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创立了一个内容丰富、中西结合、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中实业教育思想占据突出地位。他的实业教育思想在推动中国教育从近代向现代转变，从上层贵族教育向下层平民教育转变，从面向仕途的科举教育到面向经济实业的职业教育转变，从而使中国的教育深入普及于一般民众之中，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富民强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业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再次遭受了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空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先进的中国人救国图强的强烈愿望与变革腐朽封建专制的政治要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革派在1898年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杨昌济的实业教育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萌生的。
杨昌济不仅参加了谭嗣同在长沙发起组织的“南学会”，多次聆听过谭嗣同的改革宏论，深受谭嗣同改革思想的影响，而且还亲自拿起笔来撰写鼓吹改革的文章。在1898年戊戌变法的高潮中，杨昌济在谭嗣同主编的《湘报》上发表了《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一文，首次提出了他的实业教育思想。他在该文中指出“西人立国也以商，其困我也亦以商，我不大兴商学以与之争，将何以自立于强大之间乎？”杨昌济从国家自立自强的高度提出了振兴工商的重要性。他指出：“然愚以为振兴商务，固为今日之要图，而商务之本源，尤在于农工之学，其先必振兴夫二者，而后商务可得而言也。今中国之患在贫矣。余尝穆然深思，而叹吾国之贫有由然也。农以生物者也，工以成物者也，商则转而运之，而群天下之人，则皆食而用之者也。今试取生物成物之人数与食物用物之人数比而较之，其多寡悬殊，不待悉数而知之矣。生物成物之数少，而食物用物之数多，宜乎天下嗷嗷，常苦不足也。又况东西各国之食货精美而新奇，而吾之民皆争售之，则食之用之数益多。吾地之工农销售滞而价值微，折阅而消磨，则生之成之之数益少。故中国而不欲自强也则已，诚欲自强也，固未有急于振兴商务者也。湖南而不设立商务局也则已，诚设立商务局也，抑未有急于振兴农工之学者也。”杨昌济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农业、工业、商业都远远落后于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中国要想自立自强，就必须振兴中国的农业、工业和商业；而要想振兴中国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就必须振兴中国的农、工、商之学，即发展中国的实业教育，培养一大批中国农、工、商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
他当时提出了振兴农工商之学的三项措施，即：办学堂、建学会、编学报。办学堂以培育人才，建学会以联络人才，编学报以促进科研与学术交流。他详细分析了这三项措施环环相扣、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精辟地指出“夫学堂者主也，学会者辅也。始之创学会者，所以为学堂之基础也；继之扩充学会者，所以补学堂之不及也。夫学堂之事则甚难矣，一难于任事之人，二难于经费之裕，三难于聘请良师，四难于精选子弟，故非学会大兴之后未能开办也。诚始四者备矣，则大购化学之材料与应用之机器，即农工之业以为教，而即农工之业以为学，学成之后，给予凭单，使为异地之教习，则风气渐开矣。于是而更出专门之报，以互相资益，则转移甚速矣。夫如是，而农工之学尚不振兴者，未之有也。生物、成物之数既多，而商务犹可不兴者，亦未之有也。余故曰：“必先振兴工农之学，而后商务乃可得而言也。”
这些主张与措施，在今天看来，已是普通常识。但是，在1898年变法维新运动刚刚兴起，中国的科举教育还占据统治地位，教育机构主要是乡村私塾和府道州县的各级书院，教材主要是孔孟的四书五经，学子的唯一出路是通过科举八股文的考试走上仕途做官之路，各种科学技术与生产专门知识完全排除在教育领域之外的历史背景下，杨昌济的这一教育革新主张，在当时无疑具有革命性重大意义，是推动中国从古代的封建旧教育向近代的科学与民主新教育转变的重大举措。
杨昌济当时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旧式教育完全为封建地主、官僚与士大夫所垄断，根本不能深入普及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之中，所以，他大声疾呼：“欲强中国，当畜力于小民，士大夫积其教化之功，小民各自积其学问、阅历、兴举、扩充之功。积累久之，民智大开，则勃然兴起而莫能御之矣。”他尖锐地批判了中国科举教育所养成的崇拜官吏、追求当官的社会风气与民族劣根性，指出发展实业才是振兴中国的根本，才能为广大青年学子开辟更广阔的就业与创业之路。这不仅能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也能为国家的强大奠定更深厚的物质基础。他指出：“立国之根本何在乎？非政治家，非学者，而实业家也。军人为激烈之战争，实业家为和平之战争。兵以卫实业，实业以养兵。兵者消费，实业者生产。激烈之战争偶发，平和之战争永续，其重轻盖可知矣。吾国人有崇拜官吏之风。凡富商之末流，无不趋入官场者。趋入官场，则向来经营实业之能力，因以销蚀而寡矣。”
后来，在《治生篇》中杨昌济进一步指出：“今日之中国，承科举时代之积弊，才力稍强、欲望稍多者，群趋于官吏之一途。供过于求，则物品必有滞销之时，则物价下落，此生计学上之公例也。今官吏止有此数，而求官者多至不可纪极，是供过于求也。供过于求，则物品必有滞销之时，求官者百而得官者一，私人之损失固甚大矣，而国家之损失尤大。向使以此多数人求官之心思日力，而用之于开发地方，扩充实业，则其所生之利，必有百倍千倍于今日者。吾观今之人徒知谋生之为急，而不知所以谋生之方，乃误认为做官为一种职业，运滞销之货而侥幸万一之利，其不智亦甚矣！”
