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喈出身农村，先世以耕读传家，府君懋修公以教读为生，王凤喈于儒家修齐治平的一贯大道，涵泳已久。故在家庭方面，事父母至孝。懋修公逝世后，奉养太夫人益谨，务尽其欢。抗战时期，王凤喈任教中央政治学校。太夫人患半身不遂，王凤喈常坐床头，亲进饮食；夜间或背负太夫人，绕行室内外。
至于夫妇之间，感情极笃。唯因求学、服务之故，离别时多。尤其在湘省在教育厅厅长时，王凤喈随战局转徙各地，夫人居重庆近郊。1949年冬，王凤喈避难香港，夫人及子女均陷长沙，王凤喈感伤乱离，常有吟咏寄夫人，以诉离情。其后夫人携子女来台团聚，但不久夫人忽患乳癌，经手术后仍时愈时发。王凤喈恐夫人知悉，诿称特别风湿，使夫人减少精神上的负担。王凤喈本身公务及讲学原已极为繁忙，每日公余，又须调理医药，看护疾病；或拜访名医，或研读论癌症书刊；又不惜高价寻求海内外治癌新药。夫人虽终告不治，但能延续十年，实乃王凤喈照顾周到的效果。此种精神与毅力，实非常人所能及。甚至在夫人病势垂危之时，王凤喈日守病榻，始终不露忧色，唯暗中准备丧葬费。闻夫人在最后一次进医院时，似自知不起，也暗中将逝后应穿衣服准备周全。由此可见王凤喈夫妇间相敬相谅及精神上相契合之境界为何如。
王凤喈对子女备极慈爱，平日教诲，固无疾言厉色；即或偶有过失，亦只从容告诫。一向督教甚严，又能多方启发，故子女均能刻苦力学，奋发有为，在学业上各有所成。王凤喈女儿理璜婚后赴美，常把稚女情况禀告；王凤喈后以国立编译馆所编之国校教科书全套寄美，作为赠送外孙女的礼物。王凤喈欲儿孙辈不忘乡国的用意，已十分明显；其平日的教诲何如，不言可知。
在经济生活方面，王凤喈宽裕日少，困难日多。幼年时代，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欲赴省投考省立第一中学，即未能如愿。在未入湘潭中学前，曾在该校旁听功课，晚间住厨房阁楼上。一次，因在阁楼洗澡，浴水下滴，曾遭厨丁痛骂，于此可见其幼年生活情况。在北京高师求学时期，仰赖公费待遇，经济自然不会宽裕。高师毕业后，服务社会，颇有十多年之安定生活。然抗战时期，全国皆苦，公教人员尤甚，王凤喈自不例外。大陆沦陷后，开始时王凤喈只身在港，任辅人书院教员，勉维个人衣食；然夫人携子女至，生活困难情形，当可想见。任国立编译馆馆长时，虽复有十五六年的安定，但收入并不丰厚，子女教育费及夫人医药费，有赖兼课钟点费及报刊稿费补贴，每为赶写文稿，至深夜不寝。甚至王凤喈去世之日，所余仅《中国教育史》版税及稿费两笔，共七千余元，此外一无所有。
王凤喈平生不事积聚，其安贫乐道、不为物累的精神，正足以表现中国传统的师道。王凤喈逝后，文化界人士为纪念其毕生从事教育，培育人才，特捐集奖学基金，组基金会管理，在其最后任教的政大师大两校教育系，设置奖学金五名，奖励品学兼优而家境贫寒的学生。王凤喈出身贫寒之家，以刻苦力学而有成，一生心力均贡献于教育学术。
王凤喈除读书外无他嗜好。所读书，范围至广，要以教育为主。又好读诗，所喜为古诗与唐诗，尤好杜诗，几乎无不成诵。王凤喈自夫人逝后，因形体上的劳累减少，故面目红润，精神焕发。常对好友说：“到现在为止，我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对自己，一切责任已了，精神上感到无比的轻松。尤其我有足够时间读书写作，神游宇宙之间，与中外古人在精神上契合。这种乐趣，真是南面王不易！”王凤喈内心所感受的，不正是孔、颜的乐处吗？
王凤喈的贡献以教育学术方面为主，行政次之。言治学，则好学深思，又能持之以恒；言治事，则负责尽职，绝不分心旁骛。王凤喈少时读纲鉴，即知论前代兴衰之得失。中学时代，文史数理均有优异成绩。在湖南私立明德学校任英语讲席时，首采用直接教学法；其后接任高年级一班，又遵循成规，兼用翻译法，两者均获得成功。
王凤喈能斟酌环境，因时制宜，绝不骄矜自满，固执一端。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育史讲席之教学方法，是讲演与讨论并重。讲演前必先预备一大纲；其标题之选择，务求显明扼要；教材之组织，务期合乎论理。故讲词虽不依据所编讲义，仍然有条理系统。至于讨论，通常分三种方式：一是由学生提出问题；二是由教师提出问题；三是指定学生作专题报告，然后讨论。有时举行辩论会，以提高学习兴趣，训练语言思考能力。在班上辩论成绩优良者，每每出而组织全校辩论会或校际辩论会。该校学生在长沙中等学校中，常处于领导地位，新文化运动、学生运动均发端于该校。王凤喈自言：“当时教师提倡讨论，注重思考启发，对此或不无影响。”由于教学有方，故深受学生爱戴。王凤喈实行此种教学法三年，成《中国，教育史大纲》一书，于1925年整理完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为我国出版最早之中国教育史，当时全国各校多采为教本。十年之后，王凤喈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学教授时，又搜集资料，将大纲一书重新编写，历时八年，完成《中国教育史》。此书经教育部大学用书委员会审定为部定大学用书，初版于1944年在重庆发行，1956年又予修订一次，迄今仍为各大学所采用。其教学与治学的态度及不断钻研以期至善的研究精神，可以概见。
