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古人也称故典，或称古事、故事、故实、古典、典实、旧典、往典等等。在诗文中运用典故，古书上也有不同的名称，一般称为用事，也有称为引事、隶事、使事、运典等，我们今天一般就称用典了。
“事典”与“语典”什么是典故呢？是指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由古代故事构成的典故，称为“事典”。有来历出处的词语构成的典故，就称为“语典”。
事典所用的古代故事中，最大量的是历史故事。如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几句，就是连用苏武不失节而还汉；黄公（商山四皓之一的夏黄公）避秦入商雒山中；穆生因楚王戊忘设醴酒而离去；邹阳狱中上书以自明四个历史故事（均见《汉书》），借以表明李白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是出于对唐王朝的忠心，他决不跟随李璘谋叛。因此，他被流放夜郎完全是冤案。
事典也有用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小说、戏曲等故事的，如李白《把酒问月》诗：“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用的是神话故事。韩愈《感春四首》之四：“画蛇著足无处用，两鬓霜白趋埃尘。”就用了画蛇添足的寓言故事。
汪元量《钱塘歌》：“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用的是杜甫《杜鹃》诗：“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
语典所用的是古书中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如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论语·为政》）。后代因称15岁为“志学之年”，30岁为“而立之年”，40岁为“不惑之年”，50岁为“知命之年”，60岁为“耳顺之年”，70岁为“从心之年”，这里所取的是有特殊意义的词语。这种情况，在语典中是随处可见的。此外，也有取专有名词的，包括人名、地名、宫殿名、篇名、典制名、官职名等等。如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轮台”为地名，在新疆，汉朝曾在那儿驻兵屯田。陆游诗中代指南宋边疆。
语典也有取格言、警语、俗语、诗文句的。如杜甫《哭王彭州抡》诗：“翠石俄双表，寒松竟后凋。”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无论事典或语典，特别是事典，同是一个典源，在不同的诗文中，可用许多不同的词语来概括。如《韩非子·和氏》篇讲和氏献璧的故事，后人作典故使用时用词可谓千变万化。因和氏所献的是未理的璞，经加工后才成为璧，璧也就是玉，成为著名的宝物。所以在诗文中使用时可用“和璞”
“和璧”、“和玉”“和宝”。又因和氏姓卞，就可用“卞”代“和”，成了“卞璞”“卞璧”“卞玉”“卞宝”。
因和氏为楚人，又可用“楚璞”“楚璧”“楚玉”“楚宝”。楚又称荆，也就可称“荆璞”“荆璧”“荆玉”“荆宝”。又因其璧得之于楚（荆）山中，故也可称“楚山璞”或“荆山璞”等等。
或者干脆称为“和氏”等。
事典如此，有些较长的语典也是如此。如曹植《名都篇》有“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之句，后代常用作饮美酒的典故。如王维《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辛弃疾《玉楼春·再和》：“十千一斗饮中仙。”
典故的用法典故在古诗文中有种种用法，这里只就主要的用法略作介绍。
正用和反用。正用就是取典故的原来意义入诗文，反用则在诗文中反用原典的意义。如上举和氏璧的典故，在使用时往往表现了对和氏不幸遭遇的同情，如李白的《鞠歌行》：
“荆山长号泣血人，忠臣死为刖足鬼。”这是正用。但李商隐在《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中却说：“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说自己反而羡慕卞和被刖去双足，免得继续作一小吏，受到阶前逢迎奔走的耻辱，这是愤激之词。又如“求田问舍”一典，本来是刘备批评许汜在天下大乱时，无忧国志家的救世之心，而只求买田置地，经营自己的安乐窝。辛弃疾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说：“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这是正用。而王安石在《读蜀志》中却说：“无人说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这是反用，充分体现了王安石在变法失败后的苦闷与愤激。事典有反用，语典也常见，如王安石《钟山即事》：
“茅簷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反用了王籍《入若耶溪》中“鸟鸣山更幽”意。这种反用，往往在大家熟悉的典故中，语出意表，惊人耳目，受到后人称道。
明用和暗用。明用是让人一看就知道是用典。如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就是。暗用则并不点明，不让人感到是用典。当然，熟悉典故的人就能看出来。如柳永《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暗用了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诗的“天际识归舟”句。又如《长生殿》第三出：
“全凭仗金投暮夜，把一身离阱穴。”暮夜投金，显然是指黑夜行贿，但也是暗用了《后汉书·杨震传》的典故。杨震新任东莱太守时，“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之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
借用。构成借与被借的关系是，被借典故的原意和诗文中所要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干，但它们之间也有某一相关的地方。如《儒林外史》第31回：“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
王叔和是著名的医学家，著有《脉经》，文中用人名代医书。
这种借用法，诗文中用得相当普遍，上面说的“借词”也就是“信用”。
化用。指用典时不是直用典故，而是把原典灵活地加以融化、点化。这是为历代称道的一种用典法。这里仅举古诗词曲中常见的化用前人诗句例，如苏轼名作《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常被后人化用来写西湖。诗如聂大年《西湖景十首·雷峰夕照》：“宜雨宜晴晚更宜，西湖端可比西施。”
词如辛弃疾《水调歌头》：“说与西湖客，观水更观山。淡妆浓抹西子，唤起一时观。”曲如薛昂夫《苦雨》：“西湖也怕西施炉，天也为他巧对付。晴，也宜画图，阴，也宜画图。”
古诗文中还有一句中连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典故。如果两个故典有并列关系的，如《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暗想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萤窗”用车胤囊萤读书的故事，“雪案”
用孙康映雪读书的典故。也有两个以上典故糅合运用的。糅合后，看起来像一个典故，如李商隐《西南行却寄相送者》：
“明朝惊破还乡梦，定是陈仓碧野鸡。”“陈仓碧野鸡”含有两个有关鸡的典故。据《史记·封禅书》载：秦文公于陈仓祀鸡神陈宝。又《汉书·郊祀志》载：“宣帝时，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诗中把陈仓的陈宝神和益州的金马碧鸡神糅合在一起了。
为什么古人那么爱用典，而且长久不衰。这除了科举考试和言文分离等客观原因外，还在于好的用典。在抒情达意上，也有助于诗文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