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与美育
蒋梦麟初到美国，就读于位于卜技利（伯克利）的加利弗尼亚大学。学校环境非常幽美，课余生活也很丰富。“离剧场不远是运动场，校际比赛和田径赛就在那里举行。青年运动员都竭其全力为他们母校争取荣誉。……‘健全的心寓于健全的身’——这就是古希腊格言的实现。”另外，校园的一个大门上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男性祼体雕像，图书馆阅览室里也有希腊女神的裸体塑像。蒋梦麟初次看到这些雕塑，心里非常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当局竟把这些猥亵的东西摆在智慧的源泉。后来他听到一位伦理学教授说，让女学生们多看一些男人的裸体像，可以纠正他们忸怩作态的习惯，才明白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
在美国，他还逐渐认识到美是希腊做人的中心点，正因为这样，才产生了美学和许多伟大的美术作品，从而使希腊文明成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因此，把体育和美育结合起来，让它们齐头并进，使受教育者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才是教育的真谛。从这个角度来看，把体育和美育当作一种素质教育，仍然带有功利主义的印记。这也是蔡元培主张用美育代替宗教的主要原因。
在加州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教授。关于实用主义，他记得老师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为不切实用”了。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市中心，因此他经常到乡下度假。他发现在乡下住久了，回到城市就有一种愉快；在城市住久后，到了乡下也会感到清新可爱。这是因为环境改变会引起心理变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所谓审美疲劳。
1917年蒋梦麟学成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教育杂志》编辑和《新教育》杂志主编。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智育、体育和美育的作用，就是要使“我能思，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思力至其极。我身体能发育，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体力至其极。我能好美术，则极我之能而培养我之美感至其极。我能爱人，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爱情至其极。”他还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社会才有自由、平等、民权、共和、选举权、代议制和言论自由等制度设计。否则，统治者就会“视万民若群羊，用牧民政策足矣。何所用其‘言论自由’？何所用其‘选举权’乎？”
蒋梦麟认为，蔡元培之所以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是因为“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国学者对自然的传统爱好和希腊人对美的敏感，结果产生对西洋雕塑和中国雕刻的爱好；他喜爱中国的山水画，也喜爱西洋油画；对中西建筑和中西音乐都一样喜欢。他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国人传统见解；认为宗教不过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爱美的习惯来提高青年的道德观念。这也就是古语所谓‘移风易俗莫大于乐’的传统信念。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调和，要做到七情调和则必须透过艺术和音乐或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诗歌。”
教育与和平
蒋梦麟留美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他对战争与和平有过深入的思考和体会。1919年他学成回国后，曾撰写《和平与教育》，其中涉及到教育的本质等问题，可以视为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文章开门见山指出，所谓和平，是正义的同义词。有正义就有和平，倘若正义扫地，虽然没有战争，也不是和平，而是一种苟且偷安。从这个角度来看，统治者标榜的我国人民素以爱好和平著称，其实是为所谓牧民政治开脱。因为在专制制度下，老百姓仅仅是一群羊，羊肥了，牧人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会导致羊瘦，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
蒋梦麟认为，要改变这种羊肥而食、羊瘠而牧的循环，就必须推行民主政治。他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主义政治或曰民权主义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和平才有真正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和俄国，是因为中俄两国没有平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德国向世界宣战，最终归于失败，也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没有美国和其他协约国优越。因此他认为“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所谓教育，就是为了“达此和平目的之方法也”。
紧接着他指出：中国的教育，是牧民政治的教育，要改为平民主义教育，必须从三个方面去努力：第一，要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改变过去那种萎靡不振、依赖成性的恶习。第二，要养成健全之人格，改变以往好学者读书，读书愈多，而身体愈弱的传统。第三，要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改变平时凡遇一事，或出于武断，或奴于成见，或出于感情的毛病和喜欢用差不多来判断事物的习惯。
在这篇文章中，蒋梦麟还分析了中国社会进步应该采取的三项措施：一要改良起居；二要修筑道路，振兴实业；三要奖励并推进学术。他认为前两项属于物质方面的改良，比如生活在臭水沟和猪圈的孩子，只能是皮黄骨瘦、精神疲倦、做事萎靡；后一项则属于精神领域的进步。他说：“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但是，由于我国在学术方面历来有漫无系统、重视应用、专重古文等三大弊病，致使学术研究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应用。这种主次颠倒、源流混淆的做法，遏制了学术的创新能力。
