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球王李惠堂和他的小伙伴们
历史是前后承合的，有一条若隐若现的脉络。新中国足球跟民国时期的足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中国足球的“建国大业”，得上溯到民国乃至晚清时期，追忆前辈们的辉煌和努力。
前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回忆说，自己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李惠堂带领南华队（另一种说法是由香港高手组成的航建队），到梅县跟强民队打比赛。将李惠堂视为偶像的曾雪麟自然跑去了，但人太多，里三层外三层，自己个子又小，根本挤不进去，垂头丧气地走了。不只是曾雪麟，执教过中国队的陈成达和方纫秋，也堪称李惠堂的粉丝，他们是上海人，是新中国最早的国脚，年少时以李惠堂为偶像。
让中国人扬眉吐气
为什么这么多牛人崇拜李惠堂？因为他代表了民国时期足球的最高水准，毫不夸张地说，他是那个时代的球王。按照国际足联发布的数据，他的进球超过1800个。据说，20世纪70年代德国一份足球杂志，将李惠堂评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另外四人是贝利、普斯卡什、斯蒂法诺和马修斯，那次评选具体遵循什么原则，现在已经不清楚，但看看并肩而立的另外四个人，可以看出李惠堂的名气和威望。李惠堂的家乡是广东梅州，现在树立着李惠堂的雕像，上面刻着“世界球王李惠堂”。
李惠堂所处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地位和现在不一样，足球场上的胜负特别能振奋人心，承载了足球之外的寄托，胜利者会成为民族英雄。1926年，李惠堂率领的上海乐华足球队，在上海的“史考托杯”足球赛中，以4∶1战胜了蝉联9届冠军的英国猎克斯队。这是上海的华人足球队第一次战胜外国球队，球迷欣喜若狂，说“中国人在球场上，不再永远低人一等了”。
李惠堂带给上海的不只是一场场胜利，还对海派足球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因为不同意父亲安排的婚事而离开香港，随后来到上海，起初在保险公司当职员，然后开始踢球。他和一些广东球员，改变了上海足球原本高举高打的风格，转为重视细腻技术和巧妙配合。
一生中最重要的进球
更大快人心的胜利，是在对日本队的比赛中取得的。1915年到1934年，中国足球队连续参加了10届远东运动会，9次夺得冠军，其中李惠堂参加4次，全部夺冠。
1923年的第六届是在日本大阪举行。李惠堂所在的香港南华代表中国队参加，结果5∶1横扫日本队，日本媒体非常沮丧，纷纷印发号外。上海《申报》将他们的号外传回国内，把标题译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大胜日本的喜讯流传甚广。在这届运动会上，南华队的表现引起了在场澳大利亚人的关注。于是，当年8月，南华应邀去澳大利亚踢比赛。在澳洲，李惠堂发挥神勇，上演帽子戏法，不仅得到一枚金质奖章，还赢得一位当地少女的芳心，但他已经有了青梅竹马的女友，所以没有接受，李惠堂为此写了一首诗：“好梦难成春色暮，此心长系百年情。”
等到1934年，远东运动会的足球决赛是中日对决。比赛快结束时，两队打成3∶3，这时李惠堂踢进一球，中国队最后4∶3取胜。李惠堂后来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进球。
这个远东运动会，参赛国最多时也只有七个，但在当时，已经是为数不多的正式的大型国际赛事。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以李惠堂为代表的前辈们，将已经是现代化强国的日本足球，长期踩在自己脚下，令当时的日本足球百思不得其解：一盘散沙、贫困落后的中国，什么都不如我们，而我们怎么就偏偏在足球上踢不过他们？
