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官山，别了，老师和同学们，别了，我苦难的乡亲们！一个乡下少年，离开你去走他人生的路了！
从此，结束了我的童年。
最难忘的，是儿时的欢乐、痛苦和怅惘。幼小的心灵是无瑕的、稚嫩的，戳一下，便留下深深的印痕。
我和儿童文学
我九岁丧母，翌年，父亲续弦。继母二十四岁，是个穷家女子，待我并不坏，怕邻居们说闲话，对我总是怯生生的。十二岁那年，一次放学回家晚了些，家人都吃完饭了，继母对我说：“锅里有面条，你盛了吃吧。”我拿碗去盛面条，可是所剩已不多了，我没吃饱，便把碗弄得很响，并嚷着没吃饱。继母说了我两句，我便倒在床上哭了起来。
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把继母骂了，继母挺难过的，又专门为我下了面条。可是我怎么也不起来吃，一直到第二天，那下好的面条还留在锅里，谁也不愿意动它。全家人为这件事都不愉快。这件事怨谁呢？以后我每思及此事，心头便荡起微波。为了表达这种心情，我把情节变了一下，写了短篇小说《我的两个孩子》。一九五七年六月，这篇小说在《文艺学习》上发表了。一篇三千字的小说，却加上了编者近六百字的按语，其中写道：
喜欢读文学作品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感觉：有些作品读完了，事情也就完了，很少想到什么，此后也很少再提到它，一切都平安无事。而有些作品则是在阅读当中就使你不能平静，读完后又不能不久久深思，念念不忘。这两类作品给人的印象是这样不同，探索它们失败和成功的原因，那自然是一件极细致的工作。不过简单地说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作品是否能“以情动人”，作者所写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是否能触动读者的感情。读过李思的小说《我的两个孩子》，谁能不认真地思索生活呢？当读到父亲义正辞严地教诲北岱，母亲想再买一条裤头来安慰北岱那些情节时，谁又能轻轻地放过呢？那岂是嫉妒问题？岂是仅仅少买一条裤头的问题？这究竟是谁的错？错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于是你就得想，想到无母之儿的隐痛，想到做父母的责任，想到自己。总之，你不能不想得很多。这里形象就产生了感人的力量，读者的感情被作品里的人物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激动了……作者李思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值得注意的，北岱、父亲、母亲的内心世界是为读者打开了，细心的读者能够看到他们灵魂深处极其隐秘的东西。
《文艺学习》是青年习作的园地，编者这段按语是老师对学生作文的批语，但对我的鼓励和指导作用却极大，它引导了我对文学的追求。很多年过去了，才有位编辑告诉我，这按语是张天翼同志写的，可惜先生已作古，我不能向这位文学先辈当面致谢。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投入儿童文学，是自我感情的流露，一开始便从“真情”出发，并且在追求善和美，尽管我做得非常有限。
一九五七年，我在部队速成中学已当了六年语文教员了。班上的学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营、连、排三级干部，他们中少数人参加过抗日战争，大多数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又大多有个辛酸的童年。当时作文，推广高玉宝的“我写我”写作法，因而我在批改作文时，每次都能读到几十个人的少年经历。
学员中有人知道我会写作，便鼓动我把他们的生活写出来。这样，我就以抗日战争为题材，写了独幕话剧《小鹰》，一九五七年发表并出单行本。
一九五八年，提倡“放卫星”，领导上给我一个月假，要我放一部电影剧本。我欣然领受任务，以《小鹰》为基础，写了电影文学剧本《小路》。剧本一九六一年六月在长影的《电影文学》上发表了，引起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注意，便约我写小说，我又以《小路》为基础，扩充了三分之二的内容，写成了一部中篇小说，根据责编李小文同志的意见，定书名为《两个小八路》，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出版。至此，我的儿童文学创作，向前迈了一步。创作的起因，还是从生活出发的，是生活本身感动了我，觉得这些少年英雄应该歌颂，应该流传，并通过他们的英雄行为，展现我们抗日战争中的民族气概。
