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孙中山改稿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在上海闭门写作《孙文主义》。稿子写了一半，有一天忽召黄炎培到家里谈话。孙中山拿出已经写好的部分初稿，与黄谈了自己写这部书的初衷，并诚恳地表示，自己不长于写文章，已写的请黄炎培看一遍，字句上有需要斟酌的，请黄炎培动笔。孙贵为卸职的临时大总统，革命领袖，名满天下；黄虽然是同盟会员，但职务上不过是革命后成立的江苏都督府下民政司里的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无论地位、影响，都不能望孙之项背。但黄毫不客气，当真为孙改起了稿子，改完后，孙中山、宋庆龄夫妇还留黄共进了午餐。
不做官与做官
1914年2月22日，随着袁世凯复辟的步伐加快，黄炎培愤而辞去江苏教育司司长职务。因黄在江苏办教育颇有影响，北洋政府两次发表他为教育总长，他都坚辞不就，弄得袁世凯没办法，对人发牢骚说，江苏人最不好搞，黄炎培这个人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1946年7月，国民党欲拉拢黄炎培，让杜月笙传陈立夫的话，希望黄能够脱离民盟，单独参加国民大会，黄坚决谢绝。表示：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欲我脱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1948年12月14日，他给友人回信，回答自己为何数次不愿做官：“弟对职业教育，确信为能解决人类间种种问题之最扼要办法。若一行作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夙愿。”十个月后，1949年10月15日，黄以72岁高龄被任命为新中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并兼财经委员会委员。他儿子问他为什么年过七旬做起官来了？他的回答是：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痛骂国民党
1946年1月15日，黄炎培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大会上发言，矛头直指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的报告：“有些政府里的要人，骂热心参与政治、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者为分赃主义。用这种话来骂人是个莫大的笑话，实在太荒谬了。这些人读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吗？殊不知道你政府要人骂联合政府和参与政治为分赃，首先就不打自招地认为你所把持的政权为赃物了，岂不是自居于窃国自盗的大盗贼的地位吗？所以，我奉劝那些大人先生再不要闹这种笑话了。”这段发言，义正辞严，有理有据，痛快淋漓。蒋介石岂能善罢甘休，11天后，1月26日中午，正当黄在和平建国会参加讨论时，国民党军警在光天化日之下冲进黄居住的“菁园”，翻箱倒柜搜查了一个多小时。黄没有屈服，向国民党严正抗议，终于迫使国民党公开道歉。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9月20日，在国民党的双十节前夕，黄写了一首诗《今年双十节》：“今年双十节，厚黑最高潮。部部牛皮大，官官竹杠敲。民谣千里草，国事一团糟。战火南连北，江淮到吉辽。”
座上宾
1949年3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逃脱国民党的监视，辗转到达北平。当天晚上，毛泽东设宴款待黄炎培等20多位已经在北平的民主人士。第二天，毛泽东又单独设晚宴招待黄，两人畅谈时局到深夜。这是其他人士没有得到的殊荣，使他心潮澎湃，到第三天，北平市长叶剑英在国民大戏院开欢迎会时，他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口号：““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1949年10月1日，他应邀参加开国大典，当日写作《天安门》：“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红场三十万众，赤旗象征赤心。赤心保卫祖国，赤心爱护人民。为了革命牺牲，是人民英雄们。英雄永垂不朽，立碑中华之门。”
建言
解放初苏南土改，一部分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因利益受到触动，到处告状，说“斗争过火”，要求“和平土改”。黄收到一部分告状信，即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安排他到苏南实地考察土改情况，考察后他得出结论：“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但又对镇压反革命运动提出建议：“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猖狂横行，党中央纠正前一时期镇反运动中出现的‘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镇压反革命这个严厉的趋向，是客观条件的需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处理一切的根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在镇反工作相当彻底的地方，今后不需要更严厉了。”“三反”、“五反”运动中，一部分工商业者因担心自家产业被没收，每天消磨于舞厅、咖啡厅、高级饭馆，希图吃光花净拉倒。黄了解情况后，迅速报告毛泽东，建议采取办法消除工商界的这种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