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界人士大多知道周培源与爱因斯坦有“交谊”，知道周培源是相对论专家，因此，陈伯达抓“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斗、批、改”，“就要把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陈伯达自然知道，周培源是最重要的一颗棋子，如果周培源批判爱因斯坦，群众不用发动了。于是，他大讲批判相对论的重要性，号召大家从科学上、哲学上把爱因斯坦打倒。要做到家喻户晓，中、小学生也要学相对论，打倒相对论。
这些话我们今天听来会觉得荒谬、可笑，想必周培源当时就觉出其荒谬、可笑了，他表态：“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批不倒。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
私下里他同学生交流看法：“讨论，也是物理学家的事。”陈伯达所以要下力攻克周培源这个堡垒，是因为此前他已了解周培源的基本态度。
1969年10月，中科院“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撰写了《相对论批判》一文，又召集周培源、吴有训、钱学森等人及青年物理工作者座谈、表态，自然有拥护者，也有反对者，轮到他发言时，他只介绍爱因斯坦生平及与爱因斯坦的交往，可谓不动声色，但当他听说此文就要在《红旗》杂志公开发表时，他沉不住气了，找到主持会议的中科院副院长刘西尧明确表态：“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不宜刊登在《红旗》杂志上，否则，将来我们会很被动。”
回到家他很生气地对女儿如玲说：“简直要闹出历史大笑话了！”
后来，陈伯达因拥戴林彪当国家主席，很快就倒了台，批判爱因斯坦、批判相对论终于没有酿成小学生都参加的全民运动，否则真是历史的大笑话，是民族的大耻辱，那耻辱对民族心理和后代人的影响，可能不亚于鸦片战争、《南京条约》。
周培源顶住了，他不仅坚持“不批判”，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反批判”的，譬如“提提醒、点点火”。这是他的智慧，可能也是无奈之举。
1972年，杨振宁回祖国大陆省亲，周恩来总理设宴款待，周培源作陪。若论杨、周关系可谓两代世交，三重情谊。1929年秋，两人初相识时，杨振宁随母亲自上海乘火车到北平清华园与父亲杨武之团聚，而受杨武之之托一路照顾他们母子的，正是留洋归来的周培源。当时周培源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邀请，返回母校担任物理系教授。这时他已离开祖国五年之久了。在去宜兴看望双亲之后，他乘车北上，行前他的同事与朋友——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请他将杨的夫人和长子带到北京。那时杨振宁喊他“叔叔”。一个27岁的应聘教授与一个年仅7岁的小学生，一路上谈笑甚欢，成了忘年之交。这位后来据说爬过清华园中每一棵树的淘气男孩名叫杨振宁。十几年后，杨振宁考进西南联大物理系，成了周培源的学生。西南联大时期，杨振宁主攻理论物理，学习了周培源三门课程：力学、流体力学和相对论，两人有师生之谊；杨振宁的硕士导师是统计物理专家王竹溪，而王先生又正是周培源第一号大弟子，杨是学生的学生。所以，虽贵为诺奖大师，却能几十年如一日对“培源师”取恭敬之势。而后杨振宁到美国留学任教，1965年与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3年7月17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又一次来访的杨振宁，这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礼遇。周恩来陪同接见，周培源作为中国物理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享受了随同接见的殊荣。
那天，周培源携带着笔记本，像学生一样认真地做记录。一见毛主席的面，便情不自禁地沿用当时的敬语，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头脑清醒、谦逊，在科学家面前回答说：“这句话不对，不科学。没有万寿无疆。”周培源真诚地回答：“这句话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心意。”当周培源说到以前曾教过杨振宁，现在则要向他学习时，毛泽东便对周培源说：“你现在落后了吗？”周培源颇为无奈地回答：“很落后，后来居上。”
周总理与周培源也有很亲密的友谊，外事活动中，周总理常称其“美国通”。尽管比周培源年长5岁，却常常随了众人喊他“周老”。
席间，以这样的关系自然是“酒逢知己”，娓娓长谈，后来谈话内容得到毛主席肯定：“杨振宁讲话实在。”
杨振宁向周总理指出：“中国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很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也是必须的。但目前理工科大学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科研机关也存在不重视理论的倾向……
十几天后，周总理接见任之恭、林家翘等美国华裔科学家，当面指示周培源，把北大的理科基础教育抓起来，“有什么障碍要排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此时，中国的基础理论研究陷于停滞，“实验室车间化”、“学校工厂化”是普通现象，科研人员下乡种地，譬如北京大学与中科院等4单位组建的“基本粒子组”，“文革”前在粒子物理一些领域有了突破性进展，建立了“层子模型”理论，站到了国际前沿。“文革”开始，高崇寿、何祚麻等青年学者均遭冲击，下放劳动，一下子拉开了与国际同类研究的距离。理科无用、知识无用，科研人员打扑克、下象棋，许多人转了行，文革前跟随周培源做湍流理论研究的黄永念，被分配到宁波渔船修造厂当了模具钳工……
