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是学校的天职。孟宪承就任校长后，便致力于教学改革。最初是学习苏联的高教经验，建立教研组或教学小组，制订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保障教学的目的性、计划性和思想性，使学校的教学工作走上了平稳发展的轨道，为教学质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在“大跃进”期间，则主要是克服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的弊端，重点纠正学校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的错误。但是当时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出现了“开门办学”、“全民办学”、“突击扫盲”和参加大炼钢铁等群众运动，严重冲击了学校的教学工作。直至1962年贯彻试行《高教六十条》后，华东师大才又建立了“以教学为主”的正常秩序。
重视基础课程
华东师范大学素有重视基础课程教学的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要追溯到孟宪承。孟宪承认为，师范学校的课程，包括基本训练和专业训练两部分。而基本训练的科目是教师自己在教育上所不可缺的，因为“教师自己先要是一个有教育的人”。此外，他还从现实的角度谈到了师范生学习基础课程的两点必要性：一是“教师对于人类的文化，愈有丰富的了解和深切的体验，则对于教材的运用，愈可以左右逢源”；二是“教师服务之后要有不断的进修，也要拥有普通学问的工具和门径”。基于师范生学习基础课程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孟宪承在任期间十分重视基础课程的教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选派有经验的教师担任基础课的教学。建校初期，孟宪承就把基础课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要求各系安排老教师上教学第一线，担任一二年级的基础课教学。以政教专修科为例，哲学课由冯契教授担任，联共（布）党史由刘佛年教授担任，政治经济学由陈彪如教授担任，逻辑学由徐怀启教授担任，教育学由曹孚教授担任，心理学由谢循初教授担任，阵容相当强大。此外，当时各系的老教师如数学系程其襄、曹锡华、孙泽瀛、钱端壮；物理系的张开圻、姚启钧；化学系的唐宁康、朱榆良；生物系郑勉、张宗汉；地理系李春芬、严钦尚、周淑贞；中文系徐中玉、钱谷融等均在教学的第一线。另据1961年学年度第一学期统计，全校144门专业基础课，就有34名教授担任主讲。此后，随着“以教学为主”的正常秩序的建立，学校除了配备有经验的教师担任基础课教学，还选配业务基础好的青年教师担任辅导、试验和习题课的教学。
另一方面，不断提出要确保基础课的教学时间。1957年，孟宪承在谈到高师教学问题时，就曾提出增加专业课（包括基础课）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同年，学校教学改革问题小组经多次研究讨论提出了教学改革的八项措施，其中就包括‘精简课程，减轻学生负担，高年级增加专业课比重（占70％左右）”一项。1958年，由于受到“大跃进”影响，师生中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此后，学校制定了很多文件来确保教学，尤其是基础课的教学。比如，《贯彻文科教材会议精神的几点意见》、《试行“高教六十条”三年规划要点》以及《关于加强基础课程和学生基本技能训练的意见》等等。这些文件的实施，使学校的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课程得到了加强，教育实习时间也增加到了5～6周。
改进教学方法
孟宪承对教学方法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早在1924年针对朱经农于《对于初中课程的讨论》中提出的初中国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指出教师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不能启发学生的思想，是当时国文教学的两大弊病。“向来国文课，只有教师的活动，没有学生的活动；只有教师的教授，没有学生的学习，这实是国文教学失败的总原因。”他认为，“现代教学的精神，根本上是要生徒活动，生徒自学。好的学问不能由教师代学，正如好的肴馔，不能由他人代吃。”这一思想，突出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动精神，对于解决当前教学中的“教、学脱节”问题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这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不能不说是一种远见卓识。
在《高等教育的新试验》一文中，孟宪承还提到了大学课程方法改革的艰难性。他说：“从教育演进的历史上看，凡课程方法的新试验，都从低级学校做起。到现在，一大半教育革新的讨论，还集中于小学和中学。至于大学，则好像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似的，没有人敢轻易改弦更张。”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高等学校在理论上、在实施上并不完善，还需改进。他开门见山地道出了当时大学教学方法上的问题及其出路。他说：“在方法方面，大学里的教学，除试验科学以外，还是偏重讲演，而缺乏学生的自动研究和教师的个别指导”，“教授的方法，应注重学习的指导”。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孟宪承在华东师大建校初期，便着手对学校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引入了课堂讨论、习题课，并加强野外参观与实习。
在文科的教学中，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采用课堂讨论，以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巩固、深化课程教学的效果，对课堂讨论也有相关的要求。首先，课堂教学还是以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其次，讨论的题目不宜过大，须富有启发性；再次，学生要复习讲授内容、查阅参考书、独立思考写出发言提纲，做好发言准备；最后，教师要适时将讨论引向深入，并在讨论结束时对问题进行归纳和总结。
在理科教学中，除了继续加强实验、充实实验内容外，对于习题作业多的课程，采用习题课的方式。习题课一般由助教负责，主要是选择不同类型的典型习题，先由教师演示，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分析题意，组织学生解题。
地理、生物系则加强了野外参观和野外实习。例如，地理系普通自然教研组1954年暑期中就进行了三次野外实习，结合水利部华东农林水利局委托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行，时间一个半月。由于这些实习加强了计划性和目的性，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这些新的教学方式不仅在本科教学中施行，而且辐射到了研究生教育和函授教育中。需要指出的是，学校函授教育的教学方式更为灵活，以学生自学为主，采用了自学、集中面授、下站辅导、小组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每门课程的讲授时数约占全日制的1／3～1／2左右，主要是由教师指出教材的基本线索和重难点，以利于学生自学。
