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科技型人才——“欲跻中国于富强之列，非奖励科学不为功也。或谓中国人苟以前日治八股之聪明才力专用之于科学，则其进步殆不可限量。余亦谓吾国人苟以近代汉学家治经之精力用于治科学，必有无数之新发明，岂遂让白人称雄于世界耶”。
四是实业型人才——“立国之本何在乎？非政治家，非学者，而实业家也”。他以湖北宜昌一位留学生归国后创办农、林、牧场且获得成功为例，大声疾呼：与那些名噪于一时的归国留学生相比，这位埋头苦干的人“亦现在不可多得之人才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起来仿效。
五是教育型人才——当时教育人才非常缺乏，大小城镇的教员往往一人兼授数校之课，来回奔走，消磨精力，影响教育质量。至于广大农村，更因经济窘迫，教师缺乏，教育状况十分落后。对此，他主张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培养教育人才。当北洋政府决定裁撤湖南高师时，他给教育总长写信，强烈要求续办。鉴于教育的社会作用是通过培养人才来实现的，他为培养人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终前还给好友章士钊写信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二子者，毛泽东、蔡和森也）
同时，杨昌济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为培养适应竞争社会的各种能力，并且要造就能以服务社会、服务他人，具有“可得贡献于社会之生存发达之性格”的社会人。因此，他的“社会人生观”就是指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是存在着“相互关系”，按照杨昌济的话说就是“无个人则无社会，无社会亦无个人”。
“社会人生观”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指的是“个人之身体及精神，皆被制约于社会”。一方面指的是个人的各种需求的满足依靠整个社会提供的各种资源，各个职业的分工满足了不同人的各种需求；而另一方面，因为人之初生精神犹如“白纸”，一切的观念都需要后天的培养，日常的行为、高尚的道德观念等，都要通过人生活于社会中，在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中、在社会的教育中获得。按照社会与人生的区别，杨昌济区分了两类不同的教育：社会的教育与个人的教育。社会由个人组成，无个人则无社会。个人要进行自我教育，强调“慎独”，而社会也要教育个人，“社会的教育，非教育社会之意，亦教育个人也”。
德育训练论
杨昌济的最大贡献在道德教育方面。他任塾师时就注重培养学生笃厚的性格，反对只教书不育人。归国后一直任教哲学、修身、伦理学等课程，以爱国、进步的道德思想教育学生，引导学生“做有益于社会的光明正大的人”。他提出德育的基本内容是：（1）立志。“人息无肯立志耳，精神一到，何事不成？”（2）理想。理想是立志的内容，树立了“理想”，才算真正立志。（3）爱国家之心。（4）舍身殉国之义。这种牺牲精神也属于立志的范畴。（5）存诚。“心能存诚，则现于言语无巧饰之辞，现于行为无矫作之事”“人能存诚，乃是真人物，乃是真学问”。（6）勤勉。“懒惰为万恶之渊薮”。（7）疾没世而名不称。“睢能立德、立功、立言者，可以不朽”。（8）勇敢、坚忍。“勇敢与坚忍，其实一德也。勇于创始，忍以要终，要本于意志之力。”（9）贵我、通今。“贵我”即自有主张，不随俗苟且，不见风使舵。“通今”即广阅历，识时务，与时俱进。（10）知行合一，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结合德育的基本内容，杨昌济认为德育的基本方法为“训练”，即通过教师的言行来熏陶和感化学生，端正其发展方向，养成优良品性。具体方法为五种：（1）命令及禁止。分消极的命令与禁止和积极的命令与禁止。（2）赏罚。其目的是去恶向善。（3）游戏与作业。游戏不仅有体育价值，而且有德育价值。（4）教谕。指以说理为主的思想教育，使学生“知何故宜为，何故不可为之理由，然后以实行为目的”。（5）示例。以“道德模范行为”促使学生加以仿效，为积极的示例；以“非道德的行为”引起学生产生厌恶之情，加以批评和反对，为消极的示例。“示例中最有力者，教育者之行为也”。
智育教授论
杨昌济把与学生智育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方法称为“教授”，即给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养成发达智力。同时指出活动于学生智育发展方面的“教授”与活动于学生德育方面的“训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吾人为教授之时，同时为训练；为训练之时，同时为教授”。但两者的目的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教授”在于“授予智识、发达心身之能力”，“训练”主要是端正意志和性格的发展方向，养成优良的品性。他把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称之为“教授之形式阶段”，简称为“教段”。当时西欧、日本教育家提出三段、四段、五段教学法，他进行分析比较，认为德国赖因的“五段教学法”即“预备、提示、比较、总括、应用”最为合理，因为它适合心理学与论理学的原理。“先使得具体的观念，后使构成抽象的概念，适合心理发展之次序。先提示，次比较，次综合，由特殊而普通，此论理学上之归纳法也。综合之后，复有应用之一段，由普通而特殊，此论理学上之演绎法也。教者苟深明此中之妙而善用之，则教授可以收完全之效果矣”。
