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秋季，高校实行了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自城内沙滩，搬到西郊风光秀丽的燕园，融进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文理科的机体，组成了一个新的综合性大学。经济学家马寅初任北大校长，原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佛学家汤用彤任副校长，原清华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物理学家周培源任教务长。10月初，江隆基带着来自西北的仆仆风尘，抵达阔别多年的母校，任第一副校长，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不久之后又兼任学校党委书记。几个举世闻名的大学者、大科学家和一个党内资深的教育家，共同组成了北京大学坚强的领导班子，从而开创了北京大学的一个黄金时代。
江隆基，陕西西乡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于1927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留学日本、德国，攻读经济、教育。曾任西安二中校长、华北联大教务长、延安大学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等职务。他不但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而且有着深厚的系统的教育理论。他是一个刚毅的西北硬汉，虽然不善辞令，但终其一生，保持了西北汉子质朴、耿直、忠诚而谦和的品格。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模范地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周培源走的是另一条人生之路。他从杏花春雨的江南，来到了清华园求学。沿着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铺就的教学轨道，远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深造，用四年时间完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三级跳，又在欧洲做了一年博士后，返回清华园，成了母校年轻的教授。后来，他又参加了爱因斯坦举办的相对论研讨班，在相对论和湍流理论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为人真诚，办事认真，同样耿直、谦和、还不乏幽默。他长期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因而像盼望朝阳一样，热烈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虽然此时他只是在九三学社中任职，还未加入共产党，但思想开明，工作积极，在知识分子中深受众望，从而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与器重。
两条溪流，从不同方向，汇聚在一起，流进了波光潋滟的未名湖。江隆基比较严肃，不苟言笑，但能察纳雅言，平等待人，和周培源等人相处得十分和谐。只是，他们在工作之外并无私交。江隆基尊重周培源，将北大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全部交付于他。周培源虽是党外人士，却有职有权，工作很忙很累，但因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自己的贡献，心情分外舒畅。周培源在从事全校繁忙的教学行政工作同时，又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力学专业与风洞实验室，亲自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风洞因费用巨大，技术复杂而遇到困难，但是得到了江隆基的支持终于建成。
江隆基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了解和熟悉知识分子，勤于从政治思想上关怀和帮助他们。他上任不久，即在北大成立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小组，将校系领导和一些著名教授吸收进来，定时定点进行自学和讨论。他们首先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学习者可以敞开思想，进行争论，江隆基亦以普通一员身份参加学习，从不以教育者自居，使大家心情很舒畅，在思想上进步很大。
为了团结民主党派，学校举行双周座谈会，由各党派轮流主持，商谈国家和学校的大事，交换思想与工作意见，以贯彻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江隆基亦充分肯定教师在学校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认为这是“教学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事实，也可以说是教学工作的规律”。他大量地走访教员，了解他们的思想与学术成就，号召让他们“各得其所，各展所长”。著名胶体化学专家傅鹰，脾气有些古怪，但他对科学事业孜孜以求、坚忍不拔，得到了校领导的充分理解与支持，使他对胶体化学作出了杰出的成就。摩尔根的学生李汝祺，在当时国内生物界向李森科一边倒的时候，仍坚持其老师的学说，在北大并没有遭到冷遇，依然受到尊重与保护。上述种种，都与江隆基正确掌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双百方针”有着密切的关系。
北大燕南园，聚居了北大的领导人与一批著名的教授。人们至今还记得燕南园当年有一种被称作“滚雪球”的美好风俗。过年了，孩子们放完炮仗之后，马寅初、江隆基、汤用彤、周培源等人打头，一一挨家拜年，起初三五人的拜年队伍，像雪球似的逐渐壮大，最后形成了一大群人。人们喜气洋洋，互贺新禧，团结、祥和、民主、平等的氛围笼罩了燕南园，也波及到整个北大。
