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
光绪己亥年的秋天，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佳宾会集，杯盘交错，似乎《兰亭修楔》和《桃园结义》在那盛会里杂演着！忽地里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
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这位才子，是二十岁前后中了举人，接连成了进士、翰林院编修的近世的越中徐文长。酒量如海，才气磅礴。论到读书，一目十行；讲起作文，斗酒百篇。
一位年龄较长的同学对我们这样说：这是我们学校里的新监督，山阴才子蔡鹤卿先生。孑民是中年改称的号。先生作文，非常怪僻。乡试里的文章，有这样触目的一句：“夫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他就以这篇文章中了举人。有一位浙中科举出身的老前辈，曾经把这篇文章的一大段背给我听过，可惜我只记得这一句了。
记得我第一次受先生的课，是反切学。帮、旁、茫，当、汤、堂、囊之类，先生说：你们读书先要识字，这是查字典应该知道的反切。二三十年后先生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学生因为不肯交讲义费，聚了几百人，要求免费，其势汹汹。先生坚执校纪，不肯通融，秩序大乱。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我跟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
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平淡冲和。但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这是先生五四运动时出京后所登之启事。
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先生平时与梁任公先生甚少往还。任公逝世后，先生在政治会议席上，邀我共同提案，请政府明令褒扬。此案经胡展堂先生之反对而自动撤销。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在不知不觉间不受老子的影响的，先生亦不能例外，故先生处事，时持“水到渠成”的态度。不与人争功，不与事争时，别人性急了，先生常说“慢慢来”。
一位在科举时代极负盛名的才子，中年而成为儒家风度的学者。经德、法两国之留学，而极力提倡美育与科学。在教育部时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在北京大学时主张一切学问当以科学为基础。
在中国过渡时代，以一身而兼东西两文化之长，立己立人，一本于此。到老其志不衰，至死其操不变。敬为挽曰：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原载1940年3月24日重庆《中央日报》）
《蔡先生不朽》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青照后人。”这句诗，是说人的身体迟早必死，唯精神可以不死。精神不死，是谓不朽。先生死矣，而先生之精神不朽。今请言先生不朽之精神，学术自由之精神。
先生之治学也，不坚执己见，不与人苟同。其主持北京大学，凡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悉听其自由发展。
宽宏大度之精神。先生心目中无恶人，喜与人以做好人的机会，先生相信人人可以成好人。先生非不知人之有好恶之别，但视恶人为不过未达到好人之境地而已。
若一旦放下屠刀，即便成佛。故先生虽从善如流，而未尝疾恶如仇。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古语：“有容乃大。”此先生之所以量大如海，百川归之而不觉其盈。
安贫乐道之精神先圣有言：“为仁不富。”又曰：“富贵不能淫。”蔡先生安贫乐道，自奉俭而遇人厚，律己严而待人宽。科学求真之精神先生尝言，求学是求真理，唯有重科学方法后始能得真理。故先生之治北京大学也，重学术自由，而尤重科学方法。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而先生应运而生，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之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追忆中山先生》
我在此文中所要讲的，只是我与中山先生个人关系中的几件小事。先生从事革命时，我还只是一个学生。虽然对于革命很有兴趣，但因学业关系，行动上并未参加。1908年（光绪末年）我到旧金山卜技利加州大学读书，那时先生时时路过旧金山，但直到1909年某日，我才有机会与先生见面。见面地点是旧金山唐人区Stockton街一个小旅馆里，那一天晚上由一位朋友介绍去见先生。这位朋友就是湖北刘麻子，即朋友们都叫他麻哥的刘成禺（禺生）先生。我和他是加州大学同学，又同是旧金山《大同日报》的主编。《大同日报》是中山先生的机关报，因这关系，所以与先生很容易见面。麻哥为人很有趣味，喜欢讲笑话。中山先生亦戏称其为麻哥而不名。中山先生虽不大说笑话，但极爱听笑话。每听笑话，常表示欣赏的态度。