杨昌济把教学方法称为“教授之方式”，简称为“教式”。教式大类为两种：其一，唯教师活动，或讲演，或说明，被教育者唯取受动的态度，以收纳知识，通例谓之注入的教式；其二，教师自问答法，使被教育者活动，使被教育者发明关于某事项之知识，通例谓之开发的教式。“注入的教式”（即注入式）又分为示教的教式、示范的教式、讲演的教式三种；“开发的教式”（即启发式）分为课题式、问答式两种。杨昌济主张多采用启发式，但反对废止注入式。他说：“此两种教式，各有其相当的价值，固无优劣之殊，但现在学校所用之教式，多偏于注入的。与其偏于注入的，不如偏于开发的，其弊害较少也。”“人有排斥注入的教式而以开发的教式为万能者，此谬见也。”同时，他注重个别教育，主张勤抄、熟记，博览群书。
体育养护论
杨昌济十分重视体育对个人、对社会的作用。他常对学生说，一个人没有强健的体魄，就会缺乏勇毅的精神和坚忍的意志，不仅对恶劣环境没有抵抗力，而且学问、事业也受影响，甚至丧失竞争能力。一个国家不注重体育，人民羸弱，国势必然衰颓。体育对于个人的生存、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教育不可不置重于体育”。
杨昌济把与体育相适应的教育方法称为“养护”。即保护学生身体不受损害，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学生体质。“养护”分积极养护和消极养护。积极养护包括体操、游戏、游泳、球类活动和手工劳动等，以运动身体各部，促进学生正常发育，使他们具有强健的体魄、灵活优美的动作和刻苦耐劳的精神。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多年实行冷水浴，坚持静坐、做体操，给学生做出了榜样。“体育者，养生之道也”。消极养护即保护学生的身体免受损害，防止猝发事故，减少课时，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等。此外还提出：要选择建校的优良环境，改善学生的住宿条件，保持教室的通风温暖，加强学生的视力保护等。
课程结构论
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使训练、教授、养护工作落到实处，杨昌济在研究古今中外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普通中学开设11科（15门课程）的设想，即言语科（包括本国语言文学、外国语）、数学科、修身科、历史科、地理科、博物科（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理化科（包括物理、化学）、唱歌科、图画科、手工科、体操科。
为了进一步方便教学，杨昌济还将这11科分为三大类：言语、数学、修身等为日常生活所必需，也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为“基础的教科”；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博物等以授予学生知识为目的，为“知识的教科”；而图画、唱歌、体操、手工以训练技能为目的，为“技能的教科”，进而对各学科的教授目的、内容、方法进行了精辟阐述。对于课程的排列组合，他认为，既要符合学生智力发达的程度，又要考虑教材内容的循序渐进，注意其科学性。就一门课程的内在关系而言，“即简单者、为他教科之基础者、具体者，宜先教之；复杂者、解释之要他科之智识者、抽象者，宜后教之。”某一课程如果需要两个以上的学期才能授完，教材内容的排列可采用阶段排列法或圆周排列法。“教授之际，务必谋各教科教材之联络”：其一，各门课程讲授同一事物，所用的术语必须相同，以避免混淆学生的概念；其二，各门课程的讲授内容，应该相互补充，彼此协助。为落实各学科的科学组合，教师必须做到两点，一要编制“教授细目”，二要具备多科知识和多种素养，即一专多能。
普及教育论
杨昌济认为，普及教育“为强国保种之图”。他说：“余思吾国今日，不仅当注意于儿童之教育，又当注意于年长者之开通；不当徒为身家殷实之子弟图远大之前程，尤当为家道维艰者之子弟图谋生之良计。”只有对年幼者和年长者同时兼顾，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办好，才能落实普及教育。
为此，他提出了五项举措：（1）采用通学制。既可节省学校开办费，又可减去昂贵的寄宿费，以接纳更多家境贫寒的子女人学。（2）实行男女共校。其实质是发展女子教育，也是普及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若必男女分校，则教育必无普及之时”。“男女共校”应“由代议机关提议，使成为法律，推行全国”。（3）开设夜班，创办职业学校，普及成人教育。“故有夜班之设，所以便贫家儿童卒业后出而服役之时，仍有继续其学习之机会也”。（4）预养师资，发达学术。“欲养成健全之国民，必自幼小之时始，则普通教育尚焉。然欲振兴普通教育，不可不预养师资，发达学术，此则大学教育之重要也。欲小学教员之能得其人，不得不责之寻常师范学校，欲寻常师范教员之能得其人，又不得不望之高等师范学校与大学校”。（5）整理财政，保障学校经费的来源。学生难于入学，缘于学校房屋、设备之不足；学校房屋、设备之不足，缘于经费短缺；学校经费短缺，缘于政府财政混乱。所以，要解决办学经费问题，必须先整理财政。