《两个小八路》出版了，编辑李小文同志希望我再为少儿社写个中篇。我简要地向她讲了个红军家庭的故事，她说可以写。这就是后来的《闪闪的红星》。一九五四年，我教的班上有两个特殊的学员，一个是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儿子许光，一个是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生苏。两个人都是父亲长征时丢在家乡，解放后找到的。他们的生活，引发了我创作的动机。一九六二年，我不但教中学语文，而且为“高教班”讲两门大学基础课“中国古典诗歌”和“文艺理论”。水涨船高，我的艺术修养要较前丰厚一些，因而写东西便不是就事论事。后来我在《闪闪的红星》创作谈中，写过这样的话：
一九五三年，我听到一个故事：江西根据地有一个红军的儿子，父亲出发长征时，他只有三岁，当他长到六岁时，母亲被白军杀害了。母亲被杀害前，曾交给他一顶红军的军帽，帽子里有他父亲的名字。待到全国解放后，儿子凭着帽子和帽子里的名字，找到解放军总部，总部帮他找到了父亲。
还有一个故事：抗曰战争期间，胶东地区有一个女青年，她十4：岁便入了党。就在她入党的第二天，为了开辟新区，和敌人作了英勇的斗争，后来她被捕了。敌人把她吊在树上用火烧，
她高喊口号，壮烈牺牲。虽然她只有一天的党龄，但她的生命却闪着共产主义的光辉。
还有，一九五四年，我在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当教员，班上有两个学员是入伍不久的战士：一个是从四川家乡来的，一个是从湖北老家来的；他们的父亲都是老红军，是全国解放后，组织上帮助他们找到父亲的。而他们留在家乡时，年龄都很小，是乡亲们用鲜血和生命把他们保护抚养大的。
还有，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董必武同志对青年们的谈话，其中提到毛泽东同志原有三个孩子，长征时丟在白区，曾在上海流浪过，后来经过组织上努力，三个孩子只找回两个，其中一个丟失了。
还有，我和我的弟弟。我十四岁从家乡出来当学徒，二十岁那年，父亲死了，我又把十多岁的弟弟从家乡带出来，找个洗衣作坊，也去当学徒。不久，作坊关闭了，我弟弟走投无路，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多亏徐州解放了，他参加了革命，才有了出头之日。
还有，我时常从梦中惊醒，而这些梦的内容大多是没有饭吃，没有工作，穷途潦倒，挣扎在绝望的生活中。但当我醒来之后，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是安适地躺在床上，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夜是那么宁静，我既不缺吃，也不愁生活无着，而是生活在幸福之中。
童年啊，我和我同辈人的童年啊，那都是些什么样的辛酸岁月，又都充满着多少挣扎与苦斗呀！为了不忘记这一切，并要把它告诉给当今的青少年，于是我在一九六一年动手写《闪闪的红星》。
可见，当年写《闪闪的红星》是倾注我全部心血的，那里有我生活的积累，有感情的凝结，有艺术的追求，有我对少年和少年儿童文学的寄托。无疑，它在思想上、艺术上较前都有明显的提高。所以在出版不久，便被译成英、法、德、日、罗等十种文字。
《闪闪的红星》从创作到拍成电影，前前后后是很不寻常的。一九六四年写成初稿，以《战斗的童年》的书名寄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李小文同志不在社内，另一位同志看稿，大约过了几个月，他给我写了封信，提出修改意见，我那时正下放部队代职，无暇修改。直到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楼中风满，已是山雨欲来了，我知道我这部小说是写“情”的，怕遭到批判，便连写两封信给中国少儿社，要求把稿子退还我。社里当时也十分谨慎，便把这稿子寄还我了。“文革”期间，勒令把手稿上交，我偷偷留下一份誊清稿，一九七一年才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如果当时全焚毁，也许就不会有这本书了。一九七五年，有人状告到江青那里，说这本书写的是许世友的家世，为许树碑立传。江青为了政治需要，指示人批判；张春桥派专人到济南调查，我被审问。据说“初澜”已写出了大批判稿，只是形势有变，才没有公开批出来。以后传闻到国外，说我被迫害死了。在粉碎“四人帮”后，法国的笔会还发了份电报到中国，声援被迫害的李心田（法国丽阿夫人翻译了《闪闪的红星》并得了奖，后来把奖状复印寄给我）。说来可笑也可悲，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几乎给我带来厄运。
