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持：吴予敏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嘉 宾：（按姓氏拼音顺序）戴元光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邵培仁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王哲平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廷俊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予敏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张国良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
吴予敏：
刚才芮必峰教授说我们是锵锵六人行，后来我说按照陈怀林教授的量化分析，应该是锵锵锵锵六人行。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六人行必有二师。我们组讨论的这个问题是站在一个新媒体时代的一个新的起点，带有一定的回顾性，回顾及评价中国传播学的研究状况。我觉得我们这一组挺好，有吴廷俊教授、张国良教授，都是我们新闻传播学界非常资深的学者，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学发展历程的见证者。上午张国良教授作了一个特别好的主题发言，然后提出来在新媒体时代的基点上有几个重要的转向，这个转向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下面我想请戴元光教授，也是我们这个新闻传播学界最早的学者，谈一谈。
戴元光：
谢谢诸位！这个新媒体隔一段时间会出现一次，它是相对的。电影电视相对于纸质媒体也是新媒体。我有这么几个问题和各位讨论。
首先，我认为目前所称的新媒体仅仅是一些新的技术武装媒体的开始。新媒体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后果是什么？现在还很难预测。从目前来看，新媒体的表现，它所包含的很多东西，传统媒体的内容还很多，我们可以慢慢地观察它的发展，这是我的一个概念。
第二，我觉得新媒体时代实际上在走向无价值时代。现代社会发展非常快，信息非常多，我们对社会、对自然、对未来的认识怎么能不变化？前段时间我看了美国的一份资料，说美国40个科学家，研究了20年，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地球已经走向晚年，就是说地球已经晚年，人类也老了。从对金钱的贪欲开始走向对技术的贪欲，人类对技术的追求是比较过分的，因此我认为，人类对技术的无穷的开发也是导致人类走向终结的原因之一。如果说一个人活80岁就结束了，那么地球实际上应该是75岁了，这是我的第二个概念。
第三，就是我们中国传媒发展特别快，尤其是自1949年以来。从1949年的150多家报纸发展到现在2000多种报纸，媒体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很大。但是，过去几十年，传统媒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如最近10年新媒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新媒体10年，对中国制度的推进是非常快的。新技术武装了传媒，传媒对中国政策的生产、制度的生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就是由于新技术的发展，由于信息透明度更高，现在人家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因此它对中国政治的、经济的、新闻的公开程度是很大的推进。特别是新媒体、网络媒体对中国新闻传播的客观性，推动越大，压力也越大。因为社会越来越透明。我先谈这几点，谢谢各位。
吴予敏：
戴老师刚才带着一种悲观主义的深思来描述我们数字媒体的未来，我想关于这个媒体的生态问题，还有甚至传媒地理学这方面，邵培仁教授是有特别深刻的见解的。今天在主场，我想听听邵老师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想法。
邵培仁：
这次会议叫“新媒体时代传播研究新议题”，对新媒体大家关注得比较多，但是对新媒体冲击下的大众媒介生态正在发生的蜕变似乎关注得比较少。我觉得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当下的大众传播媒介，它正悄然无声地发生着一系列的生态蜕变。这种变化不论是祸还是福，都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我觉得这种生态蜕变将主要发生在五个方面：