在行政方面，以在湖南省教育厅长任内所受考验最大。受任之时，正值抗战最艰苦时期。不仅须为一省教育作长远打算，且须随时准备应变。胜利之后，复员工作尤为千头万绪，不仅要求于废墟中图恢复，且须积极于恢复中求发展。在前一阶段，王凤喈循前任朱经农厅长之成规，首先完成分区设学计划，并竭力扶助私立学校之扩充；在后一阶段，则拟订分期复兴计划，筹措经费，给予补助。三年之内，不仅公私学校，尽复旧观，而且多所改进。当教育厅因战局转徙湘南之时，王凤喈安置职员眷属于湘西，并疏散老弱，简选精壮者四十余人随行；重要案卷，均经整理摘抄，以备随时查考；原件则封存乡间，以策安全。王凤喈本人率厅中人员转徙各地，非常灵活，虽跋涉山水，冒犯风露，不以为苦。每到一处，即租借中心国民学校办公，以无线电报与各校联络，指示应变方法。因敌后教育大都隐蔽于深山密林中，故教学未曾中辍。1949年春，因见湘省当局意志动摇，王凤喈知不可为，即毅然辞厅长职，去就之际，足见王凤喈之忠贞大节。后赴广州任部督学，因时局动荡，同仁中大都不安于位，王凤喈仍按时上下班，不改常规。王凤喈在国立编译馆任内，平日为下班最迟者。
王凤喈从公，一向公私分明。在国立编辑馆时，对所编书籍，除分请专家审查外，凡属人文学科，莫不每册校阅，如支领校阅费或审查费，亦非不合法，但王凤喈从不支领分文。即就使用公款而论，由于业务费不多，故在编辑方面，选书选人，莫不再三考虑。有时获外来经费编译某类书籍，亦必尽力撙节开支，然后将该项撙节所得，合并使用，以便再多出该类书一本。
王凤喈用人，一向谨慎，虽不求全责备，但颇重平匀，通观整体，取中庸、和平与稳健，不轻信，不轻用，不轻疑，事权不轻假人，得人则专任重任，对学者专家则极为尊重优礼。由于编译业务范围甚广，科目极繁，而专家学者之个性、作风与临事态度，不免彼此悬殊，王凤喈除以礼相接而外，复具有极高的涵养功夫。又由于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不喜应酬，在其四十年服务生活中，从不送往迎来。他认为：迎送太多，费时害事；有送有不送，反而得罪人。故朋友无论亲疏，官位无分高下，一律摒绝迎送之礼。然而此非谓王凤喈不交朋友，不与人往还。王凤喈对人诚信，存心宽厚，乐于助人。凡力所能及，无不如其所望。而至交深谊，尤长久不渝。邓萃英为王凤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老师，每岁元旦，必首赴邓府参拜，年年如是，从无间断，北高师在台校友常于此时相遇。1966年元旦，校友至邓府者怪其迟误，及见报，始知王凤喈已于昨天去世。王凤喈对老师之诚敬，在同学朋友间之信义，昭著如此。
王凤喈晚年，每日早起，必扫除庭院。公余返家，常安步当车，以散步为日课。王凤喈台北住宅在师大附近，办公地址在台大附近，故两大学之校园，为其经常流连之处。虽偶尔看电影、听评剧，但每年不过几次而已。家中设备简单，夫人去世后始有电视。王凤喈真正持久的兴趣，只是读书和写作。一方面对现象世界持盈保泰，以无为为治；一方面时时神交古人，不断提高精神境界，显有使心灵超越现象世界而达于实体世界之倾向。王凤喈终身从事教育，对教育理想自然特别关切，虽重视儒家的大同理想，亦提倡西方科学教育；而个人之人生态度，则牢记道家自然主义的人生哲学，欣赏民初蔡元培所主张之美感教育；故晚年淡于名利，凡事取保守态度，不图事业开展，只求心安理得，自我完足。
王凤喈自夫人逝世后，安葬完毕，未及旬日，即草拟自传一篇，述生平事迹，存于积稿之中。此不仅表现其对国家、社会及家庭责任已了的轻松心情，亦可视为对自己作检讨、作交代，有预备身后之用意。王凤喈至此时，可谓已完全摒除忧患得失、毁誉荣辱，达于忘我的境界；此后读书写作，要皆为人生乐趣之享受，不复为尘世俗务所苦。夫人既逝，子女又远适异国，三年之间，孑然一身，纵不免时有悼亡伤离之情，然就一般而言，应为其精神生活最安适、最完满的时期。
至于王凤喈对教师的期望如何，从1940年8月王凤喈在新政治第四卷第四期所发表的《中等学校师资训练问题之检讨》一文，可以窥见。王凤喈谈到训练方针时，认为拟定师范教育方针，应根据国家教育宗旨。其方针有四：一是加强精神训练，即培养民族的国家观、培养民主的政治观、发展民生的社会观、养成服务的人生观、把握创造的宇宙观。二是加强生活训练，即生活军事化、生活生产化、生活艺术化。三是加强科学训练，即以最适当之科学教育及严格之身心训练，养成健全之师资；重实验，讲正确，求专一，重功效。四是加强专业训练，在知识方面，应了解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育制度及现代教育实况，同时对基本学科及所期教学之学科，亦应当彻底了解；在技术方面，亦应有学科教授、活动指导及事务管理之能力。王凤喈认为理想的教师，必须人格高尚、多才多艺，又有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及循循善诱的技术。此种期望，原不算高，有志者均能若是，但合乎要求者恐亦不多，可见王凤喈的平实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