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亲子家教夜间扫街的孩子(李心田儿童小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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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别了,官山,别了,老师和同学们,别了,我苦难的乡亲们!一个乡下少年,离开你去走他人生的路了!

从此,结束了我的童年。

最难忘的,是儿时的欢乐、痛苦和怅惘。幼小的心灵是无瑕的、稚嫩的,戳一下,便留下深深的印痕。

我和儿童文学

我九岁丧母,翌年,父亲续弦。继母二十四岁,是个穷家女子,待我并不坏,怕邻居们说闲话,对我总是怯生生的。十二岁那年,一次放学回家晚了些,家人都吃完饭了,继母对我说:“锅里有面条,你盛了吃吧。”我拿碗去盛面条,可是所剩已不多了,我没吃饱,便把碗弄得很响,并嚷着没吃饱。继母说了我两句,我便倒在床上哭了起来。

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把继母骂了,继母挺难过的,又专门为我下了面条。可是我怎么也不起来吃,一直到第二天,那下好的面条还留在锅里,谁也不愿意动它。全家人为这件事都不愉快。这件事怨谁呢?以后我每思及此事,心头便荡起微波。为了表达这种心情,我把情节变了一下,写了短篇小说《我的两个孩子》。一九五七年六月,这篇小说在《文艺学习》上发表了。一篇三千字的小说,却加上了编者近六百字的按语,其中写道:

喜欢读文学作品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感觉:有些作品读完了,事情也就完了,很少想到什么,此后也很少再提到它,一切都平安无事。而有些作品则是在阅读当中就使你不能平静,读完后又不能不久久深思,念念不忘。这两类作品给人的印象是这样不同,探索它们失败和成功的原因,那自然是一件极细致的工作。不过简单地说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作品是否能“以情动人”,作者所写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是否能触动读者的感情。读过李思的小说《我的两个孩子》,谁能不认真地思索生活呢?当读到父亲义正辞严地教诲北岱,母亲想再买一条裤头来安慰北岱那些情节时,谁又能轻轻地放过呢?那岂是嫉妒问题?岂是仅仅少买一条裤头的问题?这究竟是谁的错?错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于是你就得想,想到无母之儿的隐痛,想到做父母的责任,想到自己。总之,你不能不想得很多。这里形象就产生了感人的力量,读者的感情被作品里的人物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激动了……作者李思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值得注意的,北岱、父亲、母亲的内心世界是为读者打开了,细心的读者能够看到他们灵魂深处极其隐秘的东西。

《文艺学习》是青年习作的园地,编者这段按语是老师对学生作文的批语,但对我的鼓励和指导作用却极大,它引导了我对文学的追求。很多年过去了,才有位编辑告诉我,这按语是张天翼同志写的,可惜先生已作古,我不能向这位文学先辈当面致谢。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投入儿童文学,是自我感情的流露,一开始便从“真情”出发,并且在追求善和美,尽管我做得非常有限。

一九五七年,我在部队速成中学已当了六年语文教员了。班上的学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营、连、排三级干部,他们中少数人参加过抗日战争,大多数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又大多有个辛酸的童年。当时作文,推广高玉宝的“我写我”写作法,因而我在批改作文时,每次都能读到几十个人的少年经历。

学员中有人知道我会写作,便鼓动我把他们的生活写出来。这样,我就以抗日战争为题材,写了独幕话剧《小鹰》,一九五七年发表并出单行本。

一九五八年,提倡“放卫星”,领导上给我一个月假,要我放一部电影剧本。我欣然领受任务,以《小鹰》为基础,写了电影文学剧本《小路》。剧本一九六一年六月在长影的《电影文学》上发表了,引起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注意,便约我写小说,我又以《小路》为基础,扩充了三分之二的内容,写成了一部中篇小说,根据责编李小文同志的意见,定书名为《两个小八路》,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出版。至此,我的儿童文学创作,向前迈了一步。创作的起因,还是从生活出发的,是生活本身感动了我,觉得这些少年英雄应该歌颂,应该流传,并通过他们的英雄行为,展现我们抗日战争中的民族气概。