第一，新闻媒介正在蜕变为娱乐媒介。以往人们习惯将广播、电视、报纸当作新闻媒体，但今天的新闻媒介我觉得越来越名不副实。大家注意看，从内容到形式，今天的大众媒体正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娱乐化的趋势。从内容上来看，当下大众传播媒介中娱乐信息的量越来越大。我没有对媒介中的娱乐内容做过量化的统计，但感觉其中约有五分之四是娱乐性的内容，即使是那些比较严肃的内容，也越来越娱乐化，比如说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甚至一些官员的讲话，往往也是充满了诙谐、幽默、俏皮的娱乐元素。也许如今的大众媒体你不来点娱乐，可能也会失去受众。因此，今天的新闻媒体日益娱乐化也许是一种趋势，而这个趋势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第二，大众媒介正在蜕变为小众媒介。本来作为大众媒介和社会公器的报纸、广播、电视，它应该像阳光和雨露一样普照大地、滋润万物，为大众服务，为社会尽职。但是，我们发现今天的大众媒介正在蜕变为城市媒介、市民媒介和白领媒介、富人媒介，传播的权力和指向正在向少数人转移。大家请注意看看今天的大众媒介，它们几乎都快成了小众媒介了。它们只关注市区，别说农村，甚至连郊区也很少进入视野。其实，从信息内容的搜集、整理、加工和传播的角度来讲，办城市媒介是划算的和便利的。如果记者到农村到偏远山区去采访一则新闻，而这则新闻最后不被采纳，那么在“按篇计酬”的今天是不划算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这种恶性循环还将继续下去。
第三，严肃媒介正在蜕变为草率媒介。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机关报和综合性广播电视台，在我们眼里，其内容具有严肃性、思想性、指导性的特点，表现形式也比较专业、规范。但是，如今的大众媒介尤其是都市类媒介活泼有余、严肃不足，内容生产日益草率马虎，有些晚报、都市报甚至直接把网上的帖子原封不动地放在上面，连病句、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也不修改。再看看当下好多收视率很高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粗糙，播报随意，节目生活化、庸俗化、粗鄙化、草率化，主持人随心所欲，信口开河，讲方言土语，你完全感受不到新闻生产的高尚性、专业性、规范性和严肃性。随着网络和手机进入大众传播领域，媒介粗鄙化、草率化生产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趋势。
第四，正义媒介正在蜕变为势利媒介。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认为：美国媒介商业化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媒介“反民主”的祸根。当媒介逐步集中到少数媒介巨头手中时，它必然导致媒介的唯利是图、玷污新闻及其专业精神。媒体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正在消失，自由和民主只有在商业利益不受侵害的情况下才被允许。一切有可能影响发行和广告的媒体行为，都将在被禁止之列。市场经济已迫使传统的正义媒体一再放低身段，摘除面纱，暴露出比原生态媒体更加势利、庸俗的面目。其实面对市场，媒体完全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和途经，去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我曾在做媒体咨询时建议一家晚报拒绝医疗、保健等小广告，提升晚报品质，刚开始的3个月损失很大，但第二季度广告量“哗”地一下就上来了，而且都是高端客户和大宗广告，由此实现了双赢。
第五，先锋媒介正在蜕变为尾随媒介。大众传播媒介本来应该是社会领域里一种前瞻性、引导性、先锋性的生力军，现在似乎正在蜕变为一种内向性、跟随性、追逐性的缺乏进取精神的媒介生态，成为尾随媒体。每遇突发的、重大的社会事件，冲在最前沿的往往不是传统媒体，而是手机、微博、博客等新媒介和草根群体。在央视焦点访谈中有人说，这就像草原上跟随在其他更凶狠动物后面食用剩下的甚至已经腐烂的动物尸体的鬣狗。它吃的虽然不是最新鲜的，但是坐享其成、没有风险。尾随媒体看上去依然慷慨激昂、娓娓道来，一点不像是在尾随，因为他们从来不交待冲杀在前面的其他媒体的战果。
总之，我觉得当下大众传播媒介生态变化的这五大走向和趋势，值得我们密切关注，有时甚至需要我们大喝一声。好的，谢谢大家。
吴予敏：
今天下午呢，张国良教授，还有我们来自业界的两位张先生，张力奋先生和张锐先生，还有戴元光老师、邵培仁老师都把新媒体的变化趋势，与它的正面力量和负面力量，都做了一定的概括和警示。那么我想，我们今天的论坛，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我们要非常清醒地观察分析新媒体时代的媒介生态的各种变化，但是我们可能更重要的、更关心的是我们作为新闻传播学者，我们的学术立场、学术见解和我们的学术选择怎么样，我们所关注的哪些议题是值得现在特别紧迫的或者非常有价值的来进行研究，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听听王哲平教授的高见。
王哲平：
我接着戴老师和邵老师说的谈点个人的浅见。我觉得新媒体对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学者们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具体的媒介来看。新媒体对报纸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过去我们对报纸的理解，是把它理解为印刷的“影印本”，是纸质文本，但是进入新媒体时代，我们的报纸都在网络版化，因此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对“什么是报纸”进行界定。第二，“谁是新闻记者”？现在人人都可能成为新闻记者，都可以成为公民记者。现在公民新闻很多，我们可以通过手机、通过DV 拍摄，做新闻报道，那么谁是新闻记者，新闻记者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第三，如果我们的报纸的职能是提供资讯，提供信息，提供大众讨论，倘若这种职能的报纸也以等量齐观的形式来报道娱乐的内容的话，那么我们报纸的功能是什么？这些需要我们重新进行思考，这些是新媒体对报纸的深刻影响。
