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王国维发展高等教育是现实的客观要求。因为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初等教育虽质量不高，甚至“卤莽灭裂实甚”，总还存在一些，“然仅可谓之不全，未可谓之绝无也”，但高等教育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谓之无也可矣”。所以，他根据当时“国事之亟而人才之乏”的状况，指出“吾国之所素乏及现在之所最需要者，高等及中等教育也”。王国维认为，当时中国“学术之绝久矣”，他把“学术之绝”的问题看作是与国家兴衰相连的，若“举天下之人而不悦学”，则“胥天下而亡”。因此，要兴学术、振兴国家，则非办高等教育不可。他由此分析了兴办高等教育的好处：培养学术人才必须由高等教育来完成，高等教育发达了，才能为国家培养“兼通世界学术之人”，并且“发扬光大我国之学术”，使之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由此可废外国留学。高等教育还可为中等教育培养师资，进而惠及初等教育，最终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
大学理念
王国维指出，大学是研究学术的场所，重在理论研究，而不是职业培训基地。他指出大学是国家最高之学府，不能把最高学府与工厂相提并论，因为“此必非国家振兴学术之意也。”因此，大学不仅要研究应用学科，而且要进行基础理论的“学理”研究，因为“溯其发达之次序，则实际知识常先于理论之知识，然理论知识发达后，又为实际之知识之根本也”，即理论可用来指导实践。此外王国维还主张，大学还要讲授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问题，这样大学才成其为大学，才能以示世界。
同时，王国维指出，大学是培养学术人才的地方，培养的学术人才应是“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要造就这样的人才，使之能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发展我国的学术事业，就应不仅传授给学生知识，而且必须使他们的能力得到发展，“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可见王国维的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开放的学术心态。
在学术方面，王国维认为，“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大学的学术要发展，必须要有学术自由和独立，应当“苟有研究者，则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学术要自由与独立，首先应做到视“学术为目的”，不能把学术当成“政论之手段”。因此，学术独立，应破“以官奖学问”。以官奖学，实为剿灭学问，使学者官僚化。此外，他认为中国的大学要去知识有用无用之见，主张在各种文化的互相观照中，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今之时代已进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时代了”，所以，一方面不仅应学宋明儒学，诸子之学也要学，“欲知儒学之价值，亦非尽知其反对诸家之说不可”。另一方面，他还指出西洋之思想并非异端，“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主张学习西洋哲学。
一言以蔽之，在王国维看来，真正的大学应该是自由研究学术与培养学术人才之场所，应当做到学术独立、兼容并蓄，培养的人才应学贯中西。
精英教育
王国维所谓的教育“贵族主义”，有别于政治上的贵族主义，准确地说应该是指智力上的贵族主义。在他看来，人的智力有高有低之分，初等教育是基础，因此“下愚之人亦有受教育之权利”，国家有义务提供，并应该以普及为宗旨，但高等教育“其性质全与此异”，是显示“国家学术之发达者的晴雨表，培养的是学术精英，因此应当注重质量，实行精英教育”。因此，应通过在全国中学生中进行选拔试验，挑选智力超群及有普通学与外国文知识的学生数千人，先进行一两年的预备学习，然后授以专门之学。如此以来，这些受过正规训练的精英，即使和“外国之蹈小学中学之次序而按格入大学者”相比，也决不逊色于他们，“必有优无劣”。全国上下，所选学生不过数千人，真可谓精英中的精英了。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精益求精的方法呢？因为“今日人才之取乏如彼，而国家待用之亟如此”。他认为这种方法最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贵族主义，今日最适之主义也，况其余润及，又足以立中学小学之根柢乎！”在他看来，高等教育不是普及化的教育，而是为国家培养急需的高级人才，而我国的高级人才又极其缺乏，因此只能实行精英教育。这种精英教育同时又可以为中学小学教育培养优秀的师资，为初、中等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形成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
