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办校的旨趣和宗旨中说到，“我们的学校，……一方面要具有社会的组织和互助的生活，一方面要充满了家庭的享受，大家都欣然无间，极力由敬爱而发生人格变化。”从这可以看出，匡互生的人格感化教育是由爱而发生的，那么，爱是他人格教育的核心就不言而喻了。
实现改造社会
匡互生倡导人格教育，实行互助生活，这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当时匡互生所处的社会，政治、教育均已积弊太多，其腐败无法改良，因而他创办的立达，“既不是受了官厅的委派，也不是受了资本家的资助”，而“另辟新径”。这种另辟新径就是“思想改造”、“人格改造”为主要内容的人格教育。立达学校是匡互生梦寐以求的一种“新径”——教育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实行由民主、自由、引发，因而不设校长，实际上校务委员会（先称辅导师委员会）的主任起到了校长的作用，因此有些学生称主任匡互生为校长。他为了摆脱官办教育的“牵制”、“脱离圈套”，于是找到了这么一块“自由耕耘”的园地。
早在1918年6月，匡互生的好友毛泽东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曾与蔡和森等人跑遍岳麓山，想找一个地方建立“新村”试验新生活。“此新村以新家庭学校与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建立起“人人作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新社会生活，终未实现。1920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之后，走上马列主义道路，对这种乌托邦的新村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条路，以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
而匡互生从1919年7月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后，在湖南一师、春晖中学任教不能实现，然后自办立达学园，他这种以个人、学校社会连体的新村理想，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对当时腐败的政治、腐败的教育并未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其原因：一是要改造腐败的政治、落后的教育，不能脱离武装手段而单纯依靠教育所能做到的；二是个人与学校毕竟只是国家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胞，在庞大的政权机构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无可否认，匡互生的人格教育思想仍有许多合理、积极的成份，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立达学园的办学理念
民主办校。立达不设校长，也不设校规，由教师、工友、学生各选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学校重大事务均由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分交有关部门执行，使得立达所有师生都能树立主人翁思想，养成民主习惯。立达也不采取教师聘用制，而是靠教改理想来吸引教师。只要赞同立达办学宗旨，能为实现立达宗旨而奋斗者，经校务委员会同意后即可工作。这样，立达集合了一大批有志新教育的精英，如周建人、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叶圣陶、郑振铎、夏衍、易培基等都曾在立达执教。他们不仅自甘待遇菲薄，甚至无条件义务授课。很快，立达就以民主严谨的教学风格与优秀的教学质量在社会上享有盛誉。当时，鲁迅已决定告别教坛，拒绝各校的聘请，可是，他却接受了立达的聘请，仅就此例可知立达的成效。
课堂教学与自由发展相结合。匡互生认为“教育的真义是引发而不是模选”。为此，立达提倡学生“自觉、自动、自治，以立自由之基础”。学校自订课程，自编教材。刘薰宇、周为群以新的体系编写了一套数学教材为全国采用；朱光潜等精心选编了一系列新颖的英语读物，颇受欢迎。立达高中部一度文理分科，后又开设艺术专修班和中国文学进修班。学园除英文必修外，还设有法语、意大利语、世界语等选修班。在教学方法上，立达重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动性，主张教师讲授与学生自由讨论相结合，鼓励学生自由组织学习团体，学校的图书馆、实验室全天开放，学生只需登记即可使用。
教学活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1928年春，匡互生在学园后面的空地增设了立达农场，并从美国引进优良鸡种和蜜蜂良种，从事养鸡、养蜂和园艺种植，供全体师生劳动实践。1929年，匡互生又开办农村教育科，分设养鸡、养蜂和园艺三个专业，培养农村教育人才。1930年，农教科从江湾迁到南翔柴塘农村，实行半农半读，成为一种特异的勤工俭学组织——工学社。工学社不同于一般的勤工俭学组织，它把学校生活当作是一种社会生活，工学社没有雇工，全部事情由学生自己动手。学生除学习外还做一些社会工作。如工学社附设立达小学，招收附近农村的学龄儿童入学，设农友问病处为农民治病，并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有时还请农民来校指导学生种植。
生产教育思想
匡互生认为当时的中等教育过于空洞贫乏，于是他又提出了“生产教育”的思想，希望通过生产教育来改造农村、改造社会。他认为，实行生产教育可以使学生把书本知识与社会实际紧密相连，通过生产实践可锻炼学生刻苦耐劳的性格，进而领会人类生活的意义；可使学生接近广大劳动人民，理解当时中国农村现实，使之为投身改造社会特别是农村作准备。匡互生在总结农场的工作时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农场永远不要离开教育的意义。”为此，他力主“提倡生产的教育以求人格教育的充实”。可见，匡互生生产教育思想是对其人格教育思想的补充和发展。1929年，匡互生在立达增设农村教育科，提倡生产教育。立达农场成立之初只设一位管理人员。匡互生亲自带领师生劳动，他说：“人类最高贵的一点灵光就是排除一切障碍而求实现理想的一种毅力，这种毅力用刻苦耐劳去培养。我们立达的师生，一方面要极力过简朴的生活，使精神不易为物质欲所屈服，一方面要实行劳动，每日费若干时间，到工场农场去做工。”匡互生极力想把本科教育办得更趋重实际，而把每一位学生培养成能耕田、能读书、能为农村服务的新农夫。在这种理念下，学生通过生产劳动，既得到了品德修养，培养了劳动观念，学到了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又改善了日常生活。因为农场的全部收入由工学会上报校务委员会，除留下一部分做再生产资金外，其余的用来补贴学生学杂费及改善伙食之用，这就使得许多经济困难的学生能安心学习。匡互生的生产教育思想培养了一大批有农村生产知识的人才，而立达农教科的毕业生在他人格教育思想的熏陶下大都扎根农村，为农村教育及农业技术发展而不断努力。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匡互生企图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拯救中国，希望“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的竞争中，避免没落和被压迫的厄运”。
他这种教育理想同国民党所推行的半封建式的教育制度相抵触，必然会遭到排斥，难以彻底实现。但是，他独具特色的人格教育思想和生产教育思想在当时腐败的教育制度下是一种新型的进步的教育理念。他本人就是其教育理想的忠实执行者。为了这种理想，匡互生放弃了许多优越生活的机会，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兼职，甘心忍受拓荒创业的艰难。1926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培基拟聘请其为校长室秘书，但匡互生以立达初办为由辞聘。同年，他曾由教育部确定公费留美深造天文学，已做好出国准备，后因放不下立达终未前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曾任他为农矿部秘书，他也因坚持办学而婉辞。
纵观匡互生的一生，他虽然没有在加入新民学会后继续跟随毛泽东走上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但他自从北京高师毕业直到1933年逝世，在他为社会工作的14年里，他都以“奋然而起，做点革命工作，为人类留点正气，为社会开条生路”为信条，笃志教育改革。他自始至终贯穿着对“五四”科学民主精神的不懈追求，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匡互生为教育改革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他的伟大人格和高尚情操以及体现于教育实践中的教育思想，对于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来说仍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