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徐涛也学会了推托。吃饭前先声明，最近身体不好啊，遵大夫之命，戒酒了。于是陪客们便顿显颇不自在，整个宴会也没了气氛。有时碰上确不会来事的一帮人，一顿饭还真就那么寡言少语地吃下来。而事后他们的样子，会仿佛工作中出现了莫大失误一样。心中一定在深刻反思，副市长到了我们这儿连酒都不喝，让咱这副老脸往哪搁呀！日后再见到徐涛，他们仍会满脸愧疚莫名的神情。
但更多的时候，下属们会把这当成摆在面前的一项挑战。他们的理解是这样：副市长说不能喝酒，那是不轻易喝的意思，正因如此，我们才一定要让副市长喝起来，以便显得自己的身份够格。
于是他们便循序渐进，小步慢跑，逐层逼近。先说服徐涛倒上点，哪怕掺进90%的矿泉水都不要紧，顺便嘴里还念叨着，市长啊，不喝不要紧，我们这里的风俗是，喝不喝的先倒上。一圈人便露出会心的微笑。
其实这话里的文化徐涛听伟东说过，完整说起来叫做“喝不喝的先倒上，洗不洗的先泡上，跳不跳的先抱上，干不干的先套上”。但他只能装傻，看他们伴着充沛的感情往下表演。
然后便有“先干为敬”的套路，有“肯定我们的工作便随意一下”的套路，有“白酒活血，果酒养生，啤酒根本就是饮料”的套路，撒手锏还有女士上阵，口中念念有词道“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俺给市长敬杯酒，市长不喝嫌俺丑”的套路。
而一旦开了头，那就如同小姐接过了客一样，怎么也刹不住了。跟这个喝就要跟那个喝，为第一个理由干了一杯就要再为第二个理由干一杯，直到把徐涛彻底撂倒为止。这样他们就有了成就感，日后再见了徐涛，也像有过某种默契一样，颇有不拿自己当外人的感觉。当然在表面上，他们还是会恭敬如初，只是那种恭敬里也多了一些自信。
就此，酒便成了一种奇妙的勾兑用品，一种催发虚套的酵母，一种必不可少的官场黏合剂。酒现下属卑，酒中见官威。
总之，在中国做官真好。
当官之所以让人上瘾，还在于站在某个高端位置上，凭空便多了一种宏观意识。放眼看去，除了少数上司之外，其他人分明都是小人物。他们终日忙碌的内容，不过是你所下达的指令中一个小环节而已。如此一来，就有一种足以决定他人命运的巨大成就感。
伟东就伴着徐涛一起，沉浸在这灯红酒绿的岁月。
他们曾携手南下缅甸及新马泰，西抵新疆及中亚，北上俄罗斯，东至日韩，到处都留下了他们造福为民的足迹。当然钱是要花一点的，但徐涛已练就了将投入仅仅看做一些数字的功夫。当你目睹一桌豪宴基本没动几下便将成为垃圾时，倘若还有些戚戚然的不忍，那就说明你离成熟还差得太远。因为说实在话，吃饭这点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绝对不该是一个官员所应该操心的事。平日打手下过去的项目，哪个里面不是包含着无数顿胡吃海塞！至于所有政府人员成天都参与着浪费的问题，那就属于宏观现象了，一言难尽，谁也说不清楚，只好不去管它吧。
等到花起钱来不害怕了，在官场就算能混出点模样了。
消费最冲的一次，他们曾在北京的一个叫什么皇宫的地方，光五粮液就干掉十五瓶，然后又将那帮东倒西歪的王八蛋送进夜总会，一人发个小姐，继续灌洋酒，最后再每人拎上一箱海参。
在这种疯狂努力下，引进的几个项目都势头良好，个个投资巨大，技术构成先进，对东山产业布局的提升足以起到巨大作用。顺便还有必要提一点，伟东在这种跟徐涛外出的场合，原则一概就是一毛不拔，因为有政府埋单，犯不上自己充大头。为此他曾在许多场合一再宣扬这种价值观，即若是在兄弟们之间，他可以将最后一个子儿都掏出来，但只要有政府参与的事，他就会完全变成一个公事公办的人，因为这时你就是割了身上的肉也不会有人领情。
而最让伟东惦记的，主要还是两个事，一是挖沙何时落地，二是徐涛究竟能在东山待多久。
先说挖沙。
经过徐涛进京使出浑身解数，外带伟东插手，梁峰帮忙，等等，手续总算是办下来了。大家长吁一口气，感觉无数日元已经在天上飘舞，马上就会稀里哗啦地落下来。
于是给日方发函，邀请对方前来签约。鬼子们也很听话，很快就飞到了上海。过程中一直保持一步一联络，所有书面文件都高度符合国际惯例。徐涛对此曾特别叮嘱，说跟这些老外谈判，一定要始终都表现得不卑不亢，千万不能让对方感到是你在求他，你没见过世面，你崇洋媚外，等等。伟东绝对赞同这一观念，甚至还捎带上若干民族情感，将其上升到了某种气节的高度。总之是打算在这一项目中，不但钱要赚，而且谱还要摆，要做一场风风光光的国际大买卖。咱有政府撑腰，咱是在出卖不可再生的天然资源，咱干吗还要没底气？不可能。
要说这原则倒也没什么不对。
结果，在日方到上海后，来电询问东山政府能否前去接一下？徐涛便命手下回函道：很遗憾，按国际惯例，应该在你们到达东山境内后，我们再开始接待。
伟东闻听马上在空中一挥拳头：“好！就得这么对付小日本！让他们也明白明白，我们中国人民早就彻底站起来了！”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日本人倒很听话，立即在上海租了几辆轿车，一路兼程向东山赶来。