再从对电视的影响来说，我觉得这种影响也非常大，它使得我们的电视的收视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以为，现在的网络视频，对我们观众市场并不是一种拆分。很多人认为，新媒体来了以后，对观众市场是一种新的拆分，会影响或者蚕食电视媒体既有的观众市场。但是我觉得新媒体来了以后，网络视频可能会进一步巩固我们观众对电视节目的忠诚度，使我们可以为接受我们自己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或者是朋友推荐我们看的电视节目提供新的机会。
再比如博客，这种新媒体样式，它以比较低廉的启动成本和生产成本，以它的灵活性，加速了我国出版的民主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它也使大众对博客这样一种新形式更加地认同，同时也为新闻媒体提供了更多的新的新闻信源。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新闻教育工作者和新闻从业人员思考的问题。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吴予敏：
王老师提出来对报纸，对新闻记者，对受众的效果，这些方面都是我们新闻传播学最核心的一些概念，需要重新在新媒体的时代加以界定。这样一些问题，我想吴廷俊教授是我们国家著名的新闻传播的大家，是我们新闻教育学界的权威学者，而且长时间地研究报业的发展，他对于枟大公报枠的研究都是国内领先的成果，我想听听吴老师的意见。
吴廷俊：
我想接着戴老师、邵老师、王老师等老师的话说一点看法，按照主持人的意见就是碰撞一下，讨论一下。
第一，就是戴元光老师对于新媒体的界定问题。当然戴元光老师的观点是一种相对论，就是广播对于报纸来讲是新媒体，电视对于广播来说是新媒体，现在网络对于广播电视来讲也是新媒体，这样一种相对论。我认为新是相对的，但是有个比较初级一点的处理标准，在我的文章里我的观点就是，我不太同意这样一种相对主义。新媒体对于传统媒体而言，也就是对于过去的广播电视而言，新媒体是基于数字技术的媒体，过去都是模拟的，现在都是数字的，基于数字的与传统媒体区别开来。不然现在又有第五媒体啊、新新媒体啊，以后叫新新新媒体等，就新不清楚了。所以我认为还是界定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这样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我同意刚才戴老师说的，目前我们所谓的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不是完全意义的新媒体。媒体和媒介这里面，总是把媒体和媒介分开。首先，媒体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的整体，也就说它是基于技术层面、物理层面的媒介；其次，它也基于制度和体制层面；再次，它还是基于思想和观念层面的，这三个层面是统一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仅仅是物理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媒介。根据我研究的一个定义，我们现在的新媒体还是基于物理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媒介。上午几位老总的发言我很感兴趣，现在很多新媒体没有很好地发挥新媒体的作用，没有很好地按照新媒体的规律运作。按照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讲的话，媒体网站虽然技术上是新媒体，但是内容上还是传统媒体，从其本质上它不是新媒体，从管理和应用上它还是一个传统媒体。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媒体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新媒体，只是一种基础的、物理层面的、技术层面的媒介。这是我对戴老师观点的补充。
邵老师的一个观点是关于最后的媒体的演变，其中一个变化邵老师觉得奇怪，是现有媒体变成尾随媒体。邵老师感到奇怪，其实不应该感到奇怪。我认为是正常的，现有媒体一定会成为尾随媒体。新媒体出现以后，新闻记者的编辑，传者受者顺序的互变，不是说传达消息就是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是一个专业，是一个职业理念，是一个职业名词、专业名词。就像都会烧饭，都会炒菜，但不都是厨师一样的道理，都会做衣服但不都是缝纫师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认为像有些老师的论文提到从职业到专业，专业理念、专业伦理、专业道德、专业知识，它是有一个门槛的，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在网上传达了一个消息以后就是记者了。所以我在做人民网的访谈的时候，我说我非常不同意所谓的“新闻民工”，我是非常反对新闻民工的。所以必须是有专业知识、专业理念、专业道德，一定的专业水平以后才能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它应该是一个权威的新闻传播领域，它是权威的，也是负责任的。所以我认为记者是经过一定培训合格之后的这样一个职业新闻传播人才，所以我认为记者是有边界的，而传者和受者是可以顺序互变的。这是我听了以上几位发言的感想，谢谢！