为了进一步说明如何才能推动学术进步，他还用经商和做人作比，“夫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于行为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其可以言学术乎？”因此，欲求学术之发达，必先养成知识的忠实。养成对知识的忠实，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要求。胡适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是这个意思。
在文章的结尾，蒋梦麟总结道：“以正义为先导，以养成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为后盾，张旗鸣鼓动，勇猛前进，此即所谓为和平而战也。战而胜，则平民主义由是而生存，真正和平由是而永保。和平与教育之关系，如是如是。”
职业与文化
蒋梦麟留学归来，刚好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倡导职业教育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时潮之一，面对这一思潮，蒋梦麟非常冷静。他认为职业教育固然需要，但如果以为除了职业教育之外就没有其他教育，或者说所谓教育就是职业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他写了《教育与职业》、《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等文章。他指出教育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国家有问题，故有国家教育；社会有问题，故有社会教育；个人有问题，故有个人教育；职业有问题，故有职业教育。如果有关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是教育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职业教育，不过是教人“操一技之长而藉以求适当之生活也”。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职业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它最终还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来解决，这就是普通学校应该承担的功能。因此职业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他认为“学校非专为职业而设，举学校而尽讲职业教育，则偏矣。”
对于类似偏颇，蔡元培也多有提醒。1920年10月，蔡元培应《法政学报》的邀请，为该学报创刊一周年致词说：“从前法政大学，大抵都是用一种官僚教育、职业教育。他们的旨趣，就是要学生不请假、把讲义背得熟，分数考得好，毕业后可以谋生便罢了”。这种职业学校是专为毕业以后得饭碗的，确无研究学理之必要。如今你们办《法政学报》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提高学生研究学理的兴趣；第二，可以引发学生求新的思想；第三，可以使学生养成非自利的公德心。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摆脱职业教育的恶习。随后，他赴欧洲考察，途经新加坡参观一所中学时，又做了题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讲演。他说，“职业教育好比房屋，普通教育好比地基，倘若等到高楼建成，才发现地基不稳，就来不及了。他认为，普通教育的宗旨，并不仅仅是让学生变得有用，而是要让他们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由此可见，蒋梦麟和蔡元培对教育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蒋梦麟还把职业人才分为自动的和机械的两种人才。前者具有远大的目光，进取的精神和“事事图改良、著著求进步”的作风；后者则是只“具一艺之长，精一部分之事。人先提倡，我能随之”的人。他提出高等专门学校要培养自动人才，使之成为工业社会的领袖，中等职业学校则应该培养机械人才，为工业社会培养优秀工人。
个人与社会
蒋梦麟认为共和国的作用，就是尊重并保护个人价值；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发展个性，培养特长，进一步增加个人价值。为此，就必须对教育学有所研究。他指出，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育学分为个人与社会两大部分：就个人而言，为了满足发展个性的需要，它要涉及生理学、遗传学、卫生学、心理学、论理（逻辑）学、美学等诸多学科；从社会来看，为了满足发展人群的需要，它又涉及人种学、历史学、地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群学等许多领域；此外，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离不开自然界，因此教育学还涉及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物理化学等其他科学。因此他说：“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这里所谓大教育家，显然是通晓各门学科的通博之士，“不通博乎此，则不可以研究教育。”
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像蒋梦麟这样“一无所长”却“什么都知道一点”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大教育家。相反，让那些“学有所长”的专家当校长，恐怕未必合适。
蒋梦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享受人生所赐予之完满幸福，要享受这种幸福，还需要社会的开明和进步。因此他说：一方面个人生活的丰富程度与社会的开明进步成正比，社会愈开明，则个人之生活愈丰富；另一方面，健全的社会又需要健全的个人来组成。他主张社会进步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文明能天天增加；二是社会的肚量能包容新学说新思想；三是大多数人民，能具有享受文化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来自教育的普及。与此同时，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个人要推动社会进步，首先要有负责任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基础有二：一曰能行，二曰能思。所谓能思者，养成清楚之头脑，并有肝胆说出其思想。所谓能行者，做事担得起责任，把肩膀直起来，万斤担子我来当。夫如是，始能增加文化，生出新思想。致使大多数人民能享文化之权利。傅斯年在回忆蔡元培的时候，曾披露过一个细节。当时他曾写过一份匿名揭帖（小字报）挖苦一位同学，蔡元培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胡适一直主张用真名发表文章，也是为了表示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可见能不能负责任是检验人的与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