1941年，香港沦陷，汪精卫打电报给李惠堂，邀请他到南京踢球，李惠堂拒绝了，他化装后转道澳门，回到家乡。抗战期间，他组织球队，踢了一百多场义赛，筹集的款项全部捐给伤兵、孤儿和灾民。1948年，李惠堂挂靴，之后担任过中国队主教练，参加了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奥运会，1936年那次是以球员身份。当时队友中有个人叫谭江柏，号称“铜头”，头球尤其厉害。一般人可能不知道“铜头”谭江柏，但说起他儿子肯定无人不晓。他儿子是谁？大名鼎鼎的“歌神”谭咏麟。1954年和1958年两届亚运会，李惠堂执教的中国台湾地区代表队，都夺得足球金牌。
文武双全 高瞻远瞩
2013年上半年，亚足联执行主席张吉龙在大好形势下退出亚足联主席竞选。大家都为张吉龙的无奈放弃感到悲哀，有媒体甚至写出“错失空前机会”的哀叹。其实，这机会并非空前。1965年，李惠堂就当选为国际足联副主席，成为亚洲足坛第一人。他还是亚足联的首任秘书长。也做过亚足联副主席。李惠堂能在足坛政界担任高位，与自己的学识和修养密不可分，他的中英文都很好，而这得益于家境和教育。李惠堂出生大富人家，他的父亲李浩如是在香港获得巨大成功的建筑商。
李惠堂出生在香港，年幼时被送回梅州五华县老家。五华县的足球氛围很好，可能是中国现代足球的起源地。大约在1873年，也就是清代同治年间，德国传教士将足球和游泳传到了这里。李惠堂上学第一天，带着足球跪拜孔子像。球踢破了后，他就摘下柚子踢，把两棵柚子树都摘光了。现在五华县的木偶戏，还演出李惠堂儿时练球的故事。11岁时，李惠堂回到香港，进入英国人办的皇仁书院读书。这所学校用英语上课，所以李惠堂的英文和中文都很好。他至少写了十本著作，非常有见地，眼界和情怀都高人一等。他在《球圃菜根集》中说，“足球须从普及方面着想，不求畸形发展。假若中国蓦然产生十一个出类拔萃的超级良才，纵横捭阖，踢平四海五洲，如果事事未上轨道，也不见得马上就可以富国强兵。”这番话放在今天，仍然一针见血。
二、贺龙和新中国成立初的中国足球
李惠堂对后来人寄予厚望，写过一首诗：“白驹过隙惜良时，卅载球坛话别离。为语青年诸俊秀，后来居上创新机。”新中国成立前，他挂靴了，一代新人即将走上舞台。
新中国成立初的时候，民众陷入那种“宏大的幸福感”。有一首非常著名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这种情绪：“一切愿意新生的到这里来罢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在等待着你”——可见当时的人们，内心充满了热情和希望，有那个年代特有的一股劲。
在这样的氛围里，新中国的足球事业起步了。1951年末，在天津举行了第一届全国足球大会。这届大会水平不高，一位苏联专家应邀来看比赛，看得一个劲摇头，说单是球员的身体就不合格。但赛场上下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当时有种说法是“每一脚都踢向美英帝国主义”。这届大会的参赛队是按照地区来划分，比如说，北京、天津、河北还有山西等省市，先进行选拔赛，选拔出的球员组成华北代表队，然后去天津参赛，在天津一共有八个队参赛，除了东北、华北等六大行政区，还有解放军和火车头。当时的条件跟现在没法比，华北队集训的时候，就住在先农坛体育场的看台下面，里面四处漏风，门窗都关不上。
全国拉练的国家队
举办全国足球大会，主要目的是选拔国脚，组建新中国的第一届国家队。国家队成立后，条件非常艰苦，先从北京大学借了个住宿的地方，是半层阁楼，白天要是不点灯，就满屋黑乎乎，看不见桌椅板凳。国脚每个月有4元津贴，每年有两套衣服，这就是全部待遇了。
在北大住了一阵后，国家队又没地方住了，因为学校要招生，得给人腾房子。这时领导想了个办法，就是全国拉练，到各地比赛和训练，于是国家队从北京的前门火车站出发了（当时还没有现在的北京站），出发时国脚们背着足球，还有自己的被褥。他们坐的是火车硬板和轮船四等舱，还遇到几次惊险：有一回在山上踢比赛，找了块空地，插上四根木棍，就是球场了，有个后卫叫王礼斌，他救一个球时，不小心掉到山下，幸亏落在一棵树上；还有一回，是在重庆码头，踢内锋的肖子文掉进长江，轮船的工作人员及时扔出一个救生圈，正好落在他头上，救了他一命。在重庆，当时西南军区的首长是酷爱体育的贺龙和邓小平，他们来看国家队比赛，贺龙还让饭店给国脚们加菜加餐，这之后不久，贺龙成了国家体委的第一任主任。
