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王国维以研究学问与教书为业，在近代思潮的影响下，他以极大热情和聪明才智比较研究中西方哲学学说。
中西哲学的较量
王国维在30岁时撰写《自序》两篇，叙讲他本人七八年间几乎没有一天不沉醉于哲学研究。他说：“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今译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暌隔，自以为终身无凄二氏之书之日矣！……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忧郁的个人性格伴随着人生问题的困扰，使他决意从哲学中寻找慰藉和答案。
王国维认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中国哲学并不是不如西方哲学，在中国古籍中蕴藏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但由于中国古书“繁散无纪”，论述缺乏系统，因此使得中国哲学难以理解。他说：“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孰优孰劣，固自不可掩也。”因此，他主张用西方哲学观点和方法加以阐释，所谓“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一端也。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谓当不止此”。对此王国维身体力行，连续发表文章以实践他的这一理想。
“性”、“理”、“命”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三个基本范畴，也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对其哲学内涵的阐释常成为划分哲学家之思想流派的重要标志。王国维初窥哲学之门，即以西方哲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考察“性”、“理”、“命”范畴，分析角度相当新颖。在《论性》一文中，王国维以康德哲学中的知识论为立足点，批判古来性善性恶说的矛盾，断言“性之为物，超乎吾人知识之外”。其文曰：“孟子曰人之性善，在求其放心而已。然使之放其心者谁欤？”、“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然所以能伪者何也？”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之性论，均是“无益之议论”，即使孔孟之圣，程朱之贤，所论也不过是空论。他认为康德把知识分为先天、后天两种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对性的认识是：“今试问性之为物果得从先天中或后天中知之乎？先天中所能知者，知识之形式而不及于知识之材质，而性固一知识之材质也。若谓于后天中知之，则所知者又非性。何则？吾人经验上所知之性，其受遗传与外部之影响者不少，则其非性之本来面目已久矣。”人性既然超出我们知识范围之外，则所有关于人性的争论都只能是空论，而且表现得自相矛盾：“人性之超乎吾人知识外，既如斯矣，于是欲论人性者非驰于空想之域，势不得不从经验上推论之。夫经验上之所谓性，固非性之本然，苟执经验上之性以为性，则必先有善恶二元论起焉。……何则？超乎经验之外，吾人固有言论之自由，然至欲说明经验上之事实时，则又不得不自圆其说而复返于二元论。故古今言性者之自相矛盾，必然之理也。”在王国维看来，论“性”只能在经验的范围内讨论，超出经验的范围，则为不可知；在先于经验去观察“性”时，则出现二律背反。王国维用康德认识论分析、评判中国传统的性论，给予这一历史争论以新的结论，宣布这场争论应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