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立达创办时，匡互生就提出了人格教育的主张。匡互生将立达的宗旨定为“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他将“修养健全人格”置于第一项，可见其对人格教育的重视。他认为健全的人格包括：能尽自己的力量去做那些促进社会发展的工作，这叫做尽能负责；在社会前进的长途上，自己的言行不能有损于人，而应做到对人能互助，对己要自立；尽最大的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在工作过程中应力求做到精益求精，不断使之改进、创新、提高，以担负起“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之职责。如何实行人格教育？匡互生说：“本校对于学生的操行注重人格感化。凡形式上的奖惩，繁琐的规则，一概不用。”“我们的学校纯粹由同志的教师、信仰的学生组成，一方面要具有社会的组织和互助的生活，一方面要充满了家庭的亲爱，大家都和睦无间，极力由敬爱而发生人格感化。”因此，在立达没有警告、记过、开除等栏目，老师以身作则，实行“全人教授”与“人格感化”。匡互生在学校开设“实践道德课程”，亲自讲授做人的道理。匡互生就是这种“健全人格”的表率。他对学生从不说教呵斥，他与个别犯错误的学生谈话时总是首先自责，因为学生犯错首先是老师教育的失败，每每声泪俱下，使学生深受感动，乃至多年后仍为当时的错误感到后悔。他以自己的真诚和对学生的理解赢得了学生的敬爱。1933年，匡互生病危之际需要输血，立达数百学生争相献血，那些因血型不合的学生则闷然不乐：“我们惭愧不能给匡师输血。”医生都说：“真是一位异常受学生爱戴的老师，这样热烈献血的情况我们从未见过。”匡互生逝世后，立达师生不愿将其葬在公墓，他们冲破阻力坚持将匡互生葬在立达农场，以寄哀思。难能可贵的是，据一位立达校友的回忆，立达自创办后所有师生克公守法，未闻有违法乱纪者，足见匡互生人格教育思想的成功。
“立己立人，达己达人”
匡互生的人格教育的起点是“从我做起”，即他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他自己也能做到，并且以身作则，率先做起。这种观点，在确定立达学园的名称时就包含这层意蕴。
在从事教育工作十多年的实践中，匡互生从来未将自己教师这个位置摆在学生之上或之外，而是摆在“相互平等，相互依存”的坐标上，比如身任立达学园主任的匡互生提倡学园民主自由的校风，让学生参与学园的管理工作，让学生组织辩论会、讲演会、自由发表言论。学园办在江湾的农场，匡互生不是指挥教师与学生去做，而是亲自参与养鸡、养蜂、种花。总之，他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自己能够而且首先做到。
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对人格教育者是最好的无声的教育形象。匡互生以实际行动为自己塑造了无私、坚毅的人格形象。所以，与匡互生共事教育的教师无不敬佩匡互生的为人。教育家周予同对人说：“朋友中最使我受感动有三个，第一位便是匡互生。”淞泸日寇的炮火，把江湾立达学园化为灰烬，但匡互生不辞劳若，到处奔波，不久，使毁于兵灾的“立达竟又焕然一新”（周予同语），匡互生对立达艰苦的努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匡互生在师生员工中树立了以身作则的人格形象，因而博得师生员工的崇敬与感动，而他所倡导的“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人格教育，才能收到如此显著的效果和深远的良好影响。
寓人格教育于教育之中
德育、智育和生产劳动教育是各自独立的学科，在匡互生的教育观中，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而且以人格教育这条线贯串起来，正如同一篇文章，要有一个主题思想与各个段落的连串起来，才成为一篇完整而协调的文章。
匡互生的人格教育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教育的实践。他不仅在立达学园开了一门《实践道德》课，亲自讲授做人的道理，而且将人格教育寓于自然科学和生产劳动之中。
他教天文学，不是单纯地传授银河、星星、湖泊的成因与现象等等知识，而是通过与同学观察天象，让学生们“从天体结构和天体运行规律中得出启示，认识到在无限广阔的宇宙中，无数的星体既各自独立，又相互维系，形成相关的、统一的整体；这个宇宙整体和每个星体又时刻处于变动发展之中，寻不出任何静止不变的事”。
在这里，他的用意，不仅是让学生窥探天体的奥秘，而是使学生进而认识到人类社会与每个人的关系是“彼此互相影响，互相维系，谁也离不开社会整体”这样，学生的思想便可升华到一种新的人格境界：“人的一生，一方面必须依靠社会，依靠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必须对社会及其进步尽责任。”学生们学习了天体运行的科学知识，又认识了“对社会尽责的人的天职，而为了尽责就得不断学习，不断求进步”。这思想认识的升华就是匡互生寓人格教育于智育之中一个为别人所忽视的人格教育的实践。
同样的，他办农场，带上师生参加养鸡、养蜂、种花，不是单纯为劳动而劳动，更不是单一的追求赚钱，而是让师生通过生产劳动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密切关系，进而提高学生对人生价值的认识。
爱的感化教育
匡互生是五四运动一位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是一位嫉恶如仇、视死如归的勇士，可是他对待人民、对待祖国、对待学校、对待教育事业、对待学生，却又是爱得如此之深，这就是他爱的人格教育特色之一——其憎也厉，其爱也深。用鲁迅先生的名句来解释，那就是一方面“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方面则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两者对比显示人格的矛盾，实际上，也是其人格价值取向的二律背反。
在震惊中华的五四运动中，匡互生与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及其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作殊死的斗争，正是由于他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同胞的执着所迸发的火花。后来，他投身教事业，先后在湖南楚怡学校、湖南一师、浙江春晖中学任教，以及与丰子恺、朱光潜、刘薰宇等名流创办立达学园，莫不是以爱的教育作为人格教育的核心。在他看来，在悠久而广阔的宇宙中，孤零的“小我”意义很少，值不得顾惜，而各个“小我”用爱来连锁着，各尽各的责任，互相扶助，就生出一个和宇宙共存的“大我”。这样，匡互生的爱的教育观已突破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民族的圈子，上升为永恒宇宙观。
匡互生的爱的教育，贯彻于他历任的数学、劳动生产及日常生活一切言行中，而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因而使学校友爱团结，蔚然成风。对待教员学生，他经常问寒问暖，关怀备至，深夜查房，替学生盖被。对待犯错误的学生，不主张记过、开除，更严禁体罚。他主张跟学生谈心，对有些犯错的学生，首先责备自己，然后告诉学生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事。使学生认识错误，痛改前非。
他在春晖中学任训育主任时，一个学生因早操戴上江浙农民常戴的毡帽而受到体育教员的蔑视与斥责，这个学生反唇相讥，体育教员恼羞成怒，要学校开除这个学生，匡互生认为违反爱的教育，反对这种惩罚，学校拒不接受，匡互生气愤离校。
匡互生的爱的教育思想是有爱无类。他爱学生，也宽容犯错误学生，甚至小偷、抢劫者也得到他的宽容。这种博爱，虽然曾使某些人幡然悔悟，但一律如此，也容易使某些难以悔改的人旧态复萌，给社会、学校制造不安定的因素。
他的爱对爱劳动者、底层人更是执着，因而爱人及物。如他不坐轿子，不乘人力车，甚至看着赶驴老头跟着驴子跑，也生发恻隐之心，连驴子也不坐了。而且要学生以后不可骑驴，这种博爱，似乎过于迂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