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汉语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佛教进入中国后，汉语中出现了一大批与佛教相关的词语。这些词语又随着佛教的传播而逐渐由专门的佛教用语转入到人们日常的语言中。
如“佛”，又作“佛陀”，是梵文“buddha”的译音，意为“知者、悟者”。相传佛祖当初历经数年修行而无获，苦恼中坐于树下，静思七昼夜而悟到了真理，终于成佛。“罗汉”全称是“阿罗汉”，是“arhan”的译音，意为“杀贼”（“贼”指一切妨碍修行的东西）。“菩萨”是“菩提萨埵”
（bodhisattva）的简称，指仅次于佛的得道者。对这些词，人们虽不陌生，却未必确切了解其中的含义。
更有一些译词，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已意识不到它们出自佛门。如“三昧”，是梵文“Samadhi”的译音，原意是“沉思，冥想”，佛教中指一心专注而不乱，是重要的修行方法。这个词后来引申为“妙处，诀窍”之意。又如“劫”，是“劫波”（Kalpa）的简称，是佛教的一个宏观时间概念：以一件无比轻柔的天衣每三年擦拭一次一块方圆数十里坚硬的磐石，直至石尽，所经历的时间为一个“小劫”，积80“小劫”为一“大劫”。今语“历经劫难”“在劫难逃”的“劫”，盖出于此。
除音译外，还有不少意译词，它们产生于译经活动，以后就广为应用了，如“方便”“宿命”“眼界”“因果”
“庄严”“圆满”等等。当然，这些词现在的意思常与当初译经时的含义有所不同。如“方便”现指“便利、适宜”，佛教中是“因人施教，导人入佛之法”的意思。
四字语是汉语特有的表达方式，如“乱七八糟”“七手八脚”，一般说它不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可是由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已有2000年之久，所以就连四字语这种格式也难免不受它影响。如“心花怒放”，是佛以莲花比喻修行者的心境，佛主张人务必断除杂念，像莲花那样一尘不染，才能修得正果。当然，现在“心花怒放”是形容人极高兴，但究其来源，还是佛教。又如“顽石点头”“井中捞月”“六根清净”“五体投地”等等，皆出自佛教经典。我们难得在四字语这种格式中发现有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内容。可见，同是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影响最大。
佛教对汉语的影响，还表现在它与白话文的关系上。自魏晋到唐，佛教传播越来越广，传播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变文”。所谓“变文”，是僧侣们以说唱形式向大众宣讲教义，内容多是佛经中的神变故事。变文采用的语言，不像中国传统书面语——文言那样与口语脱节，而是相当通俗易懂，接近口语，如：“太子曰：‘王是我之父，我是王之儿。既有私愿心合细其敷奏：愿得王之饮食，济接饥人；愿得王之珠金，布施贫士。使织妇不劳于机杼，耕夫罢役于犁牛，渔翁断钓于江河，猎士解于林野。屠宰放猪羊之命，不结冤仇；采捕舍燕雀之生，断除惊怕。’……”（引自《佛报恩经讲经文》）这种通俗的语体对宋代“话本”的产生有很大影响。“话本”是说书艺人的底本，其用语十分接近口语。这种继承“变文”接近口语的书面语——“话本”语言，被后人称为“白话”。金元两代的杂剧散曲，明清两朝的长篇小说，有许多是用这种“白话”体写出来的，如《水浒》、《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彻底动摇了文言的统治地位，成为现代汉民族的标准书面语。就这一点说，佛教的传播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有极密切的渊源关系。
佛教不但对汉语本身，而且对汉语研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中国传统的语文研究包括音韵、训诂、文字三方面。所谓音韵学研究的是语音结构和语音演变，它起于南北朝的齐、梁而盛于清代。它的产生，可说是中国人在翻译研读梵文佛经过程中，梵汉对照比较的硕果。我们可以举“四声”和“反切”两例来说明。
“四声”指汉语的四个声调。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四个声调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如“妈（mā）、麻（má）、马（mǎ）、骂（mà）”，中国人明确认识到四声的存在并对它加以系统的分析，建立汉语的声调系统学说，则的确是在佛教梵文的启发下完成的。时间约为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这在《南史·陆厥传》中有记载。事实上中国古代学者早就对汉语的声调现象有所察觉，但只是到了南北朝时期才系统地提出“四声”。对此，近代语言学历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一文中有过专门论述。陈先生认为当时佛教兴盛，中国学者受到转读佛经时“三声”的启发，又依汉语语音的实际情况，定出了平、上、去、入的四声学说。
“反切”的产生同样能说明佛教文化对汉语语言学的影响。约在东汉末年，中国人从佛经的梵文拼音中得到启发，创造了“反切（音qiè）”注音方法。其原理是：用两个字给第三个字注音。例如：“酸，素官切”中的“素”声母是“s”，“官”
的韵母是“uan”，声调是阴平，所以“酸”读“suān”。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说：“切韵之学起自西域。旧时所传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谓之婆罗门书”。这里“切韵”
指反切，“西域”指印度，“十四字”指梵文14个字母。
除“四声”和“反切”外，中国音韵学上的“字母”的产生、等韵学的建立，这些古代语言学上的重大成果，都是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学者从梵文拼音中得到启发，结合汉语实际而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