1956年除夕夜，燕园内灯光通明，师生们兴奋地憧憬着新年美好的未来。马寅初、江隆基、周培源等学校领导人登上大饭厅的主席台。江隆基照例给师生们致新年贺词，马寅初双手抱拳，一口浙江话：“兄弟我给大家拜年！”周培源则风度潇洒，送给人们一串优雅、爽朗的微笑。然后，他们走下主席台，来到师生中间。他们与师生们一起，以马寅初为龙头，后者双手搭在前者的肩上，在乐曲声中，组成了一条“人链”，在大饭厅里盘旋起来。一会儿，数千人的队伍，汇成了一条长龙，大饭厅成了欢乐的海洋。
1957年夏天的“反右扩大化”，像一盆冷水，浇灭了蒸蒸日上的北大的大好形势，江隆基竭力保护教师和学生，但终于难以挽回大局。他被康生、陈伯达等人视为右倾，遭到了康生的呵斥。1959年1月，在经受批判之后，黯然地离开了他工作了6年多的北大，远离北京，到兰州大学任党委书记、校长。
虽然他背负右倾的包袱，但在兰州大学依然极有作为，将基础薄弱的兰大，建设成西北教育的重镇，从而使他在兰大广大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遭逢文革风暴，他则在劫难逃。文革初期即被迫害致死，为兰大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留下了一个沉重的感叹号。
周培源的心中，始终铭记着江隆基，认同他的教育思想，钦佩他的人品，铭记着他们共事的美好岁月。江隆基的凶讯使他震惊，心头沉痛，寝食不安。当四凶被除，神州大地涌荡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的春潮时，江隆基的夫人宋超来到北京，向有关部门申诉江隆基的冤案。此时的周培源正担任北大校长，百废待兴，工作极为繁忙，但是听说宋超来京，晚上从西郊赶到城里，来到她下榻的教育部招待所。当他握住宋超的手时，深藏在内心的对江隆基的深情，再也压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老泪纵横，良久才迸出了一句话：“宋超同志……隆基的情况我都知道……”后来，周培源为江隆基的平反到处奔走呼吁。他还参与了江隆基教育思想的整理与研究，为《江隆基传》撰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序言。
江隆基与周培源，不是朋友，又胜似朋友。他们志同道合，心心相印，是党的工作者与知识分子合作共事、精诚团结的典范。北大临湖轩白皮松的年轮里，铭刻着他们的欢声笑语；未名湖的水纹波光里，映照着他们俩的身影。一曲新时代的《高山流水》的故事，将永远回响在燕园浩茫的时空中。
周培源在1936年利用清华教授带薪休假的机会，来到美国普林斯敦高等研究院，参加由爱因斯坦主持的相对论研讨班，这使他得以与衷心仰慕的大师近距离接触。研讨班的系统课程由爱因斯坦的两位助手承担，但他常常介绍手头工作，诚恳地与大家进行讨论。周培源曾就广义相对论引力论的坐标问题向他提问，当他得知面前这位青年学者来自中国时，他提起1922年去日本讲学途经上海的情景，他说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据《爱因斯坦文集》编译者、自然科学史专家许良英介绍，爱因斯坦往返日本途中在上海停留三天，他看到有人在路边砸石头，经询问得知：砸一天碎石块仅得5个铜板，他在日记中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困苦生活的深切同情。
同爱因斯坦的第一次交谈，一定在青年周培源心中翻起过巨澜，直到晚年他同许良英先生谈起此事，自责之情尚溢于言表：“我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人民的苦难也没有他那样强烈的感受。”他真切地看到了这位犹太科学家的另一面：悲悯、善良、正义。
一年后研讨班结束，他特意到大师家中话别，并拍照留念。女儿如玲曾问过他：“当时你为什么不跟爱因斯坦合个影呢？”为父的答道：“他是这么伟大的人，我怎么可以随便和他照相！”其谦卑、敬畏之情可见。
不过仅仅一年后，他就“疏离”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学术上另起炉灶。
一次，温婉、清丽的林徽因女士突然色变。
其实对方只随口一句聊天话，其实对方还是家里的老朋友，抗战时一起共患难呢，以林女士大家闺秀的气质修养，以她广为人知的诗心诗情，她不至如此激动。
原来是为了周培源。
那是1946年末，抗战结束，众教授返回清华园，只是内战正酣，物价飞涨，生活非常清苦。老朋友来访，提起尚在美国的周培源一家：“我看周公是不会回来的了”——正是这句话令林徽音花容失色，她厉声说道：“周公一定会回来的！”语气之坚定，令身旁一位中学生吃了一惊，这位中学生正是她的爱子梁从诫。
显然，以经典之作《别去掉》享誉文坛的女诗人，真的没有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和对老朋友真挚的信任。
其时，周培源一家在美国，已三年有余。
1937年与爱因斯坦话别返国不久，“七七”事变华北沦陷，全家人随清华师生先长沙，后昆明，最后在滇池西畔安了家。
就在滇池西畔，他调转了十几年的研究方向：相对论“下岗”，“湍流”上马。理由是：相对论是长期的理论课题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大敌当前，科学家须以科学挽救祖国……
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武际可教授以最通俗的方式介绍周培源从事的湍流研究：“湍流是自然界最常见的现象，譬如我们向一杯水里放一匙糖，若不搅拌，糖在水中呈层流状态，3小时后才能完全扩散。如果搅一搅，三四秒钟即可溶解扩散，此时则呈湍流状态，可见湍流有加速传质、传热的作用。愈常见的现象人们往往愈不去想它背后的基础，湍流理论是物理学最困难的领域之一。人类如果攻破湍流奥秘，天上的飞机或水下的船艇，都可以减少阻力，提高效益、提高能量，可以避免因空气涡流造成的飞机失事……”
据说沉潜于湍流中的周培源，整日把自己关在一间阁楼上，甚至与陈岱孙、李继侗等一班好友达成默契：来去随意，不必应酬接待。很快，第一篇湍流论文发表于1940年的《物理学报》，但因战争阻隔，国外鲜知。
但这样的前沿课题却令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兴奋，林家翘、胡宁、郭永怀、钱伟长等人都于此时追随他从事流体力学研究。此后随战事相持，庚款留学得以恢复，周教授又将他们一一送至国外深造，后来都成为各领风骚的卓然大家。
此前，他还开设了“弹道学”课程，钱三强夫人何泽慧和王大珩先生均受业于此时，他们均有志于“以物理捍卫国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