吴予敏：
张国良教授一直在从事实证的研究工作，我最关心的是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张老师你们关心一些什么样的研究的议题，以及如果你们觉得重要的议题是怎么样开展你们的研究的。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可能在座的好多学者们都非常关心，就这个问题，你看能不能谈一谈？
张国良：
谢谢主席，听了各位的高见，我还是有所启发的。而且吴主席给我提出了任务，那么我尽量简短地谈一点想法。
第一，我上午提到了个人的媒体化和媒体的个人化，或者说全民媒体化这一种现象，所以我就突然回忆起一段往事。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是15～16岁，那个时候，是上山下乡啊，我就到江西务农，我的兄弟也上山下乡，当然还有我的同窗，很多好友都下乡去了。那个时候，我们有几个人，包括我和我的哥哥，还有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就谋划办了一本杂志，那本杂志好像叫枟朝阳花枠吧，杂志有几个编辑包括现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因为他跟我也是同班同学。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大家分离了，天各一方，能不能靠一个媒体来联系，把自己每过一段时间的信息和思想啊在里面交流一下。我就负担编辑的工作———收稿，有点类似邵主编编辑的枟中国传媒报告枠。当然我们那是一个非常幼稚的刊物。那个时候非常艰苦，在农村那个油灯下就用蓝印纸来誊写。办了四期，后来，没有办下去了。所以突然回想起这么一段往事。
现在谁都可以开博客，写微博，到社区网站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只要不是太出格都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感受到里面的天壤之别，这两种环境。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开博客，因为我知道博客是向全社会公开的，每个人都能看得到。那如果我这个博客开得不好，或者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新的思想吸引大家，就会辜负了大家，也浪费了这个平台。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课题，放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原来说的媒介素养、媒体素养，现在已经成为公民素养很大的一部分。其实，现在我们传播学者也有这么一个责任，用更大的力度来推广媒体素养，让人人都能够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多专业的培训教育。尤其是我们过去讲媒体素养，更多的是讲看。现在媒体素养中更重要的是做，因为每个人都能当记者，这真的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那么怎么样在教育研究方面能够跟上，不但能成为一个明智的受者，还能成为一个高明的传者，这可能是我们传播学界的一个热点、一个责任。这是我想到的第一点。
第二，就是在新媒体时代怎么来推进新媒体研究。有一点我上午讲过，但是我想再展开一下，就是跨学科吸收营养非常重要。因为上午我只是讲到了一个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理论。再比如说，我最近看一些社会学方面的书，像孙立平、熊培云，他们都提出重建社会、重新发现社会，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社会不是已经存在了吗？但他们的意思是，几十年来我们都一直偏重政治建设，后来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从来没有得到过足够的重视。社会建设、社会结构、社会的合理分层，也包括社会的传播网络、社区、社团等，就是说我们社会发育非常不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传播学界应该做什么贡献呢？这值得我们思考。再比如说哲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主体间性，我们单波老师是专家。我记得大概10年之前，我们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招聘，有人想到我们学校来工作，在他的汇报材料上就讲到了主体间性这个概念。面试官一听，什么主体间性，不懂，这个人于是没有录取。现在回想起来很有道理。主体间性，互为主体！这个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时代，你说谁是固定的主体？没有固定的主体和固定的客体了，这就是主体间性的表现，也是对我们的启发。所以我自己做得也不够，其实我很长时间也是看新闻传播学的书多，看其他学科的书少。现在反思，应多关注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文化方面的新著作、新思想，这是我的第二点体会。