新中国足球起步时，几位军人出身的高级官员，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一直在中国体育战线上发挥巨大威力的八一体工大队，最初是贺龙提出建立的想法。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西南军区成立了“战斗体工大队”。刚成立的时候，一些人不愿意来，惹得贺龙冲一个干部发火：“搞体育工作，同样是干革命，有啥子干不得？你是干部，自己都不愿意干，还怎么教育别人？”贺龙特别喜欢足球，经常去看望体工队的足球队。有一回他跟队员们说：“我要是像你们这么年轻，我也当运动员。革命离不开体育，当运动员也是干革命嘛，比赛不是跟打仗一样吗？有什么困难，你们就对我讲，但球不仅要踢，还要踢好！”在场听他这番话的，就有后来执教中国国家队的门将曾雪麟。有次贺龙看了一场曾雪麟的比赛，赛后夸他扑球扑得好，问：“你屁股底下是不是有弹簧？”
除了贺龙，还有一位功勋，就是担任过25年足协主席的黄中。首届国家队，原计划是选30个国脚，最后公布的名单是31人，多出的一个是当时只有17岁，而日后被称为“中国足球教父”的年维泗。当时拍板将年维泗加上去的，就是主管足球的黄中，第一届全国足球大会，正是黄中组织的。
黄中家境显赫，一个叔父是原东北军将领，他本人是延安抗大出身的军人，也是知识分子，还喜欢文艺，在延安时排练过话剧。黄中爱好体育，投身革命前，在北京的汇文中学和辅仁大学读书，参加过民国时期的全运会，还去日本参加过足球比赛，踢的是中锋，队友李凤楼称赞他是员虎将。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方面的工作，起初是由共青团中央负责。团中央的组织机构里，设了一个军事体育部，第一任部长就是黄中。当时，军人出身的高级体育官员还有韩复东、张联华、蔡树藩、张之槐、朱德宝和武岳松等人。其中韩复东是辽宁人，而且也有在延安抗大的经历，他曾经是张学良侍卫室副官，原名“韩玉富”，改名“复东”。后来韩复东加入四野，参与了塔山阻击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家体委球类司司长。
国家体委是黄中和荣高棠一起筹建的，体委成立后，黄中主管足球，后来在中国奥委会任职。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夺得首枚金牌，第一个冲上去拥抱亲吻他的，就是黄中。中国足球在1954年，派出一批年轻人留学匈牙利，也是黄中组织的。
三、中国足球的第一次“洋务运动”
国家队成立后在全国拉练，战绩很好，很快找不到对手了。年维泗回忆说，大家很盼着跟外国球队交手，好检验一下自己的水平。1954年，机会来了，匈牙利三队来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访问中国的第一支外国球队。注意是三队，不是一队，别说普斯卡什那样的巨星了，好多球员都不是踢甲级的。
和匈牙利三队的比赛开始后，中国队发现了自己的差距，要差好几个档次。年维泗这么回忆：“我们在场上疲于奔命，怎么也跟不上他们的速度和节奏。人家要技术有技术，要战术有战术，眼花缭乱的三角短传把我们弄晕了。两场比赛都被灌了七八个球，我们自己都很难接近他们的禁区。”
中国队输得心服口服，上上下下都认识到，必须向高水平球队学习。这支匈牙利三队的领队是匈牙利体委人事司司长，他主动提出，希望中国派一支青年队到匈牙利学习。主管足球的黄中非常重视对方的邀请，于是向贺龙汇报，贺龙又上报给周总理。于是，一次走出去的计划提到了日程上。一场巨大变革，一段“金色时光”，就要开始了。
1954年4月4日，北京的前门火车站，一群年轻的中国球员出发了，他们将转道莫斯科，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当时，我们国家还很穷，为这次留学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领队柯轮对球员说：“你们每个人一年的费用，是几千个农民苦干一年换来的。”
“感谢匈牙利”
20世纪50年代初，正是社会主义阵营最团结、最友好的时候，国家之间有兄弟般的情谊，匈牙利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中国球员，各方面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中国队抵达布达佩斯火车站时，气氛热烈：匈牙利体委负责人，中国驻匈牙利大使，还有将执教中国队的尤瑟夫及夫人，亲自到车站迎接，少先队员献上鲜花，然后球员们住进一家高档宾馆，宾馆建在多瑙河里的一个岛上，风景优美。球队离开布达佩斯，到其他城市打比赛时，像贵客一样大受欢迎。当地人像过节一样，和中国球员联欢到深夜，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匈牙利能为伟大的中国做些事情，非常高兴！”
