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深知这样的统一仍然无法彻底消除地方割据，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必须在意识形态内强化国民党的领导权，灌输民众绝对服从国民政府领导的意识。承担国民思想启蒙重任的教育，就这样成为这次政治意识形态强化的首要目标。
这一年的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举行的中央教育行政大会上通过决议，要求全国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工和学生全部加入国民党，另外，规定在县级教育管理上，由督学兼任县党部组织部官员，负责直接宣传国民党的纲领，以灌输对国民党的绝对服从、打压革命进步思想为主旨的党化教育。此项决议如同一把紧箍咒，死死地套在广东各级学校的师生头上。
国民政府在全国教育领域强制推行“党化教育”的主张，早在国民党建立广东政权之后，就开始在教育领域积极贯彻，灌输国民党专制统治思想。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之后，立刻任命亲密战友邹鲁整顿广州的教育，他郑重地对邹鲁说：现在广东的教育不但濒于破产，而且未能接受本党主义，还是你出来担任改进罢。随后，邹鲁被任命筹办广东大学，孙中山对邹鲁的交代也非常清楚：使广东整个高等教育能在党的指导之下，免人渗入。
由于1927年之前的国民党缺少对全国的控制力，其党化教育思想只集中在广东地区，引起学界对党化教育反对的声音主要在广东。当时的广东大学就爆发了两次著名的反对党化教育的斗争。
先是1925年，广东大学资深校长邹鲁遭到排挤出走，汪精卫在广大大学内部肆无忌惮地推行党化专制，引发广大师生的强烈愤慨，文科学长陈钟凡、法科学长程天固连同著名学者冯友兰、周佛海等人集体辞职，此次事件被认为是民国历史上教授们对党化教育的第一次集体反抗。
党化教育并没有因为此次教授集体辞职得到缓解，相反，1926年广东大学反对党化教育斗争已经到了武力械斗的混乱地步。当时学校的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每与其他组织发生争执就直接拿棍子打人，由于棍子的英文stick广州话称为“士的”或“树的”，这一组织当时被称为“士的党”或“树的党”。法科学生沈鸿慈是“士的党”的一个重要头目，他曾在《醒狮》报上疯狂地叫嚣：“高举‘士的’的广东大学打遍广州，打遍全国！”此时的广东和广东大学在党化教育灌输下，已经成为随时都要爆炸的火药桶。
仅仅在这一年的4月份，“士的党”就和广东省学联代表大会的代表、广东大学预科选举学生会中枢委员，多次大打出手。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接替陈钟凡文科学长职位的郭沫若也被卷入派系斗争，乃至引发文科60名教师中的26人集体罢课，最终以15名教师辞职离开结束。这是广东大学易名为中山大学之前的第二次反对党化教育运动。
作为国民革命早期发源地的广州，在这次党化教育运动中显示了积极支持的姿态。1926年8月，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之后，蒋介石亲自委培保守派戴季陶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接任中山大学以后，采取极其严厉的政策强制强化党化教育，致力于把当时的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打造成为党化教育的基地，由此奠定了此后三民主义教育的“彻底信仰者”。戴季陶主持中山大学期间，宣称中山大学为中央最高学府，亟应实施纯粹之党化教育，养成革命之前驱，以树建设之基础。为了推行党化教育，戴季陶对中山大学全体师生进行了彻底清洗，力图铲除所有激进和有革命思想的师生。全校2000多名师生中，最终只有200多人得以留下，其余人员全部清理出校。
戴季陶以铁血政策在中山大学推行党化教育，让广东和中山大学成为党化教育的大本营。但是，随着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党化教育面临着向全国推广的问题，反对党化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越来越多的学界人士对赤裸裸的党化教育提出批评和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中山大学强制推行党化教育的模式显然不切实际。
1927年10月，著名学者胡适就直接写信给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蔡元培，对党化教育表示了坚决反对。10年之后，在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的庐山会议上，胡适依然强烈反对党化教育对教育自主的粗暴干涉。面对蒋介石，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党化教育对中小学生健康思想的严重毒害，要求国民党的势力不得入侵学校，号召“教育应该要独立”。胡适对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公然“唱反调”，曾让蒋介石窘迫尴尬而恼火万分。
胡适的反戈一击，让国民政府意识到简单粗暴地推行党化教育，在未来必定还会面临更多的麻烦和反抗，如何改变策略瞒天过海推行党化教育，而又不引起民众反感，成为国民政府急需解决的难题。为此，1928年5月，在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国民政府确定了以后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就是“三民主义的教育”，以此代替原来专制思想过于赤裸暴露的“党化教育”。
