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却做出一种姿态，声称“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原来，列强在北京开会决定条约的内容之前，海约翰就给了美国代表团两个有关索取赔款额的指示，一是提报美国损失索取额2500万美元，这个数额，已将损失虚报了两倍。其二，与列强协议总索取额不超过1.5亿美元。他的策略是，用削减美国索取额为由，在会议上要求其他列强也削减他们的索取额，并借此向中国要求贸易上的权利。但最终，削减索取额的协商失败了，美国没能做成“好人”，但却从中获取了超过实际损失两倍的赔款额。美国为什么要充当这一“好人”角色呢？这与1899年到1901年间美国发轫的“门户开放”政策有关。在此之前，美国因专注于国内事务（南北战争），放松了海外拓展，随着战争结束，至19世纪最后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首位，这时他们希望拥有太平洋西岸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自由贸易区域，而不希望中国被瓜分或分割。
此时，恰逢清廷派梁诚出任驻美公使，他得知这一内情后，欣喜万分。因为这不仅透露了美国索赔的庚款有水分，也表明有向美国争取退还庚款的可能。于是，他一面向美国政府交涉，要求核减退还，一面向朝廷上书禀报。
1905年4月，美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赴华前，与梁诚作了一次会谈。柔克义提到，美国总统希望知道如果美国退还赔款，中国将如何使用这笔钱？梁诚遂致函外务部，建议在接见柔克义时事先准备好有关这问题的答案，他同时提出自己的想法：用这笔款子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他的判断是，美国政府和民间都会支持这个计划。
柔克义到中国后不久，于7月12日上书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议退款。他说，中国政府向他表示，将把这笔钱花在教育上。但是，关心和支持此事的国务卿海约翰忽然于该年7月1日逝世，其继任者伊莱休·鲁特提出，要等到美国收回“足够的”赔款后，再开始退还超额部分。这样一来，此事也就搁浅了。
但这件事引起了在华美国商人们的关注，他们迫切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通过退还部分庚款来改善美中关系，这些人的代表者，便是西方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身兼牧师与商人双重身份的明恩溥。明恩溥原名阿瑟·史密斯，1872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在天津、山东任传教士，明恩溥是他来华后起的中文名字，他先后在中国生活了40年，写有多部有关中国的著作。1905年，因美国在国内采取歧视华人政策而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使在华美商损失惨重，原先被美国垄断的煤油、棉布市场无人问津，棉布堆积如山。面对这种情形，明恩溥的态度与一般美商不同，他认为要解决问题，必须重新唤回中国人的好感，既然前国务卿海约翰已承认美国获赔的庚款“原属过多”，那么拿出部分用于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应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时，适逢美国在华教会派人回本土募捐，明恩溥就借此机会漂洋过海，一路风尘回到美国。1906年3月6日，罗斯福在白宫接见了明恩溥。十天之后，罗斯福致函明恩溥道：“我非常快乐地读了你的大作，实非其他书籍所能比拟，我觉得对中国人的了解加深了许多。”
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在国会施政报告中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推进教育，援助的方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校，使他们修业成才，希望我国教育界能够理解政府的美意。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有关议案，并通知清政府外务部，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将美庚款之半数1078.5286万美元，逐年逐月“退还”中国。清政府马上做出回应，命外务部与学部拟定《派遣留学生规程》，规程确定，初四年，每年至少派留美学生100人，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50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
为保证计划完成，由两部共同设立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专司考选留美学生。从1909年1月开始，美国已退还首批庚款，首批100名学生年内就要抵美，故1909年农历8月，两部便举行了首次考选，录取47人。
由于当时符合直接送美留学条件的学生并不多，为使这一留学教育保质保量，学务处奏请朝廷将肄业馆改为留美预备学堂，因学堂设在清华园，故称清华学堂，后又改为清华学校、清华大学。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学生皆由各省选送，再经选拔录取，首届毕业生中有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后来也都成为各自学科的奠基者。
在美国带头退还半数庚款之后，别的握有庚款的国家怎么办？还有，美国剩余的庚款又当如何处置？这成为中外邦交中新的焦点问题。在中国国内，由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陶行知等贤达领衔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作为全国教育界的代表，为争取“退款”的全面解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在蔡元培游说英伦之际，美国也派遣孟禄为代表，来华实施“二次退款”，即将庚款余额全部退还，并于1924年9月组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推举颜惠庆为董事长，孟禄为副董事长，范源濂为总干事（后由任鸿隽接任），以具体管理这笔退款。1928年，随着北伐的胜利，国内“收回教育权”运动风起云涌，清华也不例外，8月17日，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基金也归入“中基会”管理。之后，清华系的留学活动仍在延续，除教员达5年教龄即可资送出国读学位或进修外，从1933年起，受教育部委托，先后在全国招考了六届留学生，有近200名优秀学生被资送出国，其中有龚祖同、顾功叙、赵九章、张青莲、陈省身、钱学森、马大猷、杨振宁等人。