由此可见，孟宪承所实施的教学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反映了一定的客观规律，具有参考价值。
加强教育实习
孟宪承毕生重视教育实践，不徒托空言。他在留学美国的时候，在杜威的指导下研习教育理论和教育史。那时，对于不同的教育观点、教学方法，他决不盲从附和，也不妄加非议，而是运用到实践中加以检验。他对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十分重视，并翻译了杜威的《我们怎样思维》，但他在自己一生的教学工作中，从不把杜威的东西生搬硬套。他强调：“每个现代国家的教育制度，有它所依存的经济、政治，以至一般文化的条件。这在那些条件不同的别的国家，是无法囫囵地移用的。”此外，即便是在他十分推崇并倾力研究的民众教育上，他也不盲目断言，而是创办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躬亲教务开展实验，让实验来说话。
在就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后，他也格外重视教育实践。为了让学生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他加强了教育实习的力度，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建立实习基地。继华东师大附中之后，设立华东师大附属小学和附属幼儿园作为教育实践基地，便于教育系师生理论联系实际。第二，成立校教育实习委员会，由校长指定，由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指导教师和附中领导人组成，全面负责学生教育实习的组织领导工作。第三，出台《教育实习应用章则》（草案），包括教育实习委员会组织条例、实习总队组织条例、教育见习与教育实习指导教师工作要项等，从制度上保证学生实习工作有章可循。第四，开展实习动员，营造积极舆论。尤其在第一届教育实习开始之前，为了搞好实习，学校分别组织了实习指导教师和实习学生动员大会。孟宪承从学校的培养目标出发，说明教育实习的重要意义，指出要通过实习检查教育工作是否适合培养中等学校的师资的要求，并勉励教师到中学去研究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在学校的高度重视和积极筹划下，学生的实习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第一次教育实习中，学校共有272名三年级学生赴附中和上海师范学校实习。在三周教学实习期间，通过听取各种报告、观摩、施教、评议会及部分学生见习班主任工作，实习生提高了专业思想，积累了不少实际经验。此后，学校针对实际情况逐步调整实习方案，以便更好地发挥实习的作用。比如：第三届教育实习针对学习苏联经验中面面俱到的倾向，切实贯彻“学少一些，学好一些”的原则，重在理论联系实际。第四届教育实习针对实习学生多、实习学校有限、教师指导有困难的现实情况，开始试行分批实习的办法。第六届教育实习接受苏联专家杰普莉茨卡娅的建议，开始于实习之前试行六周的“了解性实习”，以加强正式实习的针对性。这些举措均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革新考试形式
作为一校之长，孟宪承在教学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如改进教学方法、加强教育实习等，希望不断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但教学质量提高与否，也需要运用适宜的考核方式加以检验。一直以来，孟宪承对考试持不肯定的态度，他认为考试存在很多弊端。在《教育概论》中，他指出，“向来所使用的考试法，却暴露着许多缺点”。主要有四点：一是不客观，“在考试的时候，题目的多少，答案的正误，分数的宽严，没有两个教师能够相同；同一教师，也没有两次考试能够一律”。二是不概括，“考试的题材，本身只是学习的一极小部分。……普通考试的少数题目，取样只限于很小的范围”。三是不准确，“批改成绩的分数，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有人调查：以一本算学考卷，请160位有经验的教师评阅，所定分数，有从28至92分之差，平均数为69．9”。四是不经济，“考试又是很费时费力的一桩工作，无论主试者和被试者，都要浪费很多时间和力气，而只得到那样不准确的结果。”他认为，“纠正以上各种缺点的，有测验和量表的使用。”因此，孟宪承在教学改革中还对教学结果的测量方式——考试进行了改革。
自1952年学年度开始，学校强调试行苏联的先进考试方法，在各系一年级11个班级试行口试和四级记分方法。试行口试的科目有新民主主义论、教育学、普通心理学、中国通史、数学分析、解析几何、无机化学、自然地理等。四级记分制分为5分（优秀）、4分（良好）、3分（及格）、2分（不及格）四个等级。具体的步骤是：拟定复习提纲和试题，遵循章节前后搭配、问题大小搭配、理解与记忆搭配、教材难易搭配的原则配置考签，并拟定标准答案和评分办法。学生在抽取考签后，大约有一刻钟到半小时的时间准备，考试时，学生依次口头回答，如有计算题，则当场演算。教师也可不拘泥考签，进行补充提问，以便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和理解深度，最后当场评定学生成绩。
1954年，学校教务处制订了《考试与考查的暂行办法》和《贯彻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考试与考查规程的决定》，规定一年级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业务课，原则上都采用口试，公共必修课要有1／3的学生采用口试；不论口试或笔试，均采用四级分制。这些意见在孟宪承批准后开始试行。1955-1956学年第一学期，学校除个别科目外，一律采用口试。此后，学校一直贯彻新的考试制度，一方面检测学生所学知识的牢固程度，另一方面检查教学质量，总结教学经验，进一步改进教学。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看了《北京师范大学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后，指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去三分之一。”学校响应此号召，对考试工作作出了进一步调整。同年12月，学校颁布了教务处制订的《关于考试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在考试中注意减轻学生的负担，规定考试科目以2门为限，并报校审批。考试方法采用开卷、半开卷或闭卷的方法。评分采用四级分制和百分制并用。
显然，孟宪承主持的考试改革，并没有完全像他所设想的那样来进行，而是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且，考试中大量采用口试，也并不是一件经济的事，甚至比书面考试还要麻烦。但孟宪承关于考试制度改革的勇气，尤其是能深刻地反省考试本身，以期更好地为学生和教学服务的精神是可嘉的，而其作出的成绩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