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从其体制上来说，做到了企业经营权与资产所有权的明晰化，上市公司严密的股东管制，使企业经营者难以因缺少管理而可以贪污盗窃企业财产。但是，由于企业转制的不到位，一些上市公司徒有其表，一些股东管制意识淡薄，有的甚至利用股份制改造的机会干起了违法乱纪行为。他们的这种行为不仅把自己送进了大牢，也断送了上市公司的发展前途，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在我国股市的早期，就曾发生过双鹿电器两任公司董事长在位时的经济犯罪丑闻。2000年以来，又有一批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因经济犯罪而被押上了审判台。
2004年2月，湖北兴化原副总经理佃国炎及其涉案人戴妮萱贪污受贿案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佃国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戴妮萱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万元。经法院审理查明，佃国炎受贿470万元，其中索贿220万元，贪污公款466万元，戴妮萱在佃国炎索贿220万元的事实中，积极帮助窝藏转移赃款。法院审理认为，佃国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又侵吞公款，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数额均特别巨大，其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且其所犯受贿罪特别严重，而戴妮萱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赃款，却还是为佃国炎窝藏转移，其行为也已构成窝藏转移赃物罪。
上市于1996年1月的湖北兴化，曾经作为上海股市的绩优股，在投资者中很有影响力，但从1999年中期开始，这家公司的业绩突然“变脸”，从一个绩优股迅速沦为亏损股。究其原因，是大股东迫于自身的危机割断了对它的利益输送，市场上更多地是将其作为大股东与上市公司不正当关系的一个例证来加以研究。但是当佃国炎的犯罪事实暴露以后，我们回过头来却又可以看到，腐败分子从来没有对他们手中的上市公司认真地经营，上市公司成了他们攫取私人利益的一个工具，显然，在湖北兴化滑落的过程之中，佃国炎、戴妮萱的经济犯罪行为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在佃国炎案落幕的时候，湖北省的另一家上市公司康赛集团高级管理人员经济犯罪案也开始审理，康赛集团董事长童施建和总经理张建萍双双被押上审判庭。在2000年底到2004年初，福建省也有3家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因经济犯罪而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厦工股份原总经理俞步凡因巨额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ST九州前董事长赵裕昌因犯有受贿罪、走私普通货物罪、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前副总经理于志海犯有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ST海洋原董事长吴乌犯有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万元。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经济犯罪活动，必然会给上市公司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2000年8月2日，ST棱光发布公告宣布公司董事长、公司第一大股东恒通集团董事长杨博已于6月23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不久被正式批捕。以杨博为首的珠海恒通在1994年以受让国有股的资产重组形式入主棱光公司以后，利用其控股地位，对棱光公司的资产进行了大肆盘剥，在短短5年时间里用股权质押借款等形式从棱光公司弄走了8亿多元资金，造成棱光公司的效益大滑坡，持续经营发生困难。8月15日，ST南洋前任总裁陈涛及总裁助理陈师因涉嫌大量经济犯罪和信用证诈骗，被海口市人民检察院逮捕。ST南洋在1996年由海南成功投资公司入主后，公司的经营收入与盈利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特别是由于违约及一系列抵押贷款带来的问题更让公司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船舶的转让、变卖、扣押、被拍卖已经把公司推入巨大的亏损深渊。他们的犯罪行为对两家上市公司的滑坡显然起到了恶劣的作用。