杨昌济认为，只有尽快发展中国的实业，广开就业门路，使多数国民有固定的职业和劳动技能，在经济上能够独立谋生，才能在人格上减少趋炎附势、奔走钻营的依赖性，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的劣根性，才有利于中国民主共和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他说：“工商发达，有益于自由，彼工商不发达之国家，国民大抵分为二阶级，其一为地主，其一为佃户。佃户贫而愚，但能为奴隶，地主则或载一专制君主以图平和，或互相争战，其弊较专制君主尤甚，此国民之所以失其自由也。若工商发达，则民能独立，非复可以奴役矣。”
因此，只有大力发展实业教育，使多数人民有从事实业之本领，并通过发展实业来取得经济独立自主的地位，才能彻底克服国民依赖政府的“奴隶根性”，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他指出“今者国体虽号称共和，而人民参政之权则犹在若有若无之间，其所以致之之根源，要在于国民之无能力。举多数之人民，群致力于实行，不恃逢迎接纳为生活，始可以消灭倚赖政府之奴隶根性，始成为确能自立之国民，始能发生真正之舆论，始能举监督政府之天职。征诸史，欧洲民权之发达，源于都市之勃兴，可以知其故矣。”
为了发展中国的实业，杨昌济还主张，不仅要注意发展全日制的普通教育，也要开办以成年人为主的夜学教育；既要发展高等教育，也要创办以职业技术培训为主要内容的普及性教育。这种教育，必须与工农业生产相结合，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他在留学英国归来之后，向国人详细介绍了英国的职业教育“其学科甚繁伙，寻常日用所需各种小手工业无不具备，如英语及法语、德语，乃复写手役者所不可缺之知识也。数学及理化为日用不可缺之知识。因欧洲用各种机器，司其事者皆不可无数学及理化之知识也。”
这种直接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服务的职业技术教育，有利于更多的劳动青年掌握一至两门甚至更多的生产技术和谋生手段，有利于社会实现更充分的就业，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他说：“盖国家之所以立，全在有健全之中等社会，则上可以监督上流社会，使不至过于专横，下可以指导下流社会，使不致趋于暴动。”按照杨昌济的意见，只有中国的农工商等实业充分发展了，有固定职业和经济收入的社会中间阶层增加了，发展了，壮大了，才有利于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制止由贫富悬殊所产生的剧烈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不安，使中国真正走上民主共和、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
杨昌济坚定地指出“国家之强盛，由于其国有健全之中等社会。中等社会受普通之教育，其家计足以独立，全国舆论之所自出也。古来民政之行，前有希腊，后有罗马，均以市民为国家之中坚。吾国专制既久，创建共和，于市民之教育，尤不可不以全力注之。国民有参政权，不可无参政之知识与道德。征之前次国会议员之选举，有识者为之寒心。非有改造人心之教育，养成健全之中等社会，则善良之政治终不可得而望，有志者所宜奋袂而起也。”
可见，杨昌济的实业教育思想，不仅包括职业技术教育，也包括政治法律与道德伦理教育。杨昌济从发展国民经济与发展民主政治、促使中国全面振兴的高度，充分论述了发展实业教育的重要意义与社会作用。
实业教育的基本途径
1913年，杨昌济刚从英、德留学归来不久，就发表了《记英国教育之情形》、《教育与政治》、《教育上当注意之点》、《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等系列文章，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他改革和发展中国教育的主张。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重申发展中国的实业教育。杨昌济不仅主张大力发展中国的全日制高等（大学）教育，也主张大力发展全日制中学教育与小学教育。他认为，不论是高等教育还是中小学教育，都必须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动手能力，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与生产实践中的实际操作结合起来，使学生从小养成勤于思考、吃苦耐劳的品德与习惯。并且根据学童年龄与身体的成长规律，循序渐进，逐步提高学生的劳动技能。他说：“方余之未往英国也，湘省学校初具规模，归国以来，觉学校亦实有几分之进步，如手工、游戏、体操、音乐、图画等技能学科，已受多大之注意，此可喜之现象也。然以证之余在日本与英国时之所见，则吾国所为非无可异议之处，今请得而言。英国小学校，惟七岁以下之儿童有简易之手工，而七岁以上至十二岁之儿童无之。男儿满十二岁时，乃更课以木工，与吾国之通小学各级而皆课手工者有异。至满十二岁至十四岁之男儿，则想象之力、意志之力、手腕之力均已发达，又有图画、几何各种科学之预备，为最适宜于练习木工之时期，而手工之教育的价值即于是而在。英国学制教授手工同时不过二十人，所以便于教师之指授与生徒之操作也。余尝参观一次，生徒孜孜矻矻，各勤所务，乐此不疲，于以养成其勤勉习惯、劳作之兴味、坚忍之意志大有助焉，且可以练其手腕之力，增身体各部之活动，于体育亦大为有效，此则课长大之儿童以木工又合于教育学之原则也。”他还指出“苏格兰小学堂之教科，国语、算术、地理、历史、理科、图画、体操，为男女公共之学科。其他手工、园艺，则男儿习之；裁缝、洗濯、割烹，则女儿习之。又有薄记法及速计法，乃将卒业儿童之所习也。”他特别赞赏英国女子职业教育，指出“英国女多男少，女子难得配偶，终身不嫁者甚多，但女子之职业亦夥。如公立小学堂之普通教员，教音乐、跳舞、裁缝、洗濯、割烹、体操之特别教员，中学堂之外国语教员，大学堂之近世国语及古文之助教，多为女子任之。商店用女子司贸易之事，茶店、酒食店用女人供奔走之役，邮便分局皆女人司之，各种公司用女人为书记写手，学堂亦然，病院中之看护妇，及人家常用之下女，又各种手工场所用之女工，皆女子可执之职业也。”这些广泛的职业技术教育，为英国许多妇女提供了谋生的手段和就业的门路，不仅广泛提高了英国妇女的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也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