高等教育论
杨昌济认为，振兴国家，必须振兴教育；振兴教育，必须办好高等教育，以预养师资，发达学术。他说：“世之论国事者莫不以振兴教育为根本之至计矣。然教育之中又自有其根本焉，则大学教育是也。”他将高等教育分为高等专科教育和大学教育两大类，尤其看重大学教育。“盖大学为文化之中枢，人才之渊薮”，“天下至大也，人民至众也，然为社会之中坚人物者恒不过少数之人，有此少数之人主持其间而国势乃能巩固。此少数之人多系天才，然亦不能不设学校以养成之，而养成此少数之人才，多赖大学教育。”早在英国爱伯汀大学留学期间，他与在该校就读的同乡章士钊商议，回国后要创办湖南大学。
1917至1918年间，他撰写了《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一文，得到省政府“备案”，成立了“湖南大学筹备处”，并委派他主持。同时，积极支持青年出国留学。他说：“吾国非无好学深思之士，于本国之学问素有研究，惜其无世界之知识，其所学尚不足应当世之急需。如此之人，若能驰域外之观，则其所得较所学小生必更有深且切者。此诚吾所祷祀以求者也。”他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并支持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当时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约1500人，而湖南占三分之一。但他又认为，出国留学并非探求学问的惟一途径。一个人如果“诚能有志，即在国内未尝不可为学也”。他总结自己的经历说：“余曾留学日本，又曾留学西洋，受益孔多，良堪自幸。然以余自知之明，余即不往西洋，专在日本，亦可以为学；且即令不往日本，专在本国，亦未尝不可为学。诿于无出洋留学之机会而自画者，只足见其无志而已矣。”
教师素质论
杨昌济对教师的基本要求是“专心致志”、“久于其任”。他以英国人为例阐述“欲图学校之蒸蒸日上，又必有人焉。以一身负其全体之责任，专心致志以从事于此，且必久于其任，始能收莫大之功。兼营多事者，固难期一事之有效，浅尝辄止者，尤无望其事之有成。愚观英人从事教育者，多专于一职，且久于一地。世人谓英人富于坚忍之风，于此可见之。此其事业之所以多成功也。”对此，他提出四项具体要求：（1）要有事业心和责任感。他感叹当时国内许多教师“多存五日京兆之见”，而无百年远大之计。其原因有“政界之牵掣”，有教师本身的“无恒心与毅力”，还由于社会无奖励教师久任之策，因而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主张教师宜“绝意政治，而委身于教育”“以一身负其全体之责任”，反对“兼营多事”，分散精力。同时，以日本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隐居教授，不乐仕进”为例，说明“专业致志”和“久于其任”的重要性，勉励同仁们向他学习。
（2）要言传身教。他说：“教育者常自被教育者说善之当行、恶之当避，故被教育者信教育者之实行其言，而期其言行之一致。教育者之行为若不违其言，其影响于被教育者必甚大。”教师必须具有公正、耐心、诚实的品德，对学生严格要求，坚持“督则必行，禁则必止”的原则。
（3）要具有渊博的文化与专业知识。他主张教师除精通本门学科外，还要懂得与所教课程有联系的一两门学科的知识，做到触类旁通、一专多能。要广泛地阅读文学、历史、地理、博物等方面的书籍，学习和掌握外国语，经常看报纸、杂志，反对“死守一书，弃绝百氏”的错误倾向。其途径除了职前在学校的正规训练外，职后要坚持自学，持之以恒。
（4）“要善养生，使精神有余，然后能使弟子精神震动。”一个教师如果体魄不强健，精神不饱满，讲课没有生气，就打动不了学生，也不能长期坚持工作，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是不可能的。“论为师之法”，养生是最重要的一条。对于养生，他指出：“食后呆坐，日中昏卧，常餐过饱，清晨晏起，床上思虑，无事愁叹，争闲气，谈鄙事，无事出门，勉强夜读，看杂书，诵读多，皆养生之戒也。”
杨昌济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真诚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归国后又潜心实践真理的代表人物一。其教育思想的最大特点是科学性。他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绝对化和片面性，认为“真理在两极端之间”。如，肯定教育的社会作用，又反对“万能论”和“不可能论”；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又强调“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热心普及教育，又关注高等教育等等。在新世纪的今天，学习研究杨昌济的教育思想，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