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可谓经济学界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等美称。那么就让我们结合“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价，从而更深刻地去理解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大危机震撼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席卷了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经历了长达4年之久的大危机后，又陷入了长期的萧条之中。西方国家称这次大危机和接踵而至的大萧条为“30年代大萧条”。面对着空前严重的危机和失业，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不再欣赏那种否认危机和失业的可能性的传统经济学，而是希望出现一种新经济学，这种新经济学要承认危机和失业，但不要承认危机和失业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要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防止危机和失业，而不要只是空泛议论；要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不允许任何转向马克思、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存在和蔓延。
凯恩斯经济学正是在这样一种符合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愿望的新经济学，可以说它是1929年～1933年大危机的直接产物。
凯恩斯经济学还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在大战期间，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带有非常时期的军事性质。面对着迅速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希望一种新经济学，要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干预主义；要讲“一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不要只讲“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要维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在理论上论证在实践中已经在做的事，而不是持反对或批评立场。凯恩斯经济学也完全吻合了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的这一愿望。
在凯恩斯经济学产生和传播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是以马歇尔、庇古（A。C。Pigou）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而凡勃仑在1900年第一次用“新古典”一词来描述马歇尔经济学。后来西方经济学普遍接受“新古典学派”“新古典经济学”这些固定含义的用语来称马歇尔、庇古等人和他们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政策方面，都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凯恩斯本人也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凯恩斯经济学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里面的就业理论，继承了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学说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学说。
凯恩斯主义路线无非是专门针对经济危机而制定。根据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其原因首先是生产力扩张，而同时作为消费者存在的工人因为遭到剥削而购买力不足，因此无法购买自己生产的产品。两重原因导致投资利润率下降，使得资本不再投资生产。而一旦投资停止，恶性循环就开始了。
相对而言，凯恩斯没有分析到这个层次，他认为经济危机就是因为购买力不足，导致资本不能周转。这个解释当然比较容易理解，但明显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资本家敢于销毁商品，说明他们远没有山穷水尽。
不过不管怎样，凯恩斯既然分析到了这个层次，对策自然就产生了，那就是国家通过赤字政策减少失业，拉动整个经济。同时通过工程营建，本身也能拉动经济发展。就好比那个著名的说法，找100个人挖坑，再找100个人把坑填上，则挖坑者（国家雇用）和生产各种劳动工具的工厂都开工了。尽管只是做了无用功，但经济却被拉动。
凯恩斯的办法确实缓解了经济危机，但如果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分析上就可以知道，凯恩斯主义不可能长远，因为它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到了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病症总爆发了，首先，国家的赤字政策最终导致流通的货币量远远高于实际生产力，于是资本主义进入没有穷尽的通胀。同时，马克思的分析再次应验了，用西德总理施密特的话说：“我们把马牵到水边，但它们却不去饮水。”这句话是指资本在国家按照凯恩斯主义给它们大开绿灯之后依然不肯进行投资。
凯恩斯主义还有一个更加负面的后果，随着通胀的不断继续，资本显然会不断缩水，因此各种金融市场被纷纷发明出来，通过钱生钱来使资本保值，但这无疑会极大地破坏实际的生产。
凯恩斯主义在1948年以后，在西方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高速发展，以至于人们几乎都相信经济危机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马克思阴魂不散，70%年代以后，以石油价格上涨为起点，导致利润率迅速下降，于是滞胀来临了，凯恩斯政策下的通胀不断继续，而不能获得足够利润回报的资本依然不肯进行投资（和经典经济危机时一样）。加上因为越战而不断恶化的美国经济，美元信誉下降，最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80年代，世界经济都依然没有恢复，只是到了90年代，长期的衰退终于结束了，同时，新技术革命使得资本的利润再次大幅上升，于是到今天为止经济又一次急剧扩张了20年左右。
凯恩斯主义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陷入大经济危机的西方，而且根据凯恩斯的“有效不足”原理，以保持充分就业为施政的目标之一，积极扩大公共开支、寻找扩大就业门路，为特困者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局部地改善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这一切对战后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于是有西方经济学家甚至称此为“凯恩斯时代”，把凯恩斯奉为“战后繁荣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