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所说的翰林就是我们知道的蔡元培先生。鹤卿是他的号，后来另号孑民，旧号就很少人知道了。他是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党员，与中山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当他点翰林的时候，年纪很轻，后来又到德国和法国去留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在北京大学时，倡导学术自由，为中国学术界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个主张，虽受希腊哲学家讲学自由的影响，但根本上还是从中国儒家“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则推演出来的。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网罗全国各式各样的人才：有国学名宿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诸先生；有带着辫子、玩世不恭、国际闻名而中西学问渊博的辜汤生（鸿铭）先生；有带辫子主张复辟，时来北京大学做客的罗叔蕴（振玉）先生和王静庵（国维）先生，他们两位都是研究甲骨文专家；有首先提倡民主与科学，后又发起组织共产党，结果被共产党开除而被称为取消派的陈独秀先生；还有提倡文学革命为我们所熟知的胡适之先生等，都被网罗在北京大学之内。自从这颗学术自由的种子播下之后，中国近代学术界便开出了一朵灿烂奇葩，各种思想都从这颗种子而萌芽茁长。
二、鲁迅兄弟。讲到周豫才先生，这个绍兴土老儿，与近代中国文坛关系很大，他中国文艺创造了一种特殊的风格。众所周知的鲁迅，就是周豫才先生，名树人。他本来是一个预备学幕友（绍兴师爷）的人，后来弃了绍兴人世传的旧业，改习水师，又弃水师赴日本学医。
最后到北京教育部当佥事，并在北京大学教几点钟课。他住在绍兴会馆，收入不多，因为穷，就写点文章，以稿费补助衣食费用的不足。他很健谈，但一口绍兴官话，除了同乡外，旁的人听了有点费力。碰到谈得投机的，他便无话不谈。一副绍兴师爷的态度，那深刻而锋利的谈话，极尽刻薄、幽默与风趣之能事。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记》（1918年）、《阿Q正传》（1921年），都只为了好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这种文学，在当时是受人欢迎的，因为当时的人们多半不满于现实，心中苦闷，他便代表大众以文字发泄出来了。鲁迅有个兄弟叫周作人，号岂明，也在北京大学当教授，他的写作风格很轻松，对人生看得很淡泊，有些所谓道家气味。他曾在日本研究希腊文，可用希腊文读书。两兄弟彼此训练不同，意见也相左。哥哥常在弟弟家里闹架，弟弟讨了个日本太太，跟鲁迅格格不入，闹得更厉害，由此可见他们家庭的一般情形了。
提到鲁迅的笔法锋利与深刻，我们可以他的《狂人日记》为例。多年前我读过这书，至今还记得书中那狂人看见隔壁邻舍赵家的一只狗，竟认为那只狗不怀好意，不然为什么看他几眼？他这种描写，使我感到自己也和那狂人一样，想象着那只狗的眼睛，便觉得可怕。这就是鲁迅文字写得深刻的地方。
三、绍兴师爷。阿Q正传现在让我把《阿Q正传》写作的背景谈一谈。当辛亥革命的时候，革命军到了绍兴，当地的土豪劣绅，摇身一变，就成了革命党人，做了革命党的新官吏。这班新官吏，比清朝官吏更坏，加倍鱼肉乡民，阿Q就在这种新的统治之下牺牲了生命。
阿Q代表无知乡民，被人欺侮，受官吏压迫。在广大的农村里，成了全国被压迫者的代表人物。鲁迅把他描写出来，成为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的一派文艺。对于乡村现状，作锋利和深刻的批评。其中却包含了不少挖苦词句和幽默口吻，这也是吸引读者的一个诀窍。作者幼时常听绍兴师爷们谈天或讲故事，其锋利、深刻、幽默、挖苦，正与《阿Q正传》相似。若把那些片段的故事凑合组织起来，也会成为类似《阿Q正传》的作品。酒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绍兴黄酒，味醇而性和，人多喜爱。现在我们在台湾所喝的黄酒，就是仿造绍兴酒的。阿Q有时喝了几杯黄酒，胆就壮了，话也敢多说了。有时却在这种情况之下闯了祸，酒醒后，一切仍归幻灭。“刑名钱谷酒，会稽之美。”这是越谚所称道的。刑名讲刑法，钱谷讲民法，统称为绍兴师爷。宋室南渡时把中央的图书律令，搬到了绍兴。前清末造，我们在绍兴的大宅子门前常见有“南渡世家”匾额，大概与宋室南渡有关系。绍兴人就把南渡的文物当吃饭家伙，享受了七百多年的专利，使全国官署没有一处无绍兴人，所谓“无绍不成衙”，因为熟谙法令律例故知追求事实，辨别是非；亦善于歪曲事实，使是非混淆。因此养成了一种尖锐锋利的目光、精密深刻的头脑、舞文弄笔的习惯，相沿而成一种锋利、深刻、含幽默、好挖苦的士风，便产生了一部《阿Q正传》。
至于徐伯荪先生，就是革命前辈徐锡麟先生，也就是在安庆刺杀巡抚恩铭，后来被挖出心肝致祭恩铭的人。他的事业在革命政治方面，与文艺无关，所以我在这里不谈了。
四、胡适之先生与白话文运动。现在让我谈一谈胡适之先生，他的文学革命有几个要点（1917年）：（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三）“要说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他所提倡的白话文，对于普及文化的功劳很大，这是思想工具的革命，用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作，使全国易于运用，只要稍稍训练一下，就可用文字发表自己的思想了。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当白话文开始通行的时候，学校里的墙壁上，匿名揭帖忽然增加。因为以前或用打油诗骂人，或用其他韵文论事，总要古文有相当根底才行，不然就会被人骂为不通而失其效用。白话文则无论阿猫阿狗都会写上几句。
