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骄奢陷阱，如入宫墙侯门
节俭一直为人们所推崇。它不仅是一种高尚的品德，也是一种明智的处世态度。它与贫或富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它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人们在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意志状态、精神风貌和思想品德，拥有了这种品德与风貌，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成由勤俭败由奢”，以节俭的方式和态度对待人生是追求人生幸福的一个重要条件。
俗话说：“天上神仙府，人间帝王家。”皇帝是一国之主，金银财宝可以任意享用，应该说是人间最富有的。皇帝的女儿是公主，打扮得像天仙一般。可是，宋国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却不一样，他不但生活俭朴，反对奢侈，还严格教育子女生活上也讲究俭朴。
有一次，他的女儿魏国长公主，穿着一件羽绣饰的华丽短袄去见他。宋太祖见了很不高兴。他命令女儿回去后马上脱下，以后也再不要穿这样贵重的衣服。魏国长公主很不理解，噘着嘴巴说：“宫里翠羽很多，我是公主，一件短袄只用了一点点。有什么要紧？”宋太祖严厉地说：“正因为你是公主，所以不能享用。你想想，你身为公主，穿了这样华丽的衣服到处炫耀，别人就会仿效。翠羽珍贵，这样一来，全国要浪费多少钱啊！按你现在的地位和生活已经够优越了，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要十分珍惜才是，怎么可以带头铺张浪费呢？”公主没办法，只好脱去那件美丽的翠的短袄，但心里仍然有点想不通。她想，你既然是皇上，又是我父亲，对我要求那么严格，看你对自己要求怎么样？于是，她向宋太祖试探性地问：“父皇，您做皇帝时间也不短了，进进出出老是坐那一顶旧轿子，也应该用黄金装饰装饰了！”
宋太祖却心平气和地对女儿说：“我是一国之主，掌握着全国的政权和经济，要把整个皇宫装饰起来也能办到，何况只是一顶轿子！古人说得好：‘让一人治理天下，不能让天下人供奉一人。’我应该这样做。倘若我自己带头奢侈，必然有更多的人学我的样子。到那时，天下的老百姓就会怨恨我、反对我。你说我能带这个头吗？”公主一边听着，一边琢磨着每一句话，再看看皇宫里的装饰也很朴素，许多窗帘都是用青布制作的。公主觉得父亲的话确实有道理，于是就诚心诚意地向父亲叩头谢恩。
不仅宋太祖是如此，一切有卓越成就的人，都不是骄奢之人。一个人若想有所成就，绝不能爱慕虚荣，而应该把勤俭节约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人生追求。骄奢是一条绳索，一旦被它束缚，人们就难以迈步向前；骄奢还是一个深渊，一旦掉了进去，就如入了宫墙、进了侯门，不但会丧失生活的动力，让人再难施展宏愿。我们应从古今中外的名人身上学习节俭精神，从他们的事例中汲取进步的力量。
从容淡定源于襟怀坦荡
相由心生，一个人的内在会反映在一个人的外貌上。老实的人，通常看上去憨态可掬，而狡诈的人，双眼则会透露出一种灵动狡猾的光芒。阅历丰富的人，在三秒钟之内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实力，这种本领全凭观察人的面部和举止。自卑的人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一个人的自信会在一举一动中体现出来。
王羲之二十岁时，太尉郗鉴派人到他家去选女婿。他的弟兄们听说太尉家将要来提亲，纷纷乔装打扮，希望被选中。只有王羲之，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他一边写字，一边抓起冷馒头咬一口，无拘无束地咀嚼着，眼睛还一个劲地盯着面前的毛笔字，那紧握毛笔的右手，一时一刻也没有松开。来人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禀报给郗太尉。当他知道东榻上还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时，不禁拍手赞叹道：这正是我所要的女婿啊！于是郗鉴便把女儿郗浚嫁给了王羲之。后来，“东床”就成了一个典故，专门来指佳婿。
郗鉴之所以一下就相中王羲之作为女婿，固然有魏晋时期的名士情结，但同时也有“科学”依据。因为只有心中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会如此淡定从容，王羲之之所以能够以一种随意的姿态，在众多兄弟中脱颖而出，被选中为女婿，这与他旷达的个性有关，也是他内在的自信。自信的人通常给人一种君子坦荡荡的感觉。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有准确的把握，能够知道事态在自己的控制之下的走向，所以这类人遇事通常非常冷静，思维敏捷，胸有成竹。
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一年后，皇帝为了试探他是否有意谋反，是否有悔改之意，特意派一个太监装成犯人和苏东坡同在一个监牢。白天吃饭时，小太监用言语挑逗他，苏轼牢饭吃得津津有味，答说：“任凭天公雷闪，我心岿然不动！”白天，苏轼吃得香，夜里，他倒头睡，小太监又撩拨道：“苏学士睡这等床，岂不可叹？！”苏轼根本没有反应，用鼾声回答。小太监在第二天一大早推醒他，说道：“恭喜大人，你被赦免了。”只要苏轼晚上有不能安睡的异样举动，太监就有权照谕旨当下处死他！
苏东坡是君子，他能在那种情况下泰然处之，也的确够坦荡，够自信。试问世人之中，有几个能够无愧于天地良心。我们也要做一个自信坦荡的君子，让自己能够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踏踏实实地睡觉，堂堂正正地做人。
先天下之忧而忧
中国传统的思想，对个人的发展有这样的描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合理而且宏大的夙愿，通常一个人要完全做到这四层是不大可能的。所以知识分子们常常是做第一层，努力做第二层，尽量做第三层。这种渐近式的自我实现，随着目标崇高度的上升而更进一步泛化，这样所需要的道德标准就越来越高。基于此，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就折射出了其心怀天下的悲悯魅力。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因提出政治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被贬放邓州（现在河南省邓县）。第二年六月，谪守巴陵的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行将落成，函请范仲淹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就是在这年九月十五日写成的。滕子京认为“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钜卿者不成著”，滕王阁等著名楼观之所以历经修缮，就是因为有著名的记。