《两个小八路》出版了,编辑李小文同志希望我再为少儿社写个中篇。我简要地向她讲了个红军家庭的故事,她说可以写。这就是后来的《闪闪的红星》。一九五四年,我教的班上有两个特殊的学员,一个是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儿子许光,一个是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生苏。两个人都是父亲长征时丢在家乡,解放后找到的。他们的生活,引发了我创作的动机。一九六二年,我不但教中学语文,而且为“高教班”讲两门大学基础课“中国古典诗歌”和“文艺理论”。水涨船高,我的艺术修养要较前丰厚一些,因而写东西便不是就事论事。后来我在《闪闪的红星》创作谈中,写过这样的话:

一九五三年,我听到一个故事:江西根据地有一个红军的儿子,父亲出发长征时,他只有三岁,当他长到六岁时,母亲被白军杀害了。母亲被杀害前,曾交给他一顶红军的军帽,帽子里有他父亲的名字。待到全国解放后,儿子凭着帽子和帽子里的名字,找到解放军总部,总部帮他找到了父亲。

还有一个故事:抗曰战争期间,胶东地区有一个女青年,她十4:岁便入了党。就在她入党的第二天,为了开辟新区,和敌人作了英勇的斗争,后来她被捕了。敌人把她吊在树上用火烧,

她高喊口号,壮烈牺牲。虽然她只有一天的党龄,但她的生命却闪着共产主义的光辉。

还有,一九五四年,我在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当教员,班上有两个学员是入伍不久的战士:一个是从四川家乡来的,一个是从湖北老家来的;他们的父亲都是老红军,是全国解放后,组织上帮助他们找到父亲的。而他们留在家乡时,年龄都很小,是乡亲们用鲜血和生命把他们保护抚养大的。

还有,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董必武同志对青年们的谈话,其中提到毛泽东同志原有三个孩子,长征时丟在白区,曾在上海流浪过,后来经过组织上努力,三个孩子只找回两个,其中一个丟失了。

还有,我和我的弟弟。我十四岁从家乡出来当学徒,二十岁那年,父亲死了,我又把十多岁的弟弟从家乡带出来,找个洗衣作坊,也去当学徒。不久,作坊关闭了,我弟弟走投无路,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多亏徐州解放了,他参加了革命,才有了出头之日。

还有,我时常从梦中惊醒,而这些梦的内容大多是没有饭吃,没有工作,穷途潦倒,挣扎在绝望的生活中。但当我醒来之后,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是安适地躺在床上,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夜是那么宁静,我既不缺吃,也不愁生活无着,而是生活在幸福之中。

童年啊,我和我同辈人的童年啊,那都是些什么样的辛酸岁月,又都充满着多少挣扎与苦斗呀!为了不忘记这一切,并要把它告诉给当今的青少年,于是我在一九六一年动手写《闪闪的红星》。

可见,当年写《闪闪的红星》是倾注我全部心血的,那里有我生活的积累,有感情的凝结,有艺术的追求,有我对少年和少年儿童文学的寄托。无疑,它在思想上、艺术上较前都有明显的提高。所以在出版不久,便被译成英、法、德、日、罗等十种文字。

《闪闪的红星》从创作到拍成电影,前前后后是很不寻常的。一九六四年写成初稿,以《战斗的童年》的书名寄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李小文同志不在社内,另一位同志看稿,大约过了几个月,他给我写了封信,提出修改意见,我那时正下放部队代职,无暇修改。直到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楼中风满,已是山雨欲来了,我知道我这部小说是写“情”的,怕遭到批判,便连写两封信给中国少儿社,要求把稿子退还我。社里当时也十分谨慎,便把这稿子寄还我了。“文革”期间,勒令把手稿上交,我偷偷留下一份誊清稿,一九七一年才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如果当时全焚毁,也许就不会有这本书了。一九七五年,有人状告到江青那里,说这本书写的是许世友的家世,为许树碑立传。江青为了政治需要,指示人批判;张春桥派专人到济南调查,我被审问。据说“初澜”已写出了大批判稿,只是形势有变,才没有公开批出来。以后传闻到国外,说我被迫害死了。在粉碎“四人帮”后,法国的笔会还发了份电报到中国,声援被迫害的李心田(法国丽阿夫人翻译了《闪闪的红星》并得了奖,后来把奖状复印寄给我)。说来可笑也可悲,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几乎给我带来厄运。