第一次在Stockton街谒见先生，所谈多为中国情形，美国时事，若干有关学术方面的事情，详细已不能记忆。其余则为麻哥的笑话，故空气极轻松愉快。中山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是意志坚强、识见远大、思想周密、记忆力好，对人则温厚和蔼，虽是第一次见面，使人觉得好像老朋友一样。大凡历史上伟大人物往往能令人一见如故，所以我与中山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很不正式的，很随便的。
此后，先生在旧金山时，因报纸关系，时时见面。武昌起义时，我尚在报馆撰文，刘亦在。而先生来，谓国内有消息，武昌起义了。闻讯大家都很高兴，约同去吃饭，一问大家都没钱，经理唐琼昌先生谓他有，遂同去报馆隔壁江南楼吃饭。谈的很多，亦极随便。大家偶然讲起《烧饼歌》事，中山先生谓刘基所撰一说是靠不住的，实洪秀全时人所造。又连带讲到刘伯温的故事。一次，明太祖对刘基说：“本来是沿途打劫，哪知道弄假成真。”刘谓此话讲不得，让我看看有没有人窃听。朝外面一看，只一小太监。
问之，但以手指耳，复指其口，原来是个耳聋口哑的人。于是这小太监得免于死。大家听了大笑。
我讲这些话，不过要青年知道许多伟大人物不是不可亲近的，亦与我们一样极富人情味的。所谓“圣人不失赤子之心”，就是此意。
过了几天，先生动身经欧返国。临行时把一本《Robert Bs Parliamentary Law》交给我，要我与麻哥把它译出来，并说中国人开会发言，无秩序，无方法。这本书将来会有用的。
我和刘没有能译，后来还是先生自己译出来的。这就是《民权初步》。原书我带到北平，到对日抗战时遗失了。先生时时不忘学术，经常手不释卷，所以他知识广博。自1909年至1911年期间与先生见面时，所讨论的多属学问方面的问题。
1917年至1919年期间，在沪与先生复经常见面。几乎每晚往马利南路孙公馆看先生及夫人。此时，先生正着手草英文《实业计划》，并要大家帮他赶写。我邀同余日章先生帮先生撰写。每草一章，即由夫人用打字机打出。我与胡展堂、朱执信、廖仲恺、陈少白、戴季陶、张溥泉、居觉生、林子超、邹海滨诸先生，即于此时认识。
有一时期，季陶先生想到美国去读书，托我向先生请求。先生说：“老了，还读什么书。”我据实报告戴先生。戴先生就自己去向先生请求。
先生说：“好、好，你去。”一面抽开屉斗，拿出一块银洋给季陶先生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季陶先生说：“先生给我开玩笑吧？”先生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了。”先生平生不喜食肉，以蔬菜及鱼类为常食。一日席间，我笑语先生是Fishtarian，先生笑谓以Fishtarian代替Vegetarian，很对。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离平南来，北大学生要他回去。他要我去代行校务。我于到平后不久，即收到先生一信。其中有句话，到现在还记得，那就是：“率领三千子弟，助我革命。”以后，我常住北平，唯有事南下，必晋谒先生。
北平导淮委员会绘有导淮详细地图。我知先生喜研工程，因设法一张带沪送予先生。先生一见即就地板上摊开，席图而坐，逐步逐段，仔细研究。该图以后即张挂于先生书房墙上。杜威先生来华，我曾介绍去见先生，讨论知难行易问题。
西方学者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谈得很投机。杜威先生是个大哲学家，但亦是极富人情味的，有时讲一两句笑话，先生则有时讲一两句幽默风趣话。他俩的会见，给我的印象是极有趣味的。1921年，太平洋会议在美举行。上海各界不放心北京政府。上海商会、教育会、全国商业联合会等各团体推我与余日章两人以国民代表身分前往参加。我因欲取得护法政府之同意，赴粤谒先生。先生欣然同意我等参加，并即电美华侨一致欢迎。那时北京政府想要妥协，是我们联合一批朋友共同反对阻止的。
1922年，于太平洋会议后取道欧洲返国。先到粤复命，并电告先生。至港，见郭复初先生乘轮来接，始知陈炯明叛变，先生避难舰上，无法晋谒。因由港返沪。
1924年，先生为求南北统一北上。余至天津张园谒见，告以段执政对善后会议无诚意。先生说：“那末我们要继续革命。”先生到平以后，一直卧病。1925年3月12日在北平铁狮子胡同顾少川先生宅逝世。我闻讯赶到，先生已不能言语了。
先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卧病时，有中医陆仲安曾以黄芰医好胡适之先生病。有人推荐陆为先生医。先生说他是学西医的，他知道中医靠着经验也能把病医好，西医根据科学有时也会医不好，但西医之于科学如船之有罗盘，中医根据经验如船之不用罗盘，用罗盘的有时会到不了岸，不用罗盘的有时也会到岸，不过他还是相信罗盘。以上所叙，是我个人所知道的关于先生的几件日常琐事。