“旧中国本就非常虚弱的科学基础”面临生与死的问题。
有总理指示，周培源如同得到尚方宝剑，以积极姿态“重整山河”，并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如空谷足音传达了知识分子心声，在教育界引起很大反响，但很快就遭到“四人帮”的攻击，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组织了围剿周培源的文章，声言要揪周培源的后台……
直到1977年“四人帮”垮台后，杨振宁先生才得知自己“进言”的连锁反应，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大家对周培源很佩服，因为他不怕压。”
在20世纪中国那些特殊年月里，向以科学为本、教育为本、且善气迎人的周培源，不得不走到时代的风口、湍流的漩涡，站到政治思想理论的前台，为科学正名，为真理发真言。“四人帮”倒台后，为廓清、匡正种种“左”的观念，他先后发表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与郭罗荃、武际可合作）、《访美有感》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高校教育及改革、三峡工程的决策论证，进行了有益的思考与探讨。
据北京大学武际可教授介绍，其中《技术》一文，曾七易其稿，写作历时一年半，发出几百封征求意见信，《访美有感》也请一些老教授座谈意见，体现了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1991年，周培源在一次会议上，将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概括为16个字：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勤能补拙。
在为那个星斗满天的学术讨论会举行的酒会上，周培源身旁一位着红色丝绸上衣、坐在轮椅里的女士，正是周培源的老伴、清华附中退休外语老师王蒂澂。
王蒂澂可谓“北人南相”，面容清秀、雅丽，性格却是北派：大气、洒脱，而且灵性。周培源一生，师友无数，无论清华、北大，还是昆明及至美国，他的家都是欢声笑语的聚会中心。
北大燕南园，他的家可以推门而入，1952年院系调整后，周培源先后担任北大教务长、副校长、校长，每天都有师生来找，人不在，就在客厅等，喝茶、看书自便。
昆明西山，林徽因、梁思成、陈岱孙、金岳霖、张奚若，一班好友，三五相聚，情笃意厚。周如苹说：“我们以梁爸、梁姨、陈爸、金爸称呼，他们之间的友谊两个字：纯洁，根本不是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美国的帕萨迪那是加州理工学院所在地，有两年多时间，留学生林家翘、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等周末都到周家相聚，谈学问、说国内局势，钱伟长、郭永怀两位因观点不同常发生辩论。
王蒂澂几十年大方待客，为人热情，就连燕南园居委会的老阿姨都说：“王老师对人可热乎啦，拉着你的手问长问短，说话斯文有分寸。”
被北大老学生们特别称道的是，周培源因工作同某人发生争执，回到家，她从不多嘴“助兴”，而是做了好饭菜送到某人手中，也让人心生嫉妒：“吵嘴的有好吃的，不吵嘴的反倒没份！”
周培源当年在清华园是翩翩美男子，因风流潇洒与陈岱孙、金岳霖并称“三剑客”，但性情上他不像陈先生那般不苟言笑。常开怀大笑，随和平易，正如梁从诫所说，“在他身上，看不到在其他‘大知识分子’那里有时难免的‘名士派’作风和某种怪癖。”
他西学多年，生活中自然会有印记：
譬如周家，不仅没有清规戒律，而且还是“没大没小”。小女儿周如苹，生就几分男孩性情，她十多岁时，一位学生正与父亲说话，她从背后以百米冲刺速度飞奔而来，跳鞍马般蹿到她老爸肩上，多亏周培源求学时是清华运动健将，不然六十多岁的人难挡这小牛犊似的蛮劲。
再者，周培源是个整日把“爱”挂在嘴上的人，女儿说他“一天到晚爱来爱去的”。譬如他说自己有“五朵金花”——4个女儿加一个老伴，然后是顺口溜：“老大我最疼，老二我最爱，老三我最宠，老四我喜欢。”“文革”时，红卫兵大字报“打倒周白毛！”从海淀贴到西直门，平日里他无所顾忌：“我是周白毛、周招待，我们家阴盛阳衰”……女儿评价他：“有思想、又幽默”。
宜兴老家要搞他的“纪念故居”，他千拦万阻，同两个妹妹一起将26间祖屋捐献当地政府做“科普站”，还进行了公证。
解放后，他属“高薪”人士，月有结余都送到了琉璃厂，收藏大量元、明、清字画。20世纪80年代末，周培源对女儿说想把古字画捐出去，女儿是“不管主义”：你跟王蒂澂同志商量吧！其时，王蒂澂同志正在住院，捎话来“想捐谁就捐谁吧！本来就是国家的”。结果145件据说价值上亿元、明、清字画捐给了无锡市博物馆，得到一张证书和十万元奖金。随后又分别向夫妇俩的小学、中学母校再捐那笔奖金。
出手如此之大，但日常生活又非常节俭，周如苹说：“有时从我嘴边掉下的饭，爸爸都要捡到嘴里吃了。”女儿的好朋友欧鲁平第一次到家里来，看到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竟穿着一件有洞、露肉的跨栏背心，科学家说话了：“不好意思，不知有女士要来”——他不好意思的不是破背心上的洞，而是他的绅士风度。看来，西学之人也有呆子。
他的“死板”、“教条”也很有名，女儿如玲决定自费出国留学，科学院领导建议“公派自费”，在待遇上有些保障，他这为父的坚决不同意，于是周如玲凭兜里80美元打天下。可一旦学成，安居就业，几乎又成了老爸的“美国办事处”，找资料、买实验配件、迎来送往。那次，他让两名博士生李永贵、黄超光到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可经费、旅费无从报销，父亲又把这个任务落实到女儿头上……
他自己出国开会在经费上精打细算，多做巴士少打的。那年他85岁，住在德国一家小旅店，为了少交一天住宿费，不顾旁人劝阻，中午退房，然后坐在街头长椅上，困得打盹，回国后反向财务退款。
如今，周培源早已离我们而去，但还有无数人怀念他的翩翩风采、他的平民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