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印行、张元济主编的《四部丛刊》，便是针对这类要求设计并陆续出版的。
所谓“四部”，即按我国传统分类法，将所有的书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门类，“丛刊”即今天通常所说的丛书。说得具体些，《四部丛刊》是一部集中各方面必读书、必备书的小型《四库全书》。
从1922年起，到抗战爆发为止，《四部丛刊》共出了初编、续编、三编，实共502种，分装成3100多册。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我国新出的规模最大的丛书。
刊印丛书在我国有悠久历史。不过主持人的出发点主要似不外“网罗散佚”，或者说是以提供稀见珍本为主，有些甚至是相互争奇斗妍，各有所长。从保存文献的角度看来，这样做，当然也很有意义，只是这类丛书只能供专门家参考，要不然便是收藏家的珍品，在普及知识、推广学术上未必能起很大的作用。《四部丛刊》所选是“家絃户诵，如布帛菽粟，民不可一日缺者”，这说法在今天看不免有点过分，但它大量收入了古籍中的必读书、必备书，确是事实。
我国由于文化遗产丰富，同一种书，传本很多。在首先抓普及的前提下，《四部丛刊》尽可能选用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本子。如脍炙人口的吴梅村的诗（此公的操守如何，是另一问题），《丛刊》所收便是较为少见的《梅村家藏稿》，比一般通行本名贵和可靠得多。
《四部丛刊》还收入了一批非常有用的工具书，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宋刻《太平御览》。解放后北京中华书局为了满足学术界的迫切需要，将此书单独缩印成四大本（原来分装成136册），这一上千年前问世的大型工具书，为今天科学研究所提供的宝贵资料实在太多，以致中华版虽一印再印，在书店里一直供不应求，这事实说明了《丛刊》中所收的工具书如何深受欢迎。
《四部丛刊》还发掘了一些从未面世的稿本。清代查继佐的《罪惟录》保存有大量明朝史料，由于作者的立场是反清的，所以一直没有刻本。其中也许特别有兴趣的是对徐光启的评价。在所有当时的徐光启传记中，《罪惟录》中的《徐光启传》是最翔实而公正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