《闪闪的红星》出版，我对于儿童文学创作已是欲罢不能欲止不休了。一九六四年，我已调到剧团任专业编剧，但我仍拿出很大精力来写儿童作品，这就是后来连续出版的《跳动的火焰》（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幅自画像》（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和《船队按时到达》（一九八六年八月）。在这三本书中，《跳动的火焰》用功夫最大，为了写这本书（还有个任务要编一部工人生活的话剧），我深入到济南火柴厂，生活了半年多，天天到工厂上班，在车间劳动，与工人谈心，光谈话记录就写了两本子（十万多字）。所以这本书，对造火柴工人的生活描写得很细微，尤其对童工的遭遇，写得更真切动人。尽管这本书在广播电台连续广播（并制成磁带），还拍成了电影（一九八四年，长影），但反响不是很大。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去参加全国儿童作品评奖，据说，许多评委都没翻过这本书。《十幅自画像》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本书。写一个孩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构思很巧妙，用了些散文笔法，人物心情写得很细腻。把一个孩子由六岁写到十六岁，又把她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其社会内涵与文化内涵，认识作用与审美作用，都不是一般化的。可是此书出版后，只有沐阳在《文艺报》上写了篇评论文章，以后也就没有声息了。可能是因为它表现了“文化大革命”，而不便于评说吧？但我个人认为，这本书不论是内容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标志着我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新阶段。《船队按时到达》是我写得最轻松，出版最迅蓮，而又得奖的一本书。十一万字，一共写了三个月，编辑宋德馨同志一个月赶编出来，又三个月，便出版了，一九九〇年五月，获得了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二等奖。
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我还写了两组儿童短篇：一组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夜间扫街的孩子》（一九八〇年三月），《永不忘记》（一九八一年二月），《两只蟋蟀》《一九八二年三月》。另一组是发表在《少年文艺》和《少年报》上的《选择》、《欢迎别人胜过自己》等“王芳系列”。这些短篇多是写少年奋发图强和道德养成的，其中多篇已收入几种集子，《永不忘记》还被选入中学二年级语文课本。这期间还写了几个短篇在刊物上发表，其中以《巨人》发表的中篇《崎岖的山路》较有分量。可以这样说，这六年间，是我儿童文学创作的丰收阶段。一九八六年后，我的精力便转到成人文学了。
如果说，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我都以少年儿童生活写了书，那么，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改革时期，还应当再写一本，以表现这个时期的孩子。所以从一九八七年十月，就开始写一本关于“法制”与“平等”的《屋顶上的蓝星》。可是现实生活使我顾盼很多，顾虑很多，以致写写停停，一直拖到现在，原计划十万字的稿子，才只写了七万来字，下面艰涩得很，就是无法洒脱地写下去。我既不愿违背我原拟的写作初衷，又想写出些“亮度”来，便夹在“两难”之中了。开完了“90上海儿童文学研讨会”之后，想排除种种困惑，潜心地写下去，争取一九九一年上半年完成。
我开了一笔流水账，说我写了些什么和为什么写，既无规律可言，又没什么发明和发现，只留下一些足迹而已。
对于儿童文学，我觉得我还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是半个门外汉。我只是把了解到的儿童生活，用儿童可以接受的文字表达出来罢了，缺少苦心孤诣，真正精美的东西是不多的。前前后后写了三十多年，所可安慰的，就是在文章中，教儿童学好，不教他们学坏。
我以为，儿童文学作家应当宽容，只要是宣扬真善美的，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作家与作品。要互相学习，而不要互相排斥。中国那么大，儿童文学的天地那么宽广，当前，百把个儿童文学作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