而由中英庚款选派的留学生，目标定在培养高级人才上（读博），是所有留学考试中最难的考试，成为庚款留学运动中的又一重镇。从1933年至此1944年，连续举办了九届考选，先后有193名优秀学人被选送出国，他们中有王葆仁、吴大任、王之卓、张文裕、钱钟书、翁文波、卢嘉锡、王应睐、钱伟长、曹日昌、黄昆等等。
继英国之后，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俄国十月革命后终止该条约）等国也都或多或少地退还了部分庚款，用以承办文化交流和留学事业。其中，获法庚款的有钱三强、杨承宗、吴文俊等，获比庚款的有童第周、钱令希、吴作人等。
晚清大张旗鼓地派遣庚款留学生，主要目的是为兴实业培养所需人才，故规定选派人员中十分之八须习“实业”。这种历史原因，也使庚款留学生大都怀有“实业救国”的志向。在康奈尔大学专攻机械和冶金的周仁，1916年获硕士学位后即回国为“兴实业”做努力，先出任《申报》馆工程师，负责建造《申报》新馆和机器安装，后应聘担任了九江电灯公司工程顾问。1921年底，他到上海南洋大学（今交大）任机械系主任兼教务长，又筹资创办了大效机器厂。1928年以后，他专任中央研究院工程所所长，先后创办了钢铁试验场、陶瓷试验场、玻璃试验场和棉纺织试验场。周仁办的试验场，既是研究试验场所，又是向社会提供产品的工厂。在冶金方面，他从美国引进了电弧场，最早在国内进行电力炼钢，研制出各种工业中急需的钢材，如含铅、锌的特种铸铁、高硅制铁、低碳韧性铸铁，以及工具钢、高速钢、不锈钢、耐酸钢和气门用钢，产品近20种，让世界为之吃惊。还研制出抗热压玻璃和光学玻璃，并改进了棉纺织机械设备。新中国成立后，工程所分为中科院的冶金所和硅酸盐所，两个所科研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清华学校首届毕业生侯德榜，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时，便接受范旭东之聘，加盟创建永利制碱公司。1922年侯德榜来到渤海之滨荒凉的塘沽碱地上，作为技师长（总工程师），一干就是四年，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永利碱厂终于在1926年6月建成投产，生产出第一批雪白的纯碱，当年便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被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从此，作为肥皂、纸张、玻璃、印染、食品、医药等工业重要原料的纯碱和烧碱，我国不再依赖进口，年进口量由100万担锐减到48万担。新中国成立后，侯德榜担任了化工部副部长，主持了众多重大项目建设。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早期庚款留学生中有许多人习农，如金邦正、过探先、邹秉文、钱崇澍、钱天鹤等，都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农学家。过探先于1915年获农科硕士学位回国，被任命为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长，旋即发起创设省教育团公有林，中国近代大规模造林自此肇始。1916年在此基础上筹建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共设四区，每区面积约五万亩，如今的南京中山陵园即其中一区。1919年，考虑到我国新兴纺织工业需要优质原棉，过探先应华商纱厂联合会之聘，毅然辞去校长职，在南京洪武门外开辟植棉场，艰苦创业，经过三年辛苦的田间工作，终于选育出江阴白籽棉、孝感光子长绒棉、小花改良棉和后来以他姓氏命名的“过子棉”，为发展我国棉花种植业和棉纺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他自己却因为劳累过度在1929年3月23日遽然逝世，年仅43岁。
建钱塘江大桥是几代浙江人的梦想，但钱塘江不比寻常，上游的山洪与下游的倒灌海潮时常相汇，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且江底流沙深达40米以上，故建桥论证了多年还不敢下手。浙江请茅以升来担此重任，他不畏艰险，辞去北洋大学教职，走马上任，邀请留美同学罗英任总工程师，又从国内聘了四位工程师和29位刚毕业的工科大学生，组成技术队伍，先后设计了六套建桥方案，从中选取最优。他组织员工昼夜奋战，于1937年9月26日提前通车，前后仅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这座由我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建造的“中国第一桥”，在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矗立了一座丰碑。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元月，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由陆费逵（伯鸿）先生在上海创办。
建局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以编辑出版各类教科书为主，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建局不久，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在国内出版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华书局的成立，是我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产生是辛亥革命的直接产物。
中华书局设有出版部，但只是一个偏重事务的机构。关于编辑方面的出书计划等多由编辑所和总经理主持。民国初年，首任所长为就是范源濂，前后主事4年。
1913年1月，范源濂因对袁世凯和赵内阁的所为素来有所不满，从教育总长任上挂冠而去，前往上海，不久即被求贤若渴的陆费逵聘为编辑所首任所长。在文教领域，范源濂威望素著，交游广阔，这对当时高级人才阙如的中华书局来说，可说是如虎添翼。任职期间，范源濂在陆费逵的通力支持下，聘请老朋友梁启超、王宠惠至中华编辑所，编辑中学、师范新教科书。编辑队伍庞大齐整，实力雄厚。当然，如果详细审视，中华书局编辑的数量和业务水平，比之商务印书馆尚有不小差距，但在视野的开阔、气魄的宏大上，中华书局殊不逊于老对手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向以“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为宗旨，注重编校质量，注重出版物的内在价值，以此体现学术文化积累的效能，从此成为中外认同的中华书局出版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