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献身教育
黄炎培出身在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曾接受严格的封建教育的熏陶。他7岁开蒙读书，9岁起到外祖父家的东野草堂附读，13岁时读完了《四书》、《五经》，21岁时以府考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县学生员，即秀才，24岁时考中了举人，年纪轻轻就获得了“江南才子”的美誉。可以说，在当时人的眼里，黄炎培是少年得志，封建仕途一帆风顺。但是，黄炎培却没有走传统知识分子已经走了千百年的老路，而是投身教育事业，执着于职业教育。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选择这一道路呢？这其中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个人的主观因素。
黄炎培的青少年时期正值中华民族灾难连连的年代。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侵略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3亿两白银，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等地。《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都知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多次被各资本主义列强打败，被迫签订过无数不平等条约，但是，没有哪一次像签订《马关条约》一样引起如此大的震动。为什么？因为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被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人、法国人打败，固然不光彩，但是，他们是洋人，我们对他们不了解，不熟悉，被这些“夷人”打败，虽然不光彩，但似乎还“情有可原”。而日本，一千多年以来，一直是我们的学生，是向我们朝贡的国家。今天，老师居然被昔日的学生打败了，而且，败得如此惨，中国的落后、腐败是无庸置疑的了。所以，《马关条约》的签订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巨大的震憾。在这种强烈的刺激下，民族精神大振，许多志士仁人扼腕痛哭流涕，感到中国从此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谭嗣同就写下了著名的诗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梁启超则大声呐喊：“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甲午一役。”这种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对还未成年的黄炎培产生了极大的刺激，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他曾说过：“吾年十七，值甲午对日作战，一时爱国心勃然而起，……国家观念遂占吾方寸间主要部位。”爱国、救国成了他思考一切问题的中心。
另一方面，则是黄炎培个人家庭的不幸。也就在1894年这一年，黄炎培的父亲不幸去世，而他母亲早在他13岁时就已离开人间。在这种情况下，年仅17岁的黄炎培不得不承担起抚养两个年幼妹妹的家庭重担。他靠卖文和作私塾教师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国家的灾难、个人家庭生活的巨变，交相煎熬，促使年轻的黄炎培把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开始探索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出路。
正当黄炎培在人生之路上遭遇极大苦闷之际，上海传来了南洋公学开办特班的消息。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由盛宣怀创办于1896年，是我国近代最早成立的现代大学之一。学校开办之初设有上院（大学部）、中院（中学部）、外院（小学部）和师范院四部。1901年，为了实现尽快培养新式人才的目标，南洋公学开设特班，招收一批在传统文化方面造诣较深且有远大抱负的青年学子，试图通过较短时间的训练，使他们成为栋梁之材。后来活跃于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的许多著名人物，如李叔同（弘一法师）、邵力子、胡仁源、谢无量等均是该班的学生。而该班的总教习，则是蔡元培。蔡元培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他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他对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可以说无出其右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蔡元培以“翰林公闹革命”而著称。蔡元培出生于1868年，比黄炎培年长十岁。1894年，蔡元培被授为翰林院编修。按照清代官制，只有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的人才有可能做到督抚、总督、大学士这样的最高职务。换句话说，作为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已经取得了通往封建社会最高仕途的入场券。但是，蔡元培却放弃了仕途，在1898年10月戊戌变法失败后弃官南下，回到家乡绍兴创办新式学堂，即绍兴中西学堂，以培养人才。蔡元培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用他的话来说，是因为他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领导的维新运动的失败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夺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他要采取一条不同于康、梁的路线，先办学堂造就新式人才，再推翻清政府。而举办南洋公学特班，正是他实现这一抱负的一种手段。
