根岭和羊栈岭两座山岭可以防卫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可以用来防御的屏障了。
而太平军的打援部队又把前来援救的各路人马挡在外围，曾国藩如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万分。好在守卫榉根岭和羊栈岭的部队依靠地理优势阻挡住了太平军的进攻。曾国藩才暂时没有了性命之忧，才有了喘口气的机会。
可就在曾国藩连自己的屁股都擦不干净的时候，忽然又接到皇帝的谕令，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严令曾国藩派兵驰援京畿。这对曾国藩来说，真是雪上加霜！
原来，自从咸丰六年九月（公元1856年10月）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场战争便断断续续，延续了四年。到咸丰十年六月（公元1860年8月）扩大战争，将战火燃烧到京、津地区。八月（9月），接连打败清朝军队，逼到了北京城下。
这还了得，惊惶失措的咸丰帝留下恭亲王奕在京应付局面，自己则带着嫔妃和大臣等一干人马逃往热河。
在逃亡的路上，咸丰帝越想越来气，这是什么世道，内有太平军搅得人不得安心，外有列强欺辱，如今被赶得都快无路可逃了。
于是，在逃跑途中发布谕令，让各地督抚派兵“勤王”。
第一道谕令就是发给曾国藩的，可见，在咸丰帝眼中，关键时刻，曾国藩还是一员靠得住的大员。能得到皇帝的信任，是件很美的事情，可曾国藩还来不及沾沾自喜，便又开始郁闷了。
因为咸丰帝点名要湘军的鲍超率军入京勤王。自从鲍超在太湖之战立功后，皇帝不仅给他升了官，还给他放了长假，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鲍超在徽州被攻陷的前三天才从四川老家回到祁门。可是屁股还没坐热，皇帝就点名要他去北京“勤王”。
此刻，曾国藩尤其不愿放鲍超和他的五千“霆军”去北京。不是小气，而是被形势所逼，祁门虽然名义上是“大营”，实际上异常空虚，身边只有三千军队可以一战。如果有大批太平军来攻，恐怕就会遭受灭顶之灾。放眼四望，能守祁门大营的只有鲍超一军了。
可以说，此刻曾国藩不比咸丰帝好过多少，至少咸丰帝可以逃跑，可是曾国藩该往哪里逃呢？
无兵可发的曾国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也许，你会说还是先保自己的命要紧，皇帝老儿先撂一边吧。可话说回来了，如果皇帝遭遇不测，曾国藩将会背个不忠的骂名，遗臭万年。
再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皇上蒙难之际，湘军如果不“勤王”，还要湘军有什么用？
左右为难的曾国藩只好征求幕僚的意见，可那么多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拿出两全齐美的办法，这些幕僚平时咋咋呼呼的，一到关键时刻就都哑巴了。
曾国藩正气得乱骂娘的时候，李鸿章推门进来（当时还没有离开），给曾国藩出了个好主意。他说：“不必北上勤王。”
此言一出，满座惊呼。
在皇上为难的时刻，置皇上的安危于不顾，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这种臣子真该乱箭射死。
曾国藩在震惊之余，对李鸿章倒是颇感兴趣，毕竟他的言论和众人的截然相反。
“为什么？”
“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华大地，只不过是想从我大清讨点好处罢了。大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洋人孤军深入，想灭我大清，无疑是痴人说梦。如今进攻京师，也只不过是借战争给皇帝施加压力，多占大清的便宜罢了。再说，现在洋人已经打到了京城，如果他们有心捉拿皇帝，几天之内便可到达热河。等我们从数千里之外的安徽赶到京城去‘勤王’，黄花菜都凉了。”
李鸿章的分析很新鲜、很独特，曾国藩的心里也一下子亮堂了许多。
“但是，皇帝下旨要湘军北援，我们总得有所表示吧？”曾国藩问。