三民主义本是孙中山先生受到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启发，根据中国现实而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理论纲领。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上正式发表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理论。此后，三民主义成为孙中山领导国内革命斗争的理论纲领。就当时国内社会矛盾现状而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纲领是具有进步意义的。1924年，孙中山又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为三民主义注入了时代内涵，更加完善了三民主义理论纲领。
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一直作为民国立国建国的理论纲领和政治纲领的三民主义，被蒋介石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运用于教育。蒋介石宣称，中国要在20世纪的世界谋生存，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主义，只有依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来做一个中心思想，强调不仅要从政治上实现三民主义，还要以三民主义作为教育的宗旨，而且，只有实现了教育上的三民主义，才能最终实现政治上的三民主义。第二年的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说明书》，专门解释了“三民主义的教育”就是各级行政机关的设施、各种教育机关的设备和各种教学科目都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
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确定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案》，文件规定了全国各级学校均要实行三民主义教育，根据“总理遗教”，培养青少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道德，要求中等及以上大学，必须进行相应的军事训练，培养强健之体魄。这意味着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已经不再满足于政治层面上的党义教育，还从思想道德、军事训练等其他方面全面展开党化教育。一个月之后，国民政府正式发布通令，宣称：“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此后，国民政府迫不及待地推行三民主义教育。1929年7月，从党化教育的立场出发，国民政府颁布了《大学组织法》，这个法令摧毁了在中国已经形成的教授治校体制，就连北京大学也改行“校长治校”的方针，用行政领导占多数的校务会议取代评议会。现代大学精神的发育从而失去了体制基础。
1930年，国民党政府通过了“实施三民主义乡村教育案”，把三民主义教育从城市推广到乡村，扩大党化教育对乡村教育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完成了对中国教育领域从城市到乡村的地理空间上的全面布控。第二年，颁布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从目标、课程、训育、设备等方面对各级学校的“党化教育”作了具体规定，完成了教育体系内部从表层到深层的全面布控。
但是，国民政府推行的三民主义教育，并非孙中山真正意义上的三民主义理论纲领，不过是给此前臭名昭著的党化教育披上了一件三民主义的合法外衣而已，其本质就是利用儒学、托古改制的文化复古潮流，以实现独裁的政治目的，虽然与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教育有着部分的关联，但是却有明显的质的变化。这一点，在目前的教育界已经成为基本共识。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谈论三民主义教育之时，毫不掩饰地道出了三民主义教育实乃党化教育的本质：
我们要把我们的党义，溶化在教育的核心里，因为教育是能管教人生，指导人生，是帮助人生生活唯一的利器，倘若我们把我们党义，和这个惟一利器的教育，并合为一个东西，那么我们的党义，一定是不胫而走，不推自行了。
这种把党化教育溶化到三民主义教育之中的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倒是给国民党政府推行党化教育带来了巨大便利，至少在具体落实过程中遭遇的阻力和摩擦，较之此前褊狭的党化教育之名少了许多。因为三民主义比党化教育更突出了革命的合法性，党化教育的专制非常容易激起进步师生的反感，而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却很具有权威性，既然要实现三民主义，必然要听从国民党的指挥，听从国民党指挥的就是革命；不服从国民党指挥的，就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如此一来，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就以三民主义的形式，成为一股席卷全国的狂潮，试图通过灌输国民党党义、封建道德和军事训练等手段，强化国民对国民党的绝对服从。
1929年，国民政府为了便于党化教育的管理和实施，在全国各省恢复教育厅制度，省内各级学校的党化教育全部由教育厅专门下属的处室负责。各级学校在具体实施上，一般开设教务处、训育处和军事训练部三个专门教育部门。教务处负责党义教育，训育处负责党化训育，军事训练部负责军训。除了三个部门专人负责党化教育之外，一般学校还有党义教员若干人，专门负责对学生进行党义教育。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各级学校，如同被党义教育严密包裹捆绑的一只只粽子，他们要把学生变成粽子里的米粒，经过党化教育的长时间熏蒸，让他们反抗的硬度和质感全部消失。