在南洋公学特班学习期间，黄炎培深受蔡元培的影响，其中最大的有两点，第一点是坚定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操。用黄炎培自己的话讲：“最初启示爱国者，吾师。”又说，蔡元培对他们的教诲，“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第二点是接受了蔡元培教育救国的思想和主张。黄炎培回忆说，在南洋公学，蔡元培多次对他们讲：“中国国民遭到极度痛苦而不知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来解除痛苦。你们出校，必须办学校来唤醒民众。”正是因为受到蔡元培的影响和感召，年轻的黄炎培树立了坚定的教育救国的志向，他决心不再按照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路走下去，而是创办新式教育，投身于教育事业，用振兴教育、培养人才的具体行动实践自己的爱国理想。
致力教育，终生不渝
1902年南洋公学在一次学潮中被解散，在蔡元培的倡议下，黄炎培回到川沙故乡，1903年与张访梅、陆逸如等成功地将旧式观澜书院改造成新式学堂，创办了川沙县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学校——川沙小学堂，黄炎培被聘为总理。他企望通过兴办学堂唤醒民众，拯救日益衰亡的中国。在川沙的教育实践中，黄炎培特别重视对学生的体育锻炼，认为富国强民必须拥有健康的体魄，于是就不顾非议地把体育课引入了小学课程，这在当时的教育界和社会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因为学堂规定不能招收女生，所以黄炎培又和堂兄黄洪培共同创办了开群女学。他们不仅办学，还组织学生走向社会，开展群众性的活动，每个星期在民间、村镇举办爱国演讲会，抨击时政，揭露列强，痛斥清廷的腐败，引起清朝政府的惊慌与仇恨。1903年6月23日，黄炎培等4名青年在南汇县新场镇演说，宣传反清思想，被南汇知县戴运寅当作革命党捕获，险些被判极刑，由驻上海的美国总牧师步惠廉保释出狱，并得到川沙杨斯盛的川资，连夜离开上海，出走日本。半年以后，知县被撤职，于是黄炎培和在日本结识的刘三等人一同回国。
1905年9月初，蔡元培介绍黄炎培加入同盟会，宣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走上了反清救国的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黄炎培遂成为蔡元培的得力助手。黄炎培革命不忘教育，先后在上海兴办了广明小学、广明师范讲习所、上海城东女校、浦东中学等，致力于民众的思想觉悟、文化素质和生活技能的教育活动。这些学堂都是江苏、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新式学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受上海著名实业家杨斯盛委托创办的浦东中学，坚持德、智、体三育并重，在上海颇负盛名，1907年该校举行第一次运动会，《申报》曾连续报导，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该校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黄炎培不仅创办学校，还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办的一些学堂兼职。虽然当时清政府已经颁布了《癸卯学制》，要在全国兴学。但是，创办新式学堂的阻力还是很大的，一是观念的陈旧，私塾和学堂争夺生源，人们不愿意贸然去新式学堂读书，宁肯上私塾；二是经费严重缺乏，学校办起来困难重重。为了减少办学阻力，节省办学经费，黄炎培在他所办的所有学堂里不拿分文工资，全部是义务的，自己仍然以卖文为生。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近十年间，黄炎培除亲自创办学堂和执教之外，还积极参加江苏省教育会的工作，担任张謇任会长的江苏省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和江苏咨议局常驻议员。当时科举取士制度刚刚废除，新旧教育体制交错，学校与私塾、学校与学校、学校与政府、学校与地方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各地常有教育纠纷、对簿公堂，甚至捣毁新式学堂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作为江苏省教育会的调查干事，为了协调和解决这些矛盾，黄炎培的足迹几乎遍及全省63县的三分之二。通过这些活动，黄炎培加深了对一个省的教育实际状况的了解，获得了大量的感性认识，也获得了一个年轻教育家的声望。同时，这些活动也使他有机会与社会各界交往，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
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黄炎培参加了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起义，为推翻腐败反动的清政府作出了贡献。1912年12月，黄炎培被江苏省都督府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司长。在任期间，他筹办了东南、暨南、同济等大学，同时大力破除封建旧教育的积弊，致力倡导有利于国计民生、学用结合的教育内容和方法。1913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学术论文《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封建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弊病，倡导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践结合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提出要重视实物教学、直观教学、生活教学等等，在教育界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教育冲击波，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教育思潮，推动了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影响了中国一个时期的教育探索与改革进程。这种教育理念逐渐发展为黄炎培职业教育理论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