李鸿章接着说：“皇帝留恭亲王在京和洋人讲和，恭亲王的办事能力很强，应该不会出大乱子。我们只要认准一个字‘拖’便可以了。”
于是，曾国藩和众人商讨一番后，决定给咸丰帝上个折子：“勤王”事关重大，一个鲍超远远不够，是否由曾国藩或胡林翼带兵入京？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表面应付皇帝的托词，可事到如今，也别无他法了。
于是，九月五日（10月8日），曾国藩把奏折递给了咸丰帝。当然，曾国藩也做了一番北援的准备，以防皇上再令北上“勤王”。等了差不多一个月，直到咸丰十年十月四日（1860年10月4日），曾国藩接到了圣旨：已经和洋人达成“议和”，湘军不用北上“勤王”了。
这下，曾国藩高兴坏了，看来李家老二真是料事如神。压在曾国藩心头的石头总算减轻了一些，他又可以专心对付太平军了。可还没等他行动，太平军就打到了祁门大营外。
生死命悬一线
转眼到了咸丰十年十月（公元1860年12月），祁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利于湘军了，榉根岭和羊栈岭眼看就要保不住了。曾国藩感到危险正在一步一步向自己逼近，坐卧不安的他便亲自跑到前线督军作战，希望能在自己的带动下，出现一丝转机。
可面对数倍于自己的太平军，湘军也只有招架之功，虽然有主帅坐镇，也不起什么作用。
李秀成率领南路西征太平军多次强攻后，终于攻破距祁门大营仅八十里的羊栈岭，继而率军向祁门挺进。
湘军大营乱作一团，曾国藩也惊恐万分，他怎么也想不到灭顶之灾来得这么快，以为这次再也难逃活命了。他呆呆地坐在营盘大帐里，写好遗书，等着太平军攻来时自杀殉国，也好落个英烈的名声。在给儿子曾纪泽的遗嘱中写有“此间局势危急，恐难支持”、“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四面梗塞，接济已断，如此一挫，军心尤为震动”、“尔等长大以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毯”。可见，曾国藩当时的心情无比灰暗，情绪也沮丧到了极点。
再看看手下的那些幕僚们更是慌作一团，有准备跟随曾国藩殉国的，有准备逃命的，还有连路都走不动，尿裤子的。平时这些人一个个装得一副温文儒雅的样子，关键时刻却是这副德性，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曾国藩已经打光了手中的所有牌，他现在能做的，就是看着李秀成出牌。不过，曾国藩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那就是鲍超，鲍老弟和他的霆军。不知道这根救命稻草能不能再次把自己从生死线上拉回来。
原来，在太平军攻陷徽州以后，曾国藩便急调鲍超率“霆军”前去截住太平军，可因为是否“勤王”耽搁了些时日，不知道鲍超大军能否及时救急。
其实，等鲍超大军赶到时，太平军已经攻破了羊栈岭，在休宁的柏庄岭遇到鲍超，两军便展开了一场激战。
此时，历史却和太平军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与鲍超作战的李秀成并不知曾国藩就在祁门的空营中，所以并没有非要攻下祁门的打算。鲍超的“霆军”奋勇杀退了李秀成的几次进攻后，太平军便自动退兵而去。
就这样，李秀成错失了亲手斩杀曾国藩的最佳时机，此后，太平军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曾国藩能够再次起死回生，实在出人意料。这是偶然，或是必然，或是冥冥之中的注定。结果，曾国藩毫发未损，活得好好的，本以为是灭顶之灾，结果，只是虚惊一场而已。
当击退太平军的鲍超回到祁门拜见曾国藩时，幕僚们一齐迎出大营门外，曾国藩更是冲上去抱住鲍超，半天激动无语，只有那满脸的泪水在静静地流淌。
好歹是捡回了一条命，大难过后的曾国藩生怕太平军再来个反攻，于是，立即派鲍超防守祁门东面的渔亭，张运兰防守祁门西面黔县，确保祁门的安全。
果然不出所料，十天之后，咸丰十年十一月（1860年11月）初，兵分三路的太平军又一次向祁门湘军大营攻来。
曾国藩暗自叫苦不迭，难道太平军知道自己身陷祁门了吗？这次还能那么幸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