按照国民政府党化教育的办法，各级学校均开设党义课，要求每周的授课时间不少于2小时。当时的河北省，全省各级学校全部开设了党义课，江西的所有小学也开设了三民主义课。虽然大学和小学在讲授的内容上不尽相同，但是都是以赤裸裸灌输国民党的党义为主旨。与之相配合，学校增加了党义考试内容，党义科目为学校必修课，中小学如此，连大学也必须遵照实行。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两大高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均规定党义为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或毕业的必要条件。另外，政府还加强了对教科书的审查，所有涉及党义内容的教科书，必须接受国民政府严格的审查。对于编写不合格的教科书不仅没收和撕毁，而且对负责人进行严厉的处分。国民政府借助严密的审查制度和干涉教育权力，对进步师生的共产主义宣传严厉打击，在教育领域建立了一道严密防范共产党发展的监控网络。
令国民政府恼火的是，费尽心机搞的党义教育效果并不理想，相反，长期单调而机械的党义教育，不仅引发了学生们强烈的抵触情绪，而且最后连教育界的人士也看不下去。一度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潘光旦就对国民政府处处干涉大学教育极其反感，他说自己最感觉痛苦的一点是，教育行政当局什么都要过问，而学校行政党军什么都要填报，并且动不动就要驳回，要再报。在他看来，这样的行政干预根本就是一个错误。
1932年，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司长的任鸿隽的批评，反映了当时教育界进步人士对党化教育普遍的焦虑：
老实说来，教八九岁的小孩们，去念那些什么“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关税自由”的教课文字，不但不能得他们的理解，简直于小孩们心灵的发展有重大的妨害。
迫于强大的质疑和批评压力，第二年，国民政府取消了各级学校均开设党义课的规定。不过，这并没有取消党义教育，而是照搬了党化教育变身三民主义教育的策略，把党义教育融合到国文、历史、地理等其他科目中，变相地继续对“小孩们的心灵”进行摧残。
其实，国民政府妨害“小孩们的心灵”的党化教育远不止于任鸿隽批评的党义教育。为了配合政治信仰、思想道德层面的党化教育，国民政府还专门从军事训练层面上加强对孩子们心灵的牵制。1929年之前，国民政府强调军事体育训练的重要性在于强健体魄，培养纪律遵从，激励为国家风险之精神，规定参加军训的学生只限于高级中学以上的学校，且只限于学校男生。在1928年7月，国民政府发布了《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就是对学生军事训练教育的具体规定。
1929年之后，国际政治形势突变，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政府的军训性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此前较之党义教育、道德教育一直唱配角的军训教育，因为抗日救国的现实形势而凸显其重要地位，参加军训的学生也呈现了低龄化特点。国民政府把初中和小学也纳入为军事训练的对象，少年和儿童成了党化教育的对象。为此，国民政府在初中专门开设了童子军课程，小学生年满12岁就加入童子军。这一举措把中国无数天真幼稚的孩童裹挟进了党化教育的浑水之中。
针对童子军的军训宗旨也开始从体格锻炼转移到精神奴化的层面上来。1933年发布的《中国童子军总章》规定，童子军要奉行三件事情：一是励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成为中华民国忠诚之国民；二是随时随地扶助他人服务公众；三是力求自己智识道德体格之健全。不难看出，强健体魄并非军训的第一要旨，最重要的是培养少年儿童的封建道德，使其绝对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此时学校军训的领导权已经被反共的特务组织“蓝衣社”（或称“复兴社”）所控制，这一反动组织在对少年儿童的军训管理上，赤裸裸地宣称重点就是“精神教育”、“精神讲话”、“绝对服从”。就这样，许多年幼无知的孩子，经过国民政府党化教育的洗脑之后，如同被注射了鸡血，亢奋激昂，蠢蠢欲动。
为了防止进步学生对党化教育的反抗，在党化教育全面深入的1929年，国民政府针对进步学生的“整饬学风”也渐入高潮。1929年，国民政府发布《整饬学风令》，为党化教育保驾护航。第二年，蒋介石亲自发表了《告诫全国学生书》，鼓吹三民主义教育的同时，不忘记威吓学生遵纪守法，不得煽动学潮。这种严厉的威吓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随着国内进步学生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愤怒、批评和反抗，而发挥了切实的牵制作用，严重打击了进步爱国学生号召抗日的情绪，维护了国民政府渴望的国内稳定的局面。
在思想道德领域强化封建道德教育，是国民政府党化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1929年之后，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主题的封建道德沉渣泛起，被确定为全体国民遵守的国民道德。1931年，教育部下令要求全国所有学校一律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匾额，并且规定所有匾额全部蓝地白字，以此启迪国民效忠国家和政党领导。不久，教育部又提出了遵从“礼义廉耻”之说，至此，以“礼义廉耻”为四维，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八德，构成国民政府思想道德党化教育的“四维八德”，通令全国学校将“四维八德”制作成匾额悬挂，以此匡正人心，挽救颓废学风。