利用企业转制的机会谋取私利，是一些犯罪分子的惯用手法。在90年代，有不少上市公司的头头脑脑就是在发行股票的时候陷入了犯罪的泥坑。2000年6月，四川德阳市有关部门向外界通报，因涉嫌贪污，原东方电工董事长谭义文被刑事拘留，证券部长潘勇被逮捕。1个月前，有群众举报谭义文、潘勇利用股票发行上市之机暗箱操作，大肆贪污。经德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初步查明，谭义文、潘勇两人在1994年至1997年公司发行股票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2100万股社会公众股中未向社会发售的余股据为己有，数额巨大。这是四川省继东方锅炉案后暴露的又一起利用股票发行机会贪污的大案。
近几年，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规范化，这种利用股票发行的机会中饱私囊的漏洞已经渐渐被堵死了。但是，利欲熏心的腐败分子总能找到机会。当上市公司中的资产重组活动广泛开展起来以后，腐败分子又从中看到了新的“致富”捷径。2000年7月，招商股份董事长刘中山等人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刘中山原任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兼四川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董事长。1998年初，四川省交通厅管理的、由刘中山担任董事长的四川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为解决四川道路建设经费不足的问题，欲出资收购一家上市公司，实现买壳上市的目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当时正面临被其它公司收购并控股的北海招商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进的赞同，这年3月和4月，川高公司和北海招商领导层就川高公司收购北海招商法人股权事宜进行了商谈。其间，刘中山、王进及同时担任川高公司和北海招商法律顾问的刘西荣趁此机会，采取虚增收购成本的手段，骗取川高公司公款，由刘中山、王进、刘西荣3人按4∶3∶3的比例分配占有，并共谋以儿子、秘书、助手的名义注册成都和众投资公司，分别代表3人控制该公司，具体管理和运用这笔资金进行炒股，使其增值。同年4月到6月，川高公司为收购北海招商24.17％的法人股权实际支付9778万余元，实际支付的款项与实际收购成本之间的价差为1064万多元，刘中山、王进、刘西荣实际占有了1000万元，并由王进将此款转入证券公司用于炒股。到2000年案发时这笔赃款已增值到1300余万元，已被全部追回。11月15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中山贪污受贿一案作出终审判决，刘中山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进、刘西荣也受到了法律的严厉惩处。
四、值得警惕的现象
从2000年开始，我国股市进入了价升量增的牛市行情，许多个股在主力庄家的操控下，出现了少有的一路上扬行情。股票市场再一次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受全民关注的一个中心。然而，尽管大盘不断地上扬，“黑马”股在盘内此起彼伏，作为普通的股票投资者要想成功地抓住一个“黑马”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市场中的一些个股不断地拉出的大阳线，一旦冒冒失失地跟进，又常常会成为被庄家套住的接盘者。那么，这些庄股到底是谁在赚钱？谁又能搭上庄股的顺风船？这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进入2000年，党和政府加强了对干部队伍中腐败行为的查究，一大批在股市中的腐败官员被揭露出来并绳之以法。面对法律的严肃性，一些盯住股市暴利的贪赃枉法之徒不得不收敛了许多，开始采取更为隐蔽的方法从股市中盘剥利益。利用新股发行的机会捞好处，总会留下痕迹，到一定的时候总会暴露出来，因此在一些腐败分子看来已缺乏安全性。于是，一些异常的现象开始在二级市场上露头。2000年7月11日，上海股市大盘的走势较为平静，但就在这种平静的盘面中，却有多个股票的走势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异常表现，太极集团在前一天收盘价16.46元的位置上打出了14.85元的开盘价，正好是一个跌停板，很快便有13.4万股买盘进场在这个价位上成交，但过不了多少时候，股价就被拉了上去，当天收盘反而落定于16.62元的价位上，比前收盘有0.16％的升幅。