《闪闪的红星》出版,我对于儿童文学创作已是欲罢不能欲止不休了。一九六四年,我已调到剧团任专业编剧,但我仍拿出很大精力来写儿童作品,这就是后来连续出版的《跳动的火焰》(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幅自画像》(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和《船队按时到达》(一九八六年八月)。在这三本书中,《跳动的火焰》用功夫最大,为了写这本书(还有个任务要编一部工人生活的话剧),我深入到济南火柴厂,生活了半年多,天天到工厂上班,在车间劳动,与工人谈心,光谈话记录就写了两本子(十万多字)。所以这本书,对造火柴工人的生活描写得很细微,尤其对童工的遭遇,写得更真切动人。尽管这本书在广播电台连续广播(并制成磁带),还拍成了电影(一九八四年,长影),但反响不是很大。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去参加全国儿童作品评奖,据说,许多评委都没翻过这本书。《十幅自画像》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本书。写一个孩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构思很巧妙,用了些散文笔法,人物心情写得很细腻。把一个孩子由六岁写到十六岁,又把她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其社会内涵与文化内涵,认识作用与审美作用,都不是一般化的。可是此书出版后,只有沐阳在《文艺报》上写了篇评论文章,以后也就没有声息了。可能是因为它表现了“文化大革命”,而不便于评说吧?但我个人认为,这本书不论是内容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标志着我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新阶段。《船队按时到达》是我写得最轻松,出版最迅蓮,而又得奖的一本书。十一万字,一共写了三个月,编辑宋德馨同志一个月赶编出来,又三个月,便出版了,一九九〇年五月,获得了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二等奖。

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我还写了两组儿童短篇:一组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夜间扫街的孩子》(一九八〇年三月),《永不忘记》(一九八一年二月),《两只蟋蟀》《一九八二年三月》。另一组是发表在《少年文艺》和《少年报》上的《选择》、《欢迎别人胜过自己》等“王芳系列”。这些短篇多是写少年奋发图强和道德养成的,其中多篇已收入几种集子,《永不忘记》还被选入中学二年级语文课本。这期间还写了几个短篇在刊物上发表,其中以《巨人》发表的中篇《崎岖的山路》较有分量。可以这样说,这六年间,是我儿童文学创作的丰收阶段。一九八六年后,我的精力便转到成人文学了。

如果说,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我都以少年儿童生活写了书,那么,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改革时期,还应当再写一本,以表现这个时期的孩子。所以从一九八七年十月,就开始写一本关于“法制”与“平等”的《屋顶上的蓝星》。可是现实生活使我顾盼很多,顾虑很多,以致写写停停,一直拖到现在,原计划十万字的稿子,才只写了七万来字,下面艰涩得很,就是无法洒脱地写下去。我既不愿违背我原拟的写作初衷,又想写出些“亮度”来,便夹在“两难”之中了。开完了“90上海儿童文学研讨会”之后,想排除种种困惑,潜心地写下去,争取一九九一年上半年完成。

我开了一笔流水账,说我写了些什么和为什么写,既无规律可言,又没什么发明和发现,只留下一些足迹而已。

对于儿童文学,我觉得我还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是半个门外汉。我只是把了解到的儿童生活,用儿童可以接受的文字表达出来罢了,缺少苦心孤诣,真正精美的东西是不多的。前前后后写了三十多年,所可安慰的,就是在文章中,教儿童学好,不教他们学坏。

我以为,儿童文学作家应当宽容,只要是宣扬真善美的,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作家与作品。要互相学习,而不要互相排斥。中国那么大,儿童文学的天地那么宽广,当前,百把个儿童文学作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