所谓的四维，本出自《管子》中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句，蒋介石试图以封建道德维系国民对政党的绝对服从，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此后，蒋介石在一次次的国内学校教员训话中，不厌其烦地强调恢复“四维八德”就是发扬民族固有的最高尚的精神和道德，以为一切科学之基础。在“四维八德”之中，蒋介石特别推崇作为四维的“礼义廉耻”，他所阐述的理由一语道破了党化教育的天机：一个人只有知道了礼义廉耻才能让他知道守纪律、负责任、牺牲自由。此后各级学校，无论大中学校，绝对不许自由，他们应该把他们的自由，全部贡献给国家，所以他们对于国家要遵守法律，对于社会要守秩序。
推行“四维八德”当然离不开尊孔读经。自1914年袁世凯政府为了复辟大肆推行尊孔读经而遭到可耻的失败之后，民众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料，时隔10年之后，教育界尊孔读经的逆流再次涌起，只不过这次搬出孔子的目的不是为了复辟，而是为了实现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专制，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发生。
1928年11月，教育部要求全国所有学校在孔子诞辰之日停课两个小时，以示纪念。到了1934年，国民政府直接规定每年的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为孔子诞辰纪念日，这一天全国学校放假一天，并且要悬挂国旗庆祝纪念。同时，积极鼓吹中小学开设经训课程。当时在全国党化教育运动中拥有良好基础的广东省，又一次走在了前列，省内中小学全部增开了经训课程，中学每周5小时，以《四书》为读本；小学每周90分钟，以《孝经新诂》和《经训读本》为课本。在广东的带动下，湖南、河北等省的中小学也纷纷展开声势浩大的读经教育。无论是国民政府实际控制区，还是地方军阀割据地区，都借着尊孔读经活动打压共产主义思想，封建意识形态在教育领域开始复辟。
在封建思想作祟下，国内渐趋开放的学风又一次出现“开倒车”的问题，特别在乡村城镇学校，厚重的封建礼教道德思想尚未解冻，尊孔读经的逆流再一次加固了民众心中的旧观念。例如，当时国民政府在乡村地区大力推进党化教育，开设了许多民众学校，在许多学校里，异性同学之间根本无法实现同班同坐，即使是年幼的儿童在开班之时，男孩和女孩也不愿意坐在一条凳子上；放学排队的时候，男女同学要分开排成两行；至于在摄影的时候，男生和女生是坚决不同意照在一张相片里的。当时教育界有人批评报道说，在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之时，摄影师要求成人妇女两班的毕业生合影，费了很多的口舌，才算勉强照成。三民主义教育对民众思想道德教育之失败可见一斑。
国民政府推行三民主义教育的理论依据是美国杜威的“生活教育说”。但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由于三民主义教育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所以，所谓的三民主义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地践行杜威博士的“生活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骤然升温。此时，被寄予厚望培养民族精神复兴的党化教育，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国内教育界对党化教育的质疑和批评再次凸显，这让国民政府此前极力鼓吹的三民主义教育陷入空前尴尬的境地。
这一突发变故迫使三民主义教育不得不另寻途径重建民族复兴之宗旨。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认为，三民主义教育在民族复兴教育宗旨上效果不显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上的普通人不了解民族历史精神，而“新生活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新生活运动”必须立足于教育，使青年学生能够养成新生活的习惯。甚至蒋介石也公开宣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完全在于普通国民具备高尚的知识道德，如果要提高普通国民的知识道德，就必须从衣食住行这四项基本生活入手，使民众能够合乎礼义廉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至此，国民政府开始转变声音，在全国教育领域推行“新生活运动”，于是，三民主义教育又回到最初的“生活教育”的原点上去，时称“新生活运动”。
1929年4月，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所长的崔载阳教授主持了“小学生活化课程大纲的草拟”研究，提出了小学课程三民主义化的见解和具体路径，宣称借鉴杜威的“生活教育说”，实现中国小学教育的“三民主义的生活化”和“生活的三民主义化”，以此造就“三民主义的国民”。
无论崔载阳对三民主义教育的实现必须走向生活化的理解，是否真的符合三民主义教育的本质，有一点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就是身处党化教育旋涡之中的许多知识分子，试图努力把三民主义教育引入关注民众日常生活中去，而不是盲目照搬西方教育模式。这正如崔载阳后来反思三民主义教育成败时所说的，“摹仿的教育制度，既是从文化不同的民族移植得来，纵有些粗浅成就，也难免深创重伤。于是我们不得不深自省悟，最后返而采取那充满着固有的协进精神的三民主义为教育之最高根据”。不过，这样的实验因为三民主义教育的党化实质而只能流于形式。