这一点，看似与我们今天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甚至是高教的大众化趋势是相悖的，但就当时的中国国情而言，也确实是形势所迫，未尝不可。
同时，对于留学教育，王国维也主张“智力上之贵族主义”。20世纪初，中国留学愈渐成风，王国维冷静地观察，发现这虽然打破了闭关自守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王国维指出，留学生大半学的是“速成政法”和“速成师范”，甚至“以不谙外国语之人，涉数千里之外，学到粗浅之学”，其质量不容乐观。这样既造成了资源浪费，国家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由此，他主张必须适当控制留学的名额，挑选分科大学毕业生中的精英，赴国外留学，以规范留学教育，提高留学生的质量，培养对国家有用之人才。
通专结合的人才观
关于大学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争论，由来已久。对此王国维指出：“通专结合，以通辅专；一习其事，终身以之治。”
关于通才教育，王国维指出，一方面做学问要中西贯通，他本身国学功底深厚，又曾留学日本，并深受叔本华、尼采等欧洲哲学家的影响，可谓是学贯中西。他曾经指出，张之洞“惧邪说之横流，国粹之丧失”而固守宋明理学，不设西洋哲学，这是一种狭隘的教育思想。在他看来，要将我国的孔孟之道发扬光大，应当研究外国的学说。首先不谈西方哲学本身有没有价值，就是要完全搞懂中国哲学，也得研究别国哲学，不了解世界，是做不好学问的。“夫尊孔孟之道，莫若发明光大之，而发明光大之道，又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所价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在对待西学方面，提倡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另一方面主张文学、经学、哲学融会贯通。文学、经学、哲学不可分家，三者是紧密相联的。“六经天下之至文”，“约六经之皆以成文”，因此经学即文学。因此，他认为在高等教育中，“经学科大学与文学科大学之不可分为而二也”。至于“文学与哲学之关系，其密切亦不下于经学。”他举例说，许多文章与书，如《系辞上下传》《孟子》《戴记》、柏拉图的《问答篇》都具有哲学文学界二者的资格。“凡此诰子之书，亦哲学，亦文学”，故文学与哲学也不可分。“今文科大学中，既授外国文学，不解外国哲学之大意，而欲全解其文学，是犹却行而求前，南辕而北其辙，必不可得之数也。”只学文学，不学哲学，文学也是学不通的。“今舍其哲学而徒研究其文学，欲其完全解释，安可得也？”
此外还要做到群经贯通。王国维对我国西汉时代遗留下来的专研一经，并由此形成的家法、师法传统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群经不可分科”，“不通诸经，不能解一经，此古人至精之言。”因此治学要博览群经，力求融会贯通，才可能有所成就。“所谓经师，无不博综群经者。”在高等教育中，群经不能再细分下去，应都设在经学科中。同时以哲学、教育学、外国文三科来贯通文学科大学中的所有学科。王国维认为应将张之洞所提的经学科大学合于文学科大学中，并提出自己所设的学科与课程。他通过与欧洲各大学及日本大学的对比，指出设哲学必要性，驳斥张之洞不设哲学的三个理由：“有害之学”、“无用之学”、“外国哲学与中国古来之学术不相容也。”他在所设的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中都安排了哲学概论、教育学、外国文三科。他认为其他科目“非有哲学之预备，殆不能解其真意”，因此哲学是贯通一切科目所必备，又因为做学问要中西贯通，故不可不设外国文。
关于专才教育，王国维强调做学问应有专攻。他说：“今之世界分业之世界，一切学问，一切职事，无往而不需特别之技能，特别之教育。一习其事，终身以之治；一学者之不能使治他学，任一职者不能使任他职，犹金工之不能使为木工，矢人之不能使之为函人也。”既然所处的是一个社会分工的时代，学问与职业都专业化了，因此更需要特别之教育。前面所讲的“通”都是为后面所说的专服务的，一习其事，终身治之。
可见，王国维主张既要“通”，又主张要“专”，“一习其事，终身以之治”。广博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精深；但没有广博作为基础，精深也是“必不可得之数也”，这些思想对我们当今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实践仍然很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