白话文运动，既由北京大学的教授所发动，因为这些发起者是著名大学里的著名学者，也就把白话文的地位提高了。
没有几年，全国青年，便都改用白话文。后来教育部又采用白话文编辑学校课本因而通行全国。这一思想工具的改变，关系十分重大。迄今我们无论写什么文章，讨论什么学问，都已采用白话文了。这就是文学革命中改革文字工具的结果。
白话文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呢？那自然是因为文言不容易写，而白话文却是容易写的，因此白话文成为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们所需要的一种文字工具。另一个原因是书坊的投机，书坊因为青年要看白话文，出了许多似白话而非白话的书，虽然为谋利，但作用却是很大的。
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那时候，陈独秀正在北京大学担任文学院长（1916年就职），也极力动文学革命。他的《文学革命论》（1917年）提出三点：（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他的《新青年》自上海迁到了北平以后，便成为北京大学的一班朋友、一班教授和教授的朋友们提倡文学革命和一切改革运动的中心。
“五四”之后，文学研究会于1920年在北平成立。其主张可以沈雁冰（茅盾）为代表，在他的《近代文学何以重要》一文里，提出五点：（一）“因为近代文学不是贵族的玩具？？而是社会的工具，是平民文学。”
（二）“不是一部分贵族生活的反映，而是大多数平民生活的反映。”
（三）“不是部分贵族的娇笑唾骂、喜怒哀乐的回声，而是大多数平民要求人道正义的呼声。”
（四）“不是守旧的退化文学，而是向前的猛求的真理文学。”
（五）“不是空想的虚无的文学，而是科学的真实的。”陈独秀在《新青年》里，推崇两位先生：一位是赛先生，一位是德先生。赛先生代表科学（赛因斯），德先生代表民主（德谟克拉西）。由此可知他的根本思想本来是西方思想——民主与科学，那么为什么又要在《新青年》里发表一些激烈的思想呢？因为当时社会上还有很多旧的制度、旧的传统和旧的习惯在束缚和压迫着人民，所以他对旧社会制度和旧礼教都曾竭力攻击。这样，大家才误会《新青年》是主张三无主义的，即无政府、无家庭、无上帝。后来人家又硬把三无主义加到北京大学一班教授的身上，那就距离事实更远了。
凡是一种新运动的兴起，旧社会的人们总是不易接受的，往往会用种种方法去破坏它，制造出种种谣言来诬蔑它，使它站不住。事实上北京大学只是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凡教授和学生的思想，学校向来是任其自由发展，不加干涉。
这也就是战国儒家的思想。这里我来谈谈陈独秀。他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我常常和他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陈独秀的许多激烈的言论，是因为由习惯传下来的各种旧思想，妨碍着民主与科学的发展而引起的。所以他主张打倒原来的习惯与旧有的思想。但这不是他最后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与方法，用于建立一个民主与科学的新社会。他后来到底不能与共产党相容。正统的共产党骂他是托洛茨基派，后来又骂他是取消派，说他要把共产党取消了。
陈独秀的口才很好，为人风趣，与他谈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当他离开北京大学以后，有一次因为他发传单而被警察捉去，后来由安徽同乡保了出来。以后还有几次也几乎被捕。一天，我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他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我知道了这消息，便和一个学生跑到他住的地方（刘叔雅——文典的家里），叫他马上逃走。李大钊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为什么坐骡车要李大钊同去呢？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他会说河北乡下话，路径又熟，容易逃出去。记得他们逃到山里的小村子后，李大钊曾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夜寂人静，青灯如豆。”因为他们住在乡下的一个古庙里，晚上点了很小的油灯，所以有青灯如豆之语。那时我国政权还没有统一，北平方面要捉陈独秀，但旁的地方并不捉他，只要逃出北平警察厅的势力范围之外，便无危险。
我和陈独秀常讲笑话。我是一个秀才，陈独秀也是一个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了，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这种策论秀才已经有几分洋气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同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陈独秀起初的思想并没有像后来共产党提出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这种主张。
最初，他只是替贫穷的人民打抱不平。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引用了《水浒传》的一首诗：“赤日炎炎如火烧，田中禾稻半枯焦，农夫心中如刀割，分子王孙把扇摇。”他以这首诗反映出农民的痛苦和富人的坐享其成。因此他主张改革社会，认为非改革社会不能实现民主；要实行民主，便要同时提倡科学。
六、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后来我们的特务人员，在上海拘捕了陈独秀，关在南京拘留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