当时摆在三民主义教育面前的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国内民众基础文化知识的严重匮乏，文盲比例奇高。1929年，国民党《识字运动宣传纲要》估计：我国不识字的人数占总人口的80%，有3亿多人。当时城市居民约有8000万人，已受教育者占40%，未受教育不识字者占60%。乡村人口占80%，不识字者约占乡村人口总数的90%。另据当时教育部对中国文盲的估计：全国人口数为4.5亿，识字者占20%，共9000万人；不识字者占80%，共3.6亿人。
与之相比，国外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期的文盲比例极低。俞庆棠，民国时期国内著名的社会教育家，因为长期在平民教育上的努力和贡献，在当时被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她曾经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了西方资本主义教育扫除文盲的巨大成就。1933年，她奔赴丹麦等欧洲七个国家考察成人补习教育。在1923年以前，丹麦的文盲率是世界最低的，只有0.1%。俞庆棠在与丹麦教育部人员交谈过程中，婉转地问对方：贵国文盲比例，恐怕很小很小了吧？对方的回答令俞庆棠感慨万千：在三年以前，我们全国发现了一个15岁的青年，还没有读写的能力，我们觉得是很大的遗憾。后来调查清楚，这个青年的神经系是不健全的，那也不列于文盲数了，所以我们并没有文盲。
三民主义教育生活化首先需要在国内开展平民识字教育，扫除文盲。为此，1929年，国民政府在党化教育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特别强调了识字教育是“各项训政建设之基本设施”，其建设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建国大计，及三民主义之完成”，号召全国教育部门当加以非常之重视。随后，国民政府颁布了《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要求全国各地教育机构和部门加强对民众识字能力的宣传和教育。如此大规模的民众教育运动，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教育标榜的民族复兴，但其背后显然是党化教育深入平民中间的一个重要结果。
“九一八”事变之后，这种扫除文盲的平民教育活动越发显得重要。当时日本的文盲率极低，早在1925年，日本的文盲率就仅为0.9%，而当时中华民国的文盲率高达80%以上。平民文化程度上的天壤差距，迫使国内必须重视平民教育活动的开展。当时人感叹国际形势如此危机，而欲以大多数不识不知之民族，与世界列强争生存，考察优胜劣败之公案，岂能有丝毫胜算之希望？这种以民众文化普及水平高低衡量战争胜负的观点，固然过于狭窄，但是，在与日本争取生存的战争中，平民教育水平低下无疑是当时中国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正是这种严峻的教育现状，促使大量平民教育家走到人民中间，开展识字教育运动，晏阳初就是最著名的一个。他曾准确地指出，中国文盲之所以如此严重，除了汉字难学这一客观原因之外，最重要的主观原因在于历代统治者采取的愚民政策──即为了巩固和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而不去开发民智，总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愚民政策维护自身利益。
如今，三民主义教育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就应该承担起开启民智的责任。推广平民教育运动可以被看作三民主义教育试图解决国内高文盲率问题的一个积极行动，但是，1929年之后的三民主义教育并非致力于“民族、民权、民生”的孙中山三民主义，而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意识形态的强化，所以，这样的教育既无法真正切入人民的现实生活，也不可能起到良好的作用。虽然有足够的数据显示，1927—1937年的国内文盲率总的来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是，这种下降幅度是有限的，而且不可能如杜威博士所希望的那样，是教育真正生活化之后产生的成果。这可以从当时民众对民国政府强制推行的平民识字教育运动的抵触和反感中得到证明。
一日，警察到某家催促一位30多岁的妇女入学，这妇女就说：“我年纪这样大了，你们倒拼命地促我读书，我的儿子，初级小学毕业了，要进高级，因为手头少了几个钱，学校就不让他进去！唉！小孩要读书没有书读，我们是没有用的人了，反要催迫吾们来读书。”警察不同这妇女理论，只是狠命地催促她进民众学校，结果她还是不去。此事被报告到教育局，局长特批这位妇女的小孩免费入学，那位妇女才答应进入民众学校念书。
类似这种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成为当时国民政府推行三民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实施三民主义教育，企图全面加强对国民的控制，并没有获得理想中的结果。三民主义教育中的党化教育本质成为一大障碍。此前民国的教育之所以能够获得明显的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大批思想进步的教育家们尊重教育的自身规律和独立品格，虽然多有效仿照搬西方教育模式而略显僵化生硬，但是终究能够顺应教育规律，尊重教育的独立品质。如今，教育遭到政治的粗暴干涉，其发展前途的暗淡可想而知。也因为这个原因，国民政府内部主张西方民主自由的教育家们，对三民主义教育也感到不满。
