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上谕明文令他“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让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绝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
不过，面对民众，他还是装成救世主的模样，向大家保证一定秉公办理，给大家一个说法。
回到轿子里，耳边还回荡着民众的赞美之声：什么包青天再世、什么救世主等等。曾国藩一下感觉很惭愧，心也变得如同千斤铁锤一样沉重。看看被蒙在鼓里的民众，他真有些抬不起头来。可是，国力衰退，惹不起洋人，面对洋人的霸道，他也无能为力。也许只有不把洋人惹火，才能保住大清的社稷，才能让百姓过上太平的日子。
进城后，曾国藩不顾一路旅途劳顿，便着手处理天津教案了。
刚吃过晚饭，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便前来拜访，崇厚直属直隶总督管辖，在曾国藩面前恭敬有加。他向曾国藩诉苦道：天津形势越来越恶劣，府、道都躲得远远的，生怕和这事扯上关系。如今整个担子都压在他身上，全城百姓都骂他是汉奸，清政府逼他尽快解决纠纷，就连法国人也在找他。
如果有个地缝，崇厚恨不得钻进去，永远不再出来。看着焦头烂额的崇厚，曾国藩知道，现在这个烂摊子只有靠自己来收拾了。虽然曾国藩不喜欢崇厚这个人，但要在天津办事，还是离不开崇厚的帮助。所以，对崇厚的处境深表同情，并安慰了一番。
四面楚歌
对于天津教案，崇厚的态度很明确：这个案子纯属百姓无知挑衅，天主教教义仁慈，教会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曾国藩很讨厌崇厚的这种媚外态度，不过，自己虽然不媚外，也希望能秉公处理，但感觉是那么地力不从心。既然来到了天津，不管结果怎么样，过场还是要走的。于是，他命令崇厚等人去育婴堂继续了解情况，并准备提审武兰珍等罪犯。
说心里话，曾国藩对天主教一向比较反感，他根本不相信这些洋人会怀着菩萨心肠，不远万里，来到中华大地行善事。再说，长毛就是学了天主教这一套，结果造成十多年的大乱。
他一向认为：与洋人争斗，不要计较眼前的胜负，而要看长远的输赢。目前，大清的国力不如洋人，如果开战，除了一败涂地，没有半点胜算的可能。所以在自己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必须忍辱负重，图谋更大的发展。
于是，曾国藩写了一篇《谕天津士民示》，告诫天津民众对教堂传闻要查访确实，不可以莽撞行事。并将皇上妥协处理教案的意图宣告于众。
民众终于看清了这位总督的真实面目，大清的官员原来都是一丘之貉。结果，这个告示刚贴上不久，就引来民众的谩骂，骂曾国藩是软骨头、是非不分、对洋人卑躬屈膝。
对此，曾国藩毫不在意，他相信总有一天，世人会理解他的苦心。
调查结果表明：育婴堂没有迷拐儿童，所谓挖眼剖心的事情也都是空穴来风，没有直接证据。
提审武兰珍的结果：武兰珍与王三是地道的人口贩子，和教堂及育婴堂没有半点关系，他们之所以供认与教堂有关，是想借教堂这把保护伞来逃避惩罚。
说实话，曾国藩也不相信洋人是无辜的，但这样的结果有利于按朝廷的旨意办事，别人也不好多说闲话。所以，他还是比较满意的。
天津教案的案情基本明朗了，性质与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教案差不多，是百姓长期对洋人积聚的愤怒引起的变故。但天津教案完全是因为丰大业先开枪打死刘杰家人引起的，洋人理亏在先。
曾国藩换个角度又想：因为谣传便围攻教堂，又有什么道理可讲？丰大业先开枪打死人虽然有罪，但顶多打死他偿命罢了，怎么能够一下子打死二十多人呢？还毁坏教堂，毁领事馆、育婴堂等，这不是给洋人制造口舌吗？
就事论事，到底是洋人不对，还是国人无理？曾国藩头大了。这就好比两个人打架，本可以各打五十大板了事，但偏偏一方势力强大，不依不饶，这下就不好办了。
朝廷的旨意很明确：要银子给银子，要土地给土地，就是不能得罪外国人。反正大清已经千疮百孔了，再割点肉，也看不出什么大问题。但如何面对舆论的压力，如何给天津民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就不再那么简单了。
天津民众犹如一堆干柴，遇上火星便会熊熊燃烧。《谕天津士民示》已经惹得满城风雨，如果他再向洋人让步的话，简直就是火上浇油，事态也许会继续扩大，难免会和洋人发生武力冲突，后果不堪设想。而天津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各国联合起来，给朝廷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双方力量都很强大得罪了那一方都不好交代。
如何处理这个事关中外邦交、官民关系，还有自己个人名誉的复杂案件呢？全国人民都看着呢，稍有不慎，就会被国人的唾沫星子淹死，给子孙后代落下个卖国贼的骂名。
这超出了曾国藩的预料，在来天津之前，他还心存侥幸，认为自己可以处理并让双方都满意而归，可现在，他对此没有一点奢望了，不管怎么做都要得罪一方。曾国藩举棋不定，感到难上加难，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桩案子竟然如此棘手。
曾国藩苦思冥想，几乎想破了脑壳，也没找到两全齐美的办法。
洋人是不能得罪的，那只有得罪民众了，可得罪民众后，自己便会落个千夫所指的卖国贼骂名。自己的一生名誉真的要毁在津门吗？
举步艰难、进退维谷的曾国藩后悔莫及，怎么当初头脑一热，就接受了这个差事呢？否则也不会走上这个四面悬崖的绝路。
这难道就是命？自己注定不能画个圆满的句号？曾国藩抬头仰望苍穹，苍穹无语，曾国藩更是无语。
委曲求全成过街老鼠
此时，正好发生了普法战争，法国有些顾不上中国的事情了。京、津民众也掀起反侵略、反投降的风浪。一些大臣认为这是个好时机，便鼓动曾国藩趁法国内乱之际，迅速解决天津教案，如果法国人不乐意，就彻底把这些法国佬赶出中国去。
对大清来说，国际形势是好的，曾国藩也曾动摇过，但他还是认为大清朝已经腐败到骨子里了，经不起折腾了；一把手慈禧太后也希望稳定，不想打仗。还有，万一法国联合其他列强作战，大清未必能捞到什么好处，没准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所以，经过冷静思考后的曾国藩最终选择了议和，而不是发动战争。
同治九年六月十九日（1870年7月17日），曾国藩在天津会见了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正式开始谈判。
谈判双方如果地位平等，还有得一谈，但现在二人所处地位太不平等了，一个是有恃无恐，蛮不讲理；一个是完全被动，等待对手裁决。所以，曾国藩也不打算进行毫无意义的口舌之争，决定按照上面的吩咐，严办杀人凶手，赔偿洋人的损失。
刚开始，罗淑亚的态度还可以，所提条件也不过分，本以为可以结束谈判了，不料两天以后，罗淑亚纠合英国公使威妥玛联名修书一封：必须赔偿白银50万两；正法所有凶手，尤其是“暴乱之首”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总兵陈国瑞等。
还威胁道：如果在十天之内不能兑现要求，法国第三舰队和英国加尔各答舰队将炸平天津，攻进紫禁城。
曾国藩气愤至极，好歹也是个驻华公使，怎么能出尔反尔？其实，原因很简单，有了英国这个帮凶，罗淑亚不再势单力薄，再加上强大的军舰做后盾，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提各种要求。
猖狂，猖狂至极，简直就是一群地痞无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