我的第三点体会，就是说我们借火、取经，目的还是要壮大我们的传播学科。所以我感觉到这10年来，传播学界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都偏重于在原来的传统理论框架里面。比方把关人理论在新媒体时代怎么来改造？沉默的螺旋理论在新媒体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过去的理论我们需要借鉴，但是现在到了什么时候呢？需要有一些新的思路、新的突破了。也许我们新的理论就不叫什么把关人，也不叫什么议程设置。为什么呢？原来的人际传播理论已不适用于现在，原来的大众传播理论也不适用于现在，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期。现在的互联网还在不断地变，移动互联网也在发展，但宗旨没有变，互动性、海量、瞬时性，这些东西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正身处在历史的变化之中，这是我想到的三点。谢谢大家！
吴予敏：
谢谢张老师，这是他自己的学术生命的体验，谈到了对新媒体时代一些前沿议题的一种看法，特别是有关学科的研究，当然他也感叹了一下瞻前顾后的生命体验。不过我刚才也觉得，回应张老师和戴老师，我觉得我们算是一代人，50年代的。50年代人的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在电脑技术能将芯片注入到人脑之前离开这个世界。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够保留我们作为一个思维的人的自由权利，我觉得这是我最庆幸的一点，你不觉得吗？
刚才张老师谈到新媒体时代我们传播研究的创新应该在哪几方面，我也在这里稍微贡献一点我自己不成熟的看法。我觉得，就迄今为止，我们传播学的一些理论框架，基本上是大众传播时代的产物。刚才吴廷俊老师也在讲什么是新媒体，一个是数字化，这是从它的技术层面来界定的。我对于新媒体的看法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是互动性的问题，就是说新媒体时代与大众传媒时代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这就是互动性。在新媒体时代，互动成为新媒体时代最重要的特质，这个特质就是把人和媒体之间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改变，就是说人既可以成为主体，也可以成为受体，同时也可以成为信息的载体，成为纯粹的游戏的工具。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新媒体时代从事研究，对于我个人来讲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这几个方面，新媒体时代的社会建构会是什么样子？前天有个同学来问我，吴老师请你区分一下什么是社区媒体和媒体社区，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他们问我这两个概念是不是一回事，我说不是一回事，社区媒体和媒体社区是有很大不同的，但是这之间又不是一个边界特别清晰的两个对立的元素，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值得研究。到底今天的媒体社区是怎样建构起来的？那么在媒体社区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是认同问题，有可能是身份认同、价值认同，有可能是行为认同，都有非常高度的欲望的认同。我觉得这种纯粹的由主观的、主体的欲望能够建立社区，这种形态大概在新媒体才有可能，如果在新媒体之前的话，是不可能的，就是社区的建构需要更多其他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应该说在新媒体时代，社会有很多我们看得见的社会，但是还有很多隐性的、我们看不见的社会。现在就因为我们是教授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在学术界，在社会生活中变成了漂在社会汤锅上的一个油花。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在底层发生的很多事情，比如说有多少网络的社区在不断地延伸和变化。所以深圳大学有一些年轻的学者，正在深入地研究社区建构和社区传播这方面的问题。
还有我们过去在大众传播研究和修辞研究方面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传统，至少在美国传播学界是这样，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传统。但是在今天新媒体时代，我觉得研究新媒体的修辞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新媒体我觉得它的词语的力量非常之强大，就是它不仅重新塑造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观感，而且它还再造了一种语言，它是形成网络围观的重要的一些契机。就好像最近发生的事情，“我的爸爸是李刚”，我看见网上出现了“我的爸爸是李刚”的一个造句运动，不断地延续。我觉得新媒体时代真的是启发民智，开启了草根的所有的智慧，我看了以后觉得值得用修辞传播的角度去分析。还有就是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变化。社交网站、SNS 网站出现以后，完全改变了人际沟通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就像张老师所说的跨学科，另外就是跨过我们原来的学派上的界限进行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