退一步说，抛开党化教育的专制不谈，即使三民主义教育纲领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乌托邦主义的不切现实的弊病。例如，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中宣称要促进世界大同，这不禁令人想起中国数千年来许多幻想主义者对理想社会的一厢情愿。民国时期著名的作家林语堂先生曾经对中国人渴望的世界大同有过一段绝妙的嘲讽。他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师，有个日本太太，有个法国情妇。林语堂对世界大同的比喻，无意中指出了三民主义教育的死穴：失去独立品质的教育，无论拥有如何美丽的政治话语，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1951年，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在总结大陆失败原因之时，认为是教育的失败造成了政治的失利，他特别提到教育没有树立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其失败的最主要原因。直至此时，他依然没有意识到，不是三民主义教育没有实现而导致其败走台湾，而是即使践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也不可能挽回其大厦将倾的颓势。
民国教育人物
罗家伦：徘徊在学术独立与政治涉入之间
关于罗家伦，总有太多的话题，太多的非议。
反对者说他是“反动政客”、“御用文人”、“帮凶”，其在清华大学任职校长期间，大力推行反动的党化教育，独断专权，领导作风甚是令师生们反感。特别是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对罗家伦的“靠五四运动起家”而“最后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的评价，几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而拥护者则说他在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革故鼎新，反抗强权政治，塑造了大学的灵魂。民国党化教育时代的罗家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出生于江西南昌的一个书香门第。幼年时代的罗家伦接受私塾教育，打下了坚厚的国学功底，后入复旦公学读书之时，同学戏称他为“孔夫子”，可见其私塾教育时期接受知识之深厚。
1917年，正值蔡元培先生接手北京大学，罗家伦考入了北京大学，深受蔡元培倡导的自由兼容大学精神的影响。后来的罗家伦对这段北大学习生活一直念念不忘，他常常回忆其间的自由开放生活，提及当时自己经常到国文教员休息室和图书馆主任室聚会，与钱玄同、李大钊等老师相互辩论，几乎每天下午三点钟之后，这两个地方都自动聚集了大批学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此前，罗家伦和傅斯年等人已经是北大公认的学生领袖，此时此刻，他们自然成为北京高校领导此次运动的学生领袖。5月4日上午，准备参加游行的北京各高校代表聚集北京大学，商讨起草一份学生宣言，罗家伦被各校代表公推为学生宣言撰写人。由于马上就要出发游行，罗家伦已经没有时间去房间仔细思考，于是，他就站在桌边一蹴而就，写出了著名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全文虽然只有短短的180字，但是文笔流畅，气势磅礴，是五四当天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唯一的一份印刷版宣言，其最后几句已经成为五四运动中学生传诵的经典：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此后，罗家伦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的概念，这也是“五四运动”之名的由来，而罗家伦本人凭借在运动中积极的精神，成为北京高校学生运动的最重要领袖之一，与傅斯年、康白情、周炳琳等人，被公认为当时的“五四”健将。1939年，毛泽东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谈起北京大学时期罗家伦的风光无限：
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1920年，年少成名的罗家伦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凭借企业家穆藕初捐赠给北大的奖学金资助，直接奔赴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当时与他共同出国的有五位，由于这五个人在北京大学表现优异，这次出国留学也备受关注，当时的一家报纸将他们此次出国比喻为“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国人对其的厚望可见一斑。
罗家伦先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随后，他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课。美国两所著名大学的学习经历，开阔了罗家伦的知识视野。尤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跟随著名教育家杜威学习，成为当时国内教育界拥有极大影响力的杜门弟子之一。1924年，罗家伦前往欧洲著名的柏林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硕士，一年后，又奔赴法国巴黎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习。短短的五年时间，罗家伦先后在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四国的五所著名大学学习访问，其游历之丰富，知识之渊博，在当时学界同辈中属于佼佼者。
