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世界教育艺术大观·百年教育人物传记第3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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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教育思想

大学的理想

孟宪承认为,大学是最高的学府,这不仅仅因为在教育制度上,它达到了一个最高的阶段。尤其是因为在人类运用其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这探求所获文化和社会的向上发展上,它代表了人们最高的努力。大学的理想实际上就是人们关于文化和社会的最高理想。这种理想包括以下方面。

1.智慧的创获。“创”即创造,“获”即获得。也就是说,大学不仅有保存和传递人类知识遗产的基本功能,而且更要努力于知识的增加,奋力于创造发明。用孟宪承的话来讲,就是“没有哪一国的大学,教师不竞于所谓的创造的学问,学生不勉于所谓独创的研究”。可见,“创造”可以说是大学的根本特征之一。智慧的“创”与“获”是互补共生、不可分割的。首先,“获得”才可言“创造”,“创造”又是更高层次的“获得”。此外,在孟宪承看来,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在获得智慧的同时都负有创造智慧的责任和使命。这种认识无疑是客观并且具有前瞻性的。今天,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造力培养已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词汇,成为我们国家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

2.品性的陶熔。孟宪承认为,大学的师生从来被认为是社会上最优秀的分子,反映着社会最美的道德理想。因此,师生应该在大学群体生活中,注重品性的锻炼。在此不难发现:一方面,孟宪承十分重视对学生优良品性的培养。他引用剑桥教授巴克尔谈论大学教育的话:“范成品性像‘发展智慧’一样,贯彻着我们从小学以至大学的教育。”因此,学生品性的陶熔毫无疑问也是大学教育的目的之一。这实际上回答了“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它充分体现了孟宪承的大学教育目的观,即学生进入大学不仅要学习知识、发展智慧,还要养成道德。“德才兼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孟宪承也提出了教师的品性陶熔问题。教师作为一个有着一定学术权威的群体,与学生一样,同样需要注重品性的锻炼。教师是学生的榜样,教师的品性和道德境界会给学生带来深远的影响。这也成为日后孟宪承重视大学自身的师资培养的根源之一。

3.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孟宪承认为,现代人是有意识地以文化来推进社会的发展的,且世界各国都强调大学作为民族之魂的重要地位。因此,“晚近民族的竞争,社会机构的突变,更加把大学直接放在民族和社会需要的支配下。”孟宪承明确指出,大学作为最高学府,不仅仅限于传承和创新知识,培育新生一代,更为重要的是大学与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休戚相关,它要充分发扬民族精神、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五四运动便是大学与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个实例。五四运动由北京大学的学生发起,各阶层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是一次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运动,它和同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一起,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民众得以了解到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封建思想得以摒弃和改造,对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学的任务

为了实现大学的三大理想,孟宪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教学、推广三项现代大学的具体任务。

首先是研究。孟宪承认为,大学既以智慧的创获为最高理想,当然就以研究为其最高任务。由此看来,智慧的创获,尤其是智慧的创造,主要是借助研究来实现的。他还认识到,大学研究的任务最终要落在教师的肩上,所以格外重视师资的培养,不仅让教师能胜任教学,而且还能开展科研,这一点极富远见。对于研究的重视,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高等学府的共同特点。“科研促教”、“科研兴校”的口号正显现了这一趋势。对于教师,研究不仅是衡量业绩的重要指标,而且是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次是教学。教学是所有学校的共同任务,大学也不例外。教学对于学生的作用是传习智慧和陶冶品性。但孟宪承也指出,虽然教学对陶冶学生的品性有一定的帮助,但学生品性的培养,主要是在学院的群体生活中进行,学生的品节、礼貌、克己、爱公,也大多数范成于他们的游戏、竞技、集会、社交等的组织和活动。也就是说,学生的良好品性乃是在集体的浸润和熏陶中,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形成的。同时,孟宪承也强调教学和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学者殚精研究,锐意发明,既穷毕生之力于其所学,也要能够得人而传其所学”,“学术的传习”和“研究不能截然分离。”因此,没有教学的传递功能,研究也就失去了其意义。最后是推广。意即大学应推广知识于“宫墙”以外,即所谓的“大学到民间去”。这一观点显然与其“民众教育思想”一脉相承。孟宪承是一位悲天悯人的教育家。“推广”在为民众谋取教育福利、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也必将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孟宪承半个世纪前关于大学的一番论述,似乎隐隐透出这样的启示——大学一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纯洁性和神圣性,处于优越的阶层;另一方面,它也应当被请下神坛,走向民众。

孟宪承所提出来的研究、教学和推广的大学任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充分体现了大学的三大基本功能,即知识传递功能、科学文化创新功能和服务于社会的功能;并使其关于大学的理想的治学理念更加具体化、可操作化。日后,这些关于大学理想与任务的信念成为他治理华东师范大学的理论支柱,并且直接体现在其治校策略上。

1952年1月,孟宪承开始全面主持华东师范大学的工作。在华东师大工作期间,他基于自身对大学任务的认知和对大学理想的追求,基于自身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采取了一些富有实效和个性鲜明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