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很快便传到了京师，慈禧为国人有这么大的胆子而震惊，她就想不通，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这些泥腿子捣什么乱。同时，又被7国的坚船利炮吓得屁滚尿流。于是下令：尽快息事宁人，这是必须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惊恐不已，主管大臣恭亲王奕办理了这么多年洋务，总结道：这个活不好干，好比在刀尖上行走，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乱子。不过，洋人的目标不是中国的江山社稷，而是攫取中国更多的财富。所以，他对洋人还是放心的，只要江山不丢，其他的都好商量。至于银子，毕竟有个数目。
对于天津教案，奕的态度很明确：低头，低头，再低头。国力如此，拿什么和洋人的坚船利炮相抗衡，所以，除了低头，他想不到任何好办法。他严格恪守与洋人订立的各项条约，并且经常做些让步，满足他们贪婪的欲望，求得一个暂时相安无事的局面。因而，洋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软弱的和事佬的。
以奕为代表的清政府甘愿向洋人低头，可全国的百姓就没这么好的耐性了，所以遍及全国的教案是最让人头痛的事情。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的南昌教案、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的衡阳湘潭教案、同治四年七月的酉阳教案等等，都是与法国天主教发生的流血冲突。这些惨案都是以牺牲大清百姓的利益结案的。眼下法国的损失比哪次都要多，他们不知又要从大清攫取多少好处，如何处理这个案子呢？一想到这件事，奕就头痛欲裂。
而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只希望大清能少一点动乱，至于洋人如何在大清领土上胡作非为，他们从来不管，所以更愿意掏钱息事宁人。
结果，清政府因为害怕已经把炮口对准大清的洋人，便向各国承诺：保护各国在华利益，严惩肇事凶手，公正处理天津教案。另外，为了表示诚意，还派出崇洋媚外的崇厚充当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赔礼道歉。
但是，没有看到真金白银的洋人根本不领情，反而咄咄逼人，扬言如果清政府的处理和赔偿不能让他们满意，便要把天津化为焦土，还要打到北京去，火烧紫禁城，割掉慈禧的脑袋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
嚣张！简直是嚣张至极！落后就要挨打，千古都是这个道理。
事态越来越严重了，必须派一个得力的大臣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派谁去合适呢？恭亲王奕想到了曾国藩，也许这匹老马能力挽狂澜，息事宁人。
虽然这个差事不好办：如果对闹事的群众处理得太轻，不满意的七国列强就有可能联合起来向大清发难，如果真的打起来，自己就是不被慈禧骂死，也逃脱不了牢狱之灾。如果对闹事的人处理得太重，就可能激起国人的愤怒，被扣上卖国贼的恶名，但恭亲王奕还是选定了曾国藩，因为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是凭空抓的，而是有根据的：
同治七年七月（公元1868年8月），法国天主教教士金缄三在扬州三义阁所办的育婴堂死去幼婴14名。据调查，该育婴堂在数月内非正常死去40多名婴儿，因而发生群众性的反洋教斗争，捣毁法国三义阁育婴堂，并将英国在扬州开设的“内地会”教堂焚毁。
两江总督曾国藩闻讯后，赶紧与英、法两方代表谈判，答应严惩扬州地方官，赔偿所有损失，在教堂前立碑，申明保护传教士等过分要求。
虽然稳住了洋人，但群众不乐意了，认为曾国藩屈服洋人，牺牲了国人的利益。曾国藩害怕事态扩大，劝群众不要闹事，他费尽全力，才平息了扬州教案。
既然曾国藩能处理好扬州教案，那么天津教案也应该没问题。于是，奕提议火速派曾国藩去天津善后。此刻，朝廷已经被洋人的军舰吓破了但，恨不得赶紧息事宁人，于是，也顾不得曾国藩越来越差的身体状况，同意了派他前去处理天津教案。
就这样，这个烫手山芋被扔到了曾国藩手里。
命运的转折点
一直以来，洋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之一。
自从1840年，英国侵略者轰开中国的大门以后，那些早先来到东方的传教士，便脱去虚伪的外衣，以中国通的身份为侵略者出谋划策。1844年，中法《黄浦条约》签订，条约中规定，不但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而且中国政府还有保护教堂的义务。
接着，他们又威逼清政府取消了自康熙年间以来一百多年的教禁，并将没收的无主教堂一律还给教徒。从此，许多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他们打着慈善的招牌，扩张侵略势力，犯下了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
天津教案，包括19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的大多数教案，都是由于列强对华扩张与渗透步步升级，愈演愈烈，导致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因为基督教传教事业中掺入了侵略的性质，所以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基督教。
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形势下，要想处理好这种民族矛盾，是相当有难度的，没准就会惹一身骚。可以说，天津教案是曾国藩政治命运的转折点。
接到去天津查办教案的谕旨时，曾国藩正因病休假，已经到了暮年的他这次病得很重，甚至连寿木都运到了保定。曾国藩知道教案不是一般的难办，弄不好就会背个卖国贼的骂名，自己一生的努力都将被化为灰烬。
众幕僚也劝他不要往火坑里跳，以重病难以胜任为借口，请朝廷另选他人。但曾国藩却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他觉得自己身为朝廷要员，为朝廷排忧解难是自己分内的事情。最终，他决定要闯一闯这龙潭虎穴。
曾国藩深知此行凶多吉少，所以，他在临行前给两个儿子纪泽、纪鸿留下遗嘱数条，向他们交代后事，嘱托以勤俭持家、以孝为先、以德做人等。如果自己不幸逝世，灵枢要返南，谢绝一切，不许收礼，简单安葬即可。
留书后，曾国藩便带领几个幕僚和少数官兵，冒着七月酷暑，带病登程，前往天津。
如果你没有达到众人的期望，那么，就会引来人们的唾骂和不齿，不管你以前有过多大的功劳。
正如曾国藩所料，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趟差事把他半生的荣耀毁了个干干净净。曾国藩无疑充当了天津教案的牺牲品。
当人们听说直隶总督曾国藩要来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后，都对他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借他杀杀洋人的傲气。毕竟，“曾剃头”这个名号不是徒有虚名，曾国藩向来以杀人够狠闻名于世，如此一个“铁血”之人一定不会向洋人妥协的。
人们都还记得，曾国藩在咸丰四年（1854年）所作《讨粤匪檄》中有反对洋教、护卫儒道的论述，所以，都满怀期待地等待救世主的到来。
当曾国藩的绿呢大轿刚到天津城门前时，便有众多官员、乡绅及百姓前来迎接，并拦轿鸣冤。希望曾国藩能公平办理这个案件，为天津人民主持正义。
面对情绪高涨的群众，曾国藩只得下轿倾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洋教士及教民如何欺压中国百姓、如何虐杀中国幼童、丰大业等如何枪击中国官员等情况叙述一遍。还有人怨恨崇厚袒护教会，不秉公处理天津教案。
这些情况，曾国藩在离开保定前就已经有所了解了，否则他就白在官场混了。其实，在来天津之前，曾国藩便打定主意与洋人议和，只要不引起战争，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