1926年，罗家伦回国后积极参与了北伐战争，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党员背景是他生涯中极其重要的事件。因为就在一年之后，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而当时被推荐的清华大学校长人选多达30余人，其中包括清华大学最著名的国学大师之一赵元任，而最终罗家伦获胜。这当然引起了当时很多的质疑和猜测，认为罗家伦是依靠国民党党员的政治资历才获得校长之职位的。
古人所谓天意弄人，也许最适合用在此后的罗家伦身上：他拥有满腹才华，在大学管理上实现了革故鼎新，成为大学灵魂的塑造者，但是，在他入党之后，正值国民党党化教育全面推进的时期，政治干涉大学教育引起国内大学教师们的普遍反感和愤慨，有党员身份的罗家伦便成了众矢之的。身为国民党党员，他必须履行蒋介石亲自委派给他的党化教育的重任；身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他又不愿意放弃教育独立自由思想。政治耶？学术耶？罗家伦处于两难的境地。无论选择哪一方，都会遭到另一方严厉的打击和批评，而他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的特殊身份，无疑把他进一步置于炭火之上。
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名为清华大学，就在此一年以前，罗家伦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命，正式取代此前的校长梅贻琦，当时的罗家伦年仅31岁。从此，清华大学进入了所谓的罗家伦时代。
众所周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创的“教授治校”，首开民国时代国内大学尊重教育独立地位之先河。这一管理模式经过蔡元培之后历任校长的继承、探索，以及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等其他大学的借鉴、转化，虽然在具体的管理模式上并不相同，但是，作为一种成熟的民主管理体制、一种时代潮流，已经得到教育界普遍的认可。
1926年，清华大学也被裹挟进了“教授治校”的潮流，颁布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依据此大纲，学校成立了教授会、评议会等教授群体组织，并且赋予了教授会和评议会等具体的权力。评议会享有制定全校教育方针、校内规则，决议各学系、机关设立废止，学位授予，教职工聘任等大权；教授会则有权力决定选举评议员、教务长，审定课程等权力。至此，清华大学开始了以评议会、教授会为制度基础的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
1927年，蒋介石在全国加强了党化教育推行的力度，颁布了《大学组织法》等教育法令，加强了政府对大学行政方面的干涉和控制，试图全面掌控国内高校的行政领导，镇压高校的进步思想，稳固国民政府统治。
罗家伦接手清华大学，正值国民政府党化教育向全国大学渗透之时，清华大学也属于党化教育重点渗透的对象。而此时“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模式已经深入人心，顺应前者必将激起清华大学教授们的普遍反对，而拒绝党化教育国民政府那边又无法交代。为此，罗家伦采取了铁腕治理学校的政策。
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教师队伍进行了重新洗牌，原有的教授只续聘了极少一部分，加大了从校外引进著名学者的力度。此前国内大学校内教师派系斗争激烈，毕业于同一大学的教师往往拉帮结派，动辄以集体辞职向校方领导施压，再加上文人相轻的传统，知识分子之间相互贬低谩骂，此风已经成为高校管理中的一大通病。在罗家伦外聘的教师中，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仅占三分之一，大批来自国内其他著名大学的老师被聘请来清华任教，此举不仅大大改变了清华大学部分教师依仗毕业母校而以老资格自居的痼疾，而且杜绝了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为清华大学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是，罗家伦引进北大时期的同学冯友兰、杨振声，却引起了当时部分知识分子的猛烈攻击，攻击者批评罗家伦重用“自己人”排挤学校里的清华帮，从而在教师中培植个人势力。其中，尤其以罗家伦带来了所谓的“四巨头”教授，分别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秘书长、院长等重要职位的攻击为甚，甚至有人造谣说罗家伦试图用北大并吞清华。然而，罗家伦自执一词，他本人宣称自己从未在聘任教师中夹杂个人情感亲疏远近，不会用教师地位做交易，甚至他从来不知道有所谓的学校派别。
罗家伦北大时期的同学、在当时被攻击为罗家伦带到清华的所谓“四巨头”之一的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后来回忆这段纷争时说，罗家伦来清华主持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像社会上说的带了四个自己人，而是只带了一个秘书，所谓的“四巨头”是罗家伦到了清华之后，从其他大学中挖来的冯友兰、杨振声等已经在社会上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学者。至于被外界传闻的罗家伦和清华大学教授们之间关系恶劣关系亦并非实情，因为罗家伦当校长之前，清华归外交部不懂得教育的官僚管理，是罗家伦让清华脱离了外交部旧官僚的桎梏，这才有了国立清华大学的诞生。而罗家伦的这个主张，当时也得到了清华教授会的支持。