在匈牙利得到的欢迎和待遇，让年轻的中国球员非常感动，他们将布达佩斯当做第二故乡。2013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跟匈牙利方面合作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张俊秀和张水浩这两位老人重返匈牙利，回到自己当年训练、学习的地方，圆了多年的梦。张俊秀说：“我们有些老同志，非常想回来，含着热泪都想回来，但因为身体状况不允许，就说让我们代表他们，向匈牙利说一声感谢，感谢匈牙利人。”
刚到匈牙利时，我们的这些年轻球员，技术功底很一般，球都颠不了几个，连所住饭店的服务员，颠得都比他们漂亮。年维泗回忆说，一个匈牙利女子手球队的守门员，看到中国球员颠得不熟练，就主动展示了一下，她拿过一个球，从头上颠到肩膀上，球感非常好，中国球员都没她协调，但她不想让人难堪，颠完后，莞尔一笑就走开了，年轻的中国国脚惊呆了，感叹水平差得太远。
起初，中国队甚至没法跟匈牙利丙级队踢比赛。第一批的14名球员，跟训练营的厨师、司机和工人踢过一场，输了一个球。最开始，教练尤瑟夫找来的对手是一些工厂和学校的球队，就连这样的比赛，中国队也踢得非常艰苦，有一场是跟匈牙利的田径运动员1∶1踢平，一些田径选手的技术动作比中国球员还好，其中有位110米栏选手，经常来帮助中国队的门将练动作。
但是，经过一年半的训练和比赛后，中国队有了巨大进步，已经达到了匈牙利甲级联赛弱队的水平，战胜过乙级冠军。回国前夕，正赶上一次大赛，就是世界青年联欢节，这成了检验中国队水平最好的舞台。揭幕战就是中国队迎战波兰队，贺龙和陈毅亲自到现场观战，虽然中国队最后2∶3输了，但场面不落下风，把数万名观众震住了。波兰党报《华沙工人报》称赞中国队的防线，说是“攻不破的万里长城”。贺龙元帅看完比赛后非常兴奋，跟黄中表扬了中国队。
恩师尤瑟夫
中国队能有这么大的进步，一方面缘于球员的玩命苦练，另一方面得益于教练尤瑟夫的出色工作，是他让中国球员真正懂了现代足球。
尤瑟夫当时40多岁，球员时代，他是个有名气的中锋。教导中国球员时，他严厉，不给面子，他偏爱年维泗和张宏根，别的球员他就瞧不上。他非常看重技术动作，经常亲自做示范，中国球员们打心眼里佩服他。尤瑟夫还会认真地做思想工作，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大体相当于后来的米卢。他对球员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认真练，怎么向国家汇报？伟大的中国让你们来干什么？你代表的不是一个人，你带着六亿人的期待。”
后来，中国和匈牙利的关系开始降温。但年维泗、张俊秀等人还是非常尊敬尤瑟夫。1978年，年维泗带领中国队来到前联邦德国。他事先知道尤瑟夫已经移居在此，于是千方百计地打听，向当地足协询问，终于取得联系。尤瑟夫知道当年的学生在找自己，非常高兴，到银行取了钱，和夫人一起来到中国队下榻的宾馆，住了一周。但这是一场诀别，两年后尤瑟夫就去世了。
1955年10月，中国队启程回国。
回国后，这些年轻球员大多成了国家队的主力。1956年，南斯拉夫队来访，中国队输了球，但踢得很棒，这场比赛被认为是上海有史以来最精彩的足球赛。赛后贺龙接见球队，让上海女篮的队员给他们倒水，称他们是“功臣”。可惜的是，1957年，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遗憾地输给印度尼西亚，没能取得出线权。
后来，这些留洋国脚退役后，很多人成为教练和足协官员。担任过国家队教练的，就有陈成达、年维泗、张宏根和曾雪麟等人，陈成达还当过亚足联副主席，他们成为中国足球的中坚力量。更可贵的，是他们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证明中国足球靠努力和虚心请教可以实现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