滕子京称颂范仲淹“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还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希望范仲淹“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以能传之久远。滕子京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本来就没有要求范仲淹亲自去岳州跑一趟。所以，他在信中详细介绍了岳阳楼的历史，并附上《洞庭晚秋图》，因此范仲淹没有去岳州而在邓州写下了《岳阳楼记》。其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名句，这不仅是范仲淹精神追求的自我表白，也成为后人的道德追求。
范仲淹在仁宗庆历六年写《岳阳楼记》时58岁，已被贬谪多次。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范仲淹始终都没有懈怠“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使命。因此，《岳阳楼记》的倾吐抱负，不是范仲淹对未来人生的展望，而是对过去人生的回顾，是对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实践的精妙总结。传输给后人的是一种博大情怀和高远的境界。“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也要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家国天下，一片丹心照汗青
历史在曲折前进，每一个转折点上，都会有若干的人，为推进发展进程或付出，或牺牲。后人的幸福生活来源于前人的不懈努力，因此人们常常缅怀过去，怀念那些曾经为社会进步作出奋斗和贡献的人。当然历史往往是残酷的，是流着血的。每一代都有仁人志士为国家的成长而付出代价，有的人物因此让人民难以忘怀。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的绝响。一边是屠刀，一边是高官厚禄；一边是生离死别，妻女为奴，一边是亲人团聚，富贵荣华。二者选其一，你选谁？
文天祥，宋朝吉州吉水（今属江西吉安）人，德祐元年（公元1275），文天祥被派遣守卫平江府（今江苏苏州），但因宋廷的部署失策，文天祥兵败。后来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被俘，并被张弘范押往厓山，张弘范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将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也受到感动。
后来，文天祥被押往大都。在狱中，他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文天祥深知女儿的来信是元廷的暗示：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文天祥心如刀割，但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元世祖打算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文天祥回答：“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十分气恼，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次日，文天祥被押解到柴市刑场。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于是引颈就刑，从容就义。
文天祥走向了刑场，用他的生命，书写了一个大大的“忠”字。文天祥把生命献给了心中的国家，其事可歌可泣，其人悲壮无比，其情让人感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会将这一切记住。今天的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也许不用这么悲壮，但是有一条还是值得学习的，那就是文天祥那种“舍小家，为大家”的豪迈气概。只有这种“不利己，而利人”的精神才能为我们在人生的战场上赢得真正的名誉和尊重。
梅兰芳蓄须，富贵不能屈志
历史是公正的，它总会为正义者留下长长的赞歌，而那些为人所不齿的，历史也记录下来，留下千古骂名。中国的传统褒贬臧否都是以人民为评判标准，以个人节操为评判对象。名誉，节气，在中国饱受忧患的时候，那些让人难以忘怀的前辈们，用他们的脊梁撑起一片蓝天。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陷后，梅兰芳作为曾经两度访问日本而深受日本人民爱戴的著名人士，立即成为日本人的“亲善”目标。树大招风，梅兰芳深知自己的处境。他一方面静观事态变化，一方面也在准备着应付办法。果然不久有人找上门来，希望他到电台播一次音。虽然来人并没有明说播什么音，但梅兰芳心里有数，便以将去香港演出为由拒绝了。当时上海几家戏院老板相继请他出来演戏，他都一一婉言谢绝。一些日伪汉奸和地痞流氓多次上门纠缠干扰，并以金钱引诱称：“只要梅老板肯出来，金条马上送到府上。”梅兰芳一笑置之。此时挚友冯幼伟已去香港，故托其安排赴香港的计划，意图跳出樊笼。梅兰芳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1941年12月7日，当从收音机里听到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时，梅兰芳对时局深感忧虑，从此蓄起了唇髭。
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春天，驻港日军司令酒井打听到梅兰芳在香港，于是邀请梅兰芳在港搞一次庆祝活动，梅兰芳婉言拒绝。夏天，由于侵港日军不断纠缠，梅兰芳决定取道广州返沪，与家人同居。秋天，汪伪政府派汉奸褚民谊赴上海，登门邀请梅兰芳参加所谓“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的庆祝活动。梅兰芳听明来意后，指着自己的唇髯说：“我已经上了年纪，嗓子坏了，早已退出舞台！”褚阴险地笑道：“胡子可以剃掉嘛，嗓子吊吊也能恢复！”素来待人文雅的梅兰芳，反唇相讥道：“褚先生一向玩票，大花脸唱得不错，你当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岂不更为合适！”褚民谊碰了个大钉子，只好悻悻而去。
梅兰芳的身上体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在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斗争中，他自尊自爱，维护了自己的名誉。梅兰芳用自己的行为很好地诠释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不仅让那些面对侵略者卑躬屈膝的卖国贼汗颜，也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