吴宓是当时清华大学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吴宓曾经与罗家伦关于白话文问题有过激烈的交锋。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后，据说吴宓心中不安，专门托赵元任先生打听消息。罗家伦听说此事之后说：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文和白话文，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他真的能教中国古典文学，我就请他来任教，我不是那样褊狭的人。关于此事，虽然至今流传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但学界公认，在罗家伦主持清华大学的两年时间里，吴宓确实没有受到罗家伦的任何刁难。而当时国内最负盛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罗家伦在清华大学时期的成就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罗家伦让清华大学正式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这个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1930年5月，罗家伦离开清华大学南下武汉。不过他的离开颇具黑色幽默──他是在一片驱逐声中狼狈地离开了清华的。罗家伦遭到驱逐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据说主要是因为他主持清华大学期间的铁腕手段。
当时的清华大学因为学费的高昂被公认为贵族大学，为此，学生代表与罗家伦交涉，提出“全体免除学费”，罗家伦虽然将每年40元的学费减半，却依然与学生们的要求相差甚远，此举引发学生们的普遍不满，由此树立了学生和校方之间的对立情绪。
恰逢此时，罗家伦向清华大学灌输军事化管理思想，要求全校学生参加军事训练，曾经在北伐革命战争中有着上佳表现的罗家伦，此刻豪情万丈，竟然以军人的标准要求清华学生，实行严格的考勤惩罚制度。
当时清华规定，早操缺勤就要记小过一次，记小过三次以上为一次大过，三次大过就要开除。据说张岱年仰慕清华大学之名，已经被北师大录取仍然坚持进入清华大学，不幸遇上严格的军训，苦不堪言，最终弃清华转投北师大。此事真伪说法不一，但是本来因为学费问题已经对罗家伦心怀不满的学生们，确实立即将怒火发泄到军事化管理上。同时，清华教师也对军训非常不满，他们认为此举是为了迎合国民党党化教育中的军事训练，属于典型的政客行为。如此一来，罗家伦在清华大学的人缘自然无比之糟糕。
1932年，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直至1941年辞职。这10年被普遍认为是罗家伦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页。他在中央大学做出的最重大贡献是提升了中央大学与政治地位相对称的学术地位。中央大学在他接手之前，完全是一个没有人愿意收拾的烂摊子，如果不是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苦苦相求，让他以国家利益为重，估计罗家伦也不愿意接手。然而，事实表明，他用了10年的时间，把中央大学提升到了另一个更高的层次。这要得益于他对中央大学建设目标的定位之高，以及在乱世采取了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罗家伦曾经这样说：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由于有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中央大学在罗家伦时代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从1938年开始实行全国统一招生的几年中，当时有三分之二的考生都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人数远超当时的西南联大。到了1941年，罗家伦辞职之时，中央大学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高校中规模最大的高校。
罗家伦的贡献在于，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就已经为中央大学搬迁内地做了充分的准备。在他的周密安排下，中央大学所有的设备、仪器、图书等全部安全运抵四川，甚至连航空工程系用来教学的三架飞机，医学院用来解剖的24具尸体，都被完好无损地搬运到四川，为中央大学在内地继续开学提供了宝贵的设备资料基础。而这一点正是当时从沦陷区迁入内地的大学所无法具备的。虽然此举让罗家伦遭受许多人的嘲讽，时人称其为逃兵，说日本人还没来他就已经吓得把中央大学全部家当运送到四川，但是，这一举动无疑保全了战乱时代的中央大学，成为其战后重建的基础。
然而，罗家伦的宏大教育理想与国民党党员身份不可调和，注定了他迟早要落入政治和学术两难选择的陷阱，乃至蒋介石本人亲自问了教育部长王世杰：为什么罗家伦任大学校长总是招致如此多的反对和诋毁？王世杰回答说：因为罗家伦不肯拿大学教师的位子做人情。果然，罗家伦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因为自己的做事风格而招致许多人的反对，虽然没有像主持清华大学时一样落到与全校学生树敌的程度，但是，也不得不从如日中天的中央大学校长之位上辞职。此后，他历任中央大员考察边疆党务工作，出任民国驻印度大使等职位，最终于1969年，走完了自从五四之后饱受是非争议的一生。
罗家伦本人曾这样说：“凡是一件历史的事迹，时代隔得愈远，其意义和影响，愈看得清楚。”这句话也许可以让我们看出总是身处争议漩涡之中的罗家伦的无奈和困惑。如今，距离罗家伦主持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已经相隔很远，关于他的是是非非，今人应该看清楚的是，不能因为他的身份而将其贴上政治的标签，从而完全否定这个人在教育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