有研硅谷的开盘价28.85元，与昨日收盘价31.99元相比也是一个跌停板，有9.5万股股票在这里成交以后，它便离开了这个跌停板价位直线上升，当日收盘价达到32.51元。万杰实业以11元的跌停板价开盘以后，成交22.41万股，然后股价同样直线上升，出现0.39％的涨幅。东大阿派表现得更为离奇，当天32.01元的开盘价还比前收盘略有上升，但开盘不久盘中忽然在跌停板28.70元的价位上挂出14.15万股的抛盘，瞬间就被买盘刮走，然后股价再度直线上升，当天收盘33.21元，比前收盘上升1.37％。这种情况在深圳股市也有出现，当天粤美的开盘14.60元，瞬间滑落至13.14元，又很快升回至正常价位，收盘同样拉出了红线。显然，当天在跌停板上抛出这些股票的人已经损失了10％，而在这天以跌停板买到这些股票的人，一天之内已经有了10％以上的赢利，如果联系到以后一段时间里这些个股出现的强劲升势，那么这些买进者的赢利就更为可观了。比如，在这一天出现同样走势的轮胎橡胶突然破位急挫至跌停板价10.41元以后，又很快收复失地，由于这是一个持续多年的冷门股，当天并没有引起市场的过分注意，全日总成交仅有9141手，但第二天它就从10.88元一直冲上了11.97元的涨停板报出收盘，此后再度上扬，短期内的涨幅超过了50％。
这些股票的异常走势反映在它们的K线图上，十分触目。由于它们在短时间内上窜下跳，业内人士形象地将在这种价位上成交的那部分股票称为“老鼠仓”。一般地说，在一个平稳移动的市场中，如果没有突发利空消息的出现，个股的走势不大可能大起大落，尤其是在瞬间出现跌停板，又在瞬间回到正常价位，在这种违反常规的走势中一定隐蔽着不可告人的玄机。细细分析这类瞬间出现的跌停板，可以看出它们的一些共同特点，一是在最低价位的成交笔数不是很多，少的只有一两笔，二是从价位迅速走低到成交都是在瞬时完成，成交以后即迅速回到原价位，三是出现这种“老鼠仓”的个股都会在过后几天里展开大幅上扬行情。由此可见，这种“老鼠仓”虽然在利益上很诱人，但普通股民却是无缘得到的，因为当这种价位出现的时候，普通股民往往来不及发现，即使偶尔发现了，还没有来得及报单，它们就已经消失了。可见，能够大笔买到这种低价位股票的人，非掌握内幕消息或者有内部关系的人莫属。
业内人士认为，出现这种“老鼠仓”的原因，是市场主力为了向市场发出做庄信号，以便吸引大量买盘跟进，而更为主要的是为了让一些“关系户”吃到便宜的筹码，因此，在一些证券公司里，干脆把这种“老鼠仓”直言不讳地称为“送红包”，显而易见，是一些握有重权的人与有关的机构达成了默契，事先在这个价位上填好了买单，从而顺利地在跌停板的价位上买到了便宜货，而那些抛出的筹码显然也就成了有关机构向它们的关系户送上的“红包”。那么为什么非要打出一个跌停板来呢？原因也很简单，第一要让这些人赚钱有保证；第二要让这些人买到便宜货，以此来显示他们的特权；第三还不能让这些人等得太久，一定要今天买进明后天就上涨，还要连着涨，而不能有一天的下跌。显然，能够买到这些股票的人对股票操作知识并不精通，也不愿意久留在市场，他们只能赢而不能输。他们既不愿承担股市的风险，更害怕接受公开的贿赂受到党纪国法的查处，因此对一些需要利用这些人的机构来说，最妥善的办法就是对在他们做庄的个股发动攻势之前，也就是进入主升时期之前用跌停板的方式把“红包”送出去。
由此看来，在我国股市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出现的这种“老鼠仓”，无疑是腐败行为在股市中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一些业内人士已经将此称为“腐败的下影线”（“下影线”是指股票在下跌时留在K线图上的痕迹）。“老鼠仓”的大量出现不仅对新时期反腐倡廉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我国股市的市场监管和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老鼠仓”的泛滥，不仅会败坏股市的风气，乃至败坏社会风气，而且就股市的交易来说，它也是对公正、公平、公开的诚信原则的践踏，一部分掌有特权的人从这种“老鼠仓”中得到的没有任何风险的盈利，其实完全是一种内幕交易，它扭曲了个股的正常走势，在市场中引起不明真相的普通投资者的恐慌，从而可能引发抛售风。因此，我们对这种充满了权钱交易的丑恶的“老鼠仓”，绝对不能听之任之。加强股市中的反腐倡廉，加强对个股异常走势的监控和查处，创造每一笔交易都能放在阳光下检验的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也是我们在迈进新世纪时加强股市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
股票黑市提出监管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