小车队刚到东山边界的收费站，便有几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带翻译上前招呼，然后几辆车在前带路，继续向市区行进。中途的迎接便仅此而已，那几位煞有介事的西装革履中便有老王。
车到东山环城路的大路口处，空中开始出现了几条日语横幅。老王示意放慢车速，让小鬼子们看个清楚，体会一下礼仪之邦的大国风范。但依旧仅此而已，沿途再没什么锣鼓仪仗，鲜花人群。
最后车到政府大楼前，才有郑副书记、徐涛副市长携一干官员，以及边总、伟东等参与者一起，将日方考察团队迎接到会议大厅。
寒暄之后，先是工作午宴。其间的相互祝词、频频举杯自不在话下。
宴会后日方稍事休息，便是陈市长的亲切会见。据说这老陈以前还真没正儿八经接见过这样高规格的外国客人，尽管所谓规格也都是徐涛给炒上去的。结果他连握手后该扭身九十度，面向记者的惯例都不懂，只是朝对方点了半天头便松开了手。害得徐涛连忙又把他拦回来，让他重来了一遍。他马上也明白过来，微笑得还算自然得体。不过让伟东在旁看得直皱眉，心想，哪有这么在公开场合纠正老板的？他不会摆动作就不摆呗，又不是真要发到《人民日报》去，东山的小报上还真缺这么张照片了？
会谈场面跟在中南海的架势差不多，由于不了解国家领导人们都谈什么话题，所以秘书给陈市长准备的一律都是些官话套话加废话。而翻译则更会来事，在每次将日方的话翻过来之后，还会顺便看一眼手中预先准备的谈话提纲，将接下来该问点什么话也提醒陈市长，以便市长不必低头看稿，保持一种成竹在胸姿态。伟东却在远处听着想笑，心想，鬼子里要是有个懂中文的，这笑话可就闹大了。
会谈后再接上一场盛宴，跟中午相比又高出不止一个档次。
次日一早，先是带日方驾船到海里进行实地查勘，当场从海底抽上来一管沙，用不着化验，鬼子们一看就心花怒放。但看到他们这么高兴，伟东却有点不高兴，暗自在旁边嘀咕道，我们这是不是有点经济汉奸的意思？
中午回来，便宴一番，下午开始正式谈判。
谈判过程应该算顺利，因为前期已做过了大量工作，价格方面也有国际惯例，不存在太多可探讨环节。唯有一样，就是在本次签约到将来的实际开采之间，还有一段时间的准备期，那么，就需要日方预付部分定金。日方对此也没什么异议，提出可以先打过来五百万元人民币。这时，便见徐副市长抬起面孔，神色庄严冷峻地说：“和田先生，希望您能明白，对我们来说，这无异于是在卖血呀。所以，我们希望定金的数额应该是人民币两千万元。”
日方无语。小声嘀咕了一番后，说还要回去请示董事会，但这部分条款可以回头通过电传方式补充过来，同正式文本一样有效。徐涛也只好表现出没有异议，脸上依然不无几分倨傲。
总之，就算是草签了合作协议。晚上，一把手于书记登场，大宴宾主双方，将本次会见推向了高潮。
不过日本人回去后，补充协议却迟迟不见过来。伟东自不免在背后埋怨徐涛，真是让发财梦给烧糊涂了，干吗非要求两千万定金不可，否则五百万岂不就已经到手了？说是政府的钱，其实就是属于这个项目的，咱们怎么花不好？
但怕徐涛面上挂不住，还不便在他跟前提这事。倒是徐涛有时会强作镇定，说定不定金其实都是形式，关键只要对方按协议要求开出来信用证，这事就算大致没跑了。
但信用证也同样杳无音信。电话或发函催也没用，对方可以随便来一通官方辞令，让你一点辙也没有。
后来徐涛又了解到这样一条信息，说这日本大阪之所以突然需要大量海沙，原来是打算申办2008年奥运会，但他们对2001年的投票结果有点拿不准，毕竟竞争对手中还有北京，大阪似乎胜算不大。
伟东立马开始研究北京与大阪在竞争奥运主办权方面的优劣问题，并很自然将自己分裂成了两部分人格，既不希望北京落败，也很希望大阪获胜。
结果项目就暂时这么耗了起来。好在徐涛还有两个引进投资的大工程，其中尽管没什么需要伟东做的协助工作，但若能成功落地，起码在后面的建设过程中，还大有伟东施展的空间。
于是，伟东便依旧继续在等待中忙碌，在忙碌中等待。
再说徐涛的官场前途。
本来，伟东对徐涛的政治前途肯定特有信心，但随着跟他接近越多，却不免对他生出了越发浓烈的忧虑。不知这算不算是贱骨头，伟东有时甚至想，难道一个官员成天对我装腔作势，我就会感觉他很有前途吗？当然不完全是这样，但在很多时候，伟东的确感到徐涛的政治素质实在显得幼稚，让自己这个官场外的人都有点看不下去。
曾有过一个晚上，在北京，徐涛与伟东坐在一个比较清静的酒吧里，随意喝几杯。那个白天里，有个很大的项目取得了堪称实质性的进展。
灯影迷离中，几杯下肚，俩人都懒洋洋地笑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官场及女人等话题。然后伟东便提到了东山市政府明年换届的事。别看他是个商人，对官场的事倒比徐涛更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