自旧金山小客栈开始，一直到先生在平逝世为止。所记都是小事，但从这许多小事里，或者可以反映当年一部分大事。
《忆孟真》
12月20日午前，孟真来农复会参与会议，对于各项讨论的问题他曾贡献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其见解之明澈，观察之精密，与会的中美两国人士，无不钦佩。他忽尔讲中国话，忽尔讲英国话，庄谐杂出，庄中有谐，谐中有庄，娓娓动听，我们开了两个钟头的会，他讲的话，比任何人多。孟真是一向如此的。他讲的话虽多，人不嫌其多，有时他会说得太多，我们因为是老朋友，我就不客气地说：“孟真，你说得太多了，请你停止吧！”他一面笑，一面就停止说话了，我们的顾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社会学教授安得生先生会后对我说：“你太不客气了，你为何那样直率地停止他说话。”我回答说：“不要紧，我们老朋友，向来如此的。”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两次，我拿起手杖来要打他，他一面退，一面大笑，因为我辩他不过，他是有辩才的，急得我只好用手杖打他。
同日午后，他在省参议会报告，他就在那里去世了。我于第二天早晨看报才知道，那时我有说不出的难过，我就跑到殡仪馆里吊唁了一番，回到办公室做了一副挽联，自己写就送了去，算是做了一个永别的纪念。挽联说：学府痛师道，举国惜大才。
孟真办台湾大学，鞠躬尽瘁，以短促的几个年头，使校风蒸蒸日上，全校师生爱戴，今兹逝世，真使人有栋折梁摧之感。
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才，古今为学，专学易，通学难，所谓通学就是古今所说之通才。
孟真博古通今，求知兴趣广阔，故他于发抒议论的时候，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
他于观察国内外大势，溯源别流，剖析因果，所以他的结论，往往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能道人之所不能道。他对于研究学问，也用同一方法，故以学识而论，孟真真是中国的通才。
但通才之源，出于天才，天才是天之赋，不可以侥幸而致。国难方殷，斯人云亡，焉得不使举国叹惜！
我识孟真远在1919年，他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日，所以奸人造这个谣言。我在上海看见报上载这个消息，我就写信去安慰他。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见过面，到这年7月里，我代表蔡孑民先生，到北平去代他处理北京大学校务。我们两人才首次见面，他肥胖的身材，穿了一件蓝布大褂，高谈阔论了一番五四运动的来踪去迹。那年他刚才毕业，但还在北大西斋住了一些时，此后他就离校出洋去了。我们直至1922年方才在英国见面，他那时在学心理学，后来我在德国，接到他的一封信，他劝我不要无目的似的在德、奥、法、意各国乱跑。他提出两个问题要我研究：第一个是比较各国大学行政制度；第二个是各国大学学术的重心和学生的训练。这可证明他不但留心自己的学业，而且要向人家贡献他的意见。
他后来在广东中山大学担任教授。我在北平，他在广东，彼此不见面好几年。直到后来他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当时我在南京教育部，中央研究院也在同一街上，两个机关的大门正对着，所以见面的机会特多。当我在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
在那个时期，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对于人的心理也十分了解，毫无莽撞的行动。还有一个特点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就是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其中毫无夹带别的意思，但有时因此会得罪人。
12月17日为北京大学五十二周年纪念。他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他笑着就溜走了。
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今往矣，惜哉。
《谈中国新文艺运动》
一、北京大学与学术自由。记得我幼年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常听到绍兴一位翰林和一位举人的号，翰林是蔡鹤卿先生，举人是徐伯荪先生。后来又听说绍兴中学有位教务长周豫才先生。如果只讲这三个号，现在的人们可能都很陌生，以为不过是三个绍兴土老儿。
但当我把他们的大名字讲出来，大家就会知道了。其中两位对近代文坛影响很大，一位为近代中国革命而贡献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