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之深提掖之切
1919年，顾毓琇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在五四时期，顾毓琇就对胡适就有良好的印象。1921年清华10周年校庆，胡适曾到清华做题为《废止国耻纪念之提议》的讲演，当时顾毓琇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对此，他直至晚年仍念念不忘。
顾毓琇的五弟顾毓瑞，1929年曾在中国公学读书，在校学习与表现，颇得中国公学校长胡适青睐。后来顾毓瑞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工作，胡适仍对他多方关怀，保举他到当时外交部工作。顾毓琇为此极表感激，此事促使他们的友谊大力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初，胡适与顾毓琇已是好朋友，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很融洽亲近。他们的较多交往是在《独立评论》杂志社。
《独立评论》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与几位朋友开始酝酿准备，于1932年5月22日正式出版的刊物。其主旨是：“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并随时公布出来作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该刊公开申明：“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
顾毓琇是独立社成员，他在晚年撰写的纪念师友的短文中写道：“在清华任教时，胡适之先生创办《独立评论》蒋廷黻、吴景超、陈之迈及本人时有机会赴北平城内聚餐，纵论时局危亟，距今已逾六十年。”
从1933年至1937年这四年间，顾毓琇作为既担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又兼任教学科研多重任务的学者，在《独立评论》上发表19篇文章。平均一年写出约5篇文章，而且多是4000至6000字的长文，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胡适和编辑部同仁对顾毓琇的文章都很重视，如在顾毓琇发表的《建国的力量》一文的编后记中用了不少明确而有分量的语言，反复肯定他的看法与主张：“顾毓琇是清华大学的工学院院长，在本刊里曾发表过好几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培养全国的力量问题，而认为在培养时只要大家站在一条线上追行，即使方向不甚齐一，并没有什么关系。这个看法是很值得大家注意的。我们常想以中国之大，事事务求外观齐整，若不能齐整便宁愿禁止人办，强着要办的人便被中央认为是不肯团结，是眼光很短小，没有认清事实的态度，实有矫正的需要。顾毓琇举了许多实际问题来反复说明他的主张，尤值得注意，其他可举的例子亦正不少：例如我们的大学教育，当局定了许多法规，令各大学遵守，虽则是取缔劣校的一个方法，自亦有其难通的地方；又例如各省政府的组织系统之划一，广东中山一县的收入便抵得过青海全省，然而广东和青海的省政府都要有一样的制度，岂非只顾表面不顾实际？顾毓琇提出这一点来是很中肯的。”
这样的编后语在《独立评论》中是不多见的，而在顾毓琇身上却不止一次。表明他所提出的一些看法与主张，与胡适及其同仁的观点相同，是一个声音。
顾毓琇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川游小记》，胡适在编后记里又特别予以介绍：“顾一樵先生系曾在本刊投过几次稿的顾毓琇，他是清华大学工程学教授，又曾写过许多篇历史戏剧。他现在四川做考察工作，他在专门方面的考察，另有报告。这里发表的是他记述风景和社会情形的游记。”
令人注意的是，对于以发表政论时事为主的刊物，主编胡适不仅欣然发表了顾毓琇的长篇游记，而且亲自在编后记里一再加以隆重推出，唯恐读者把顾毓琇的大作忘了。胡适又在编后记提示：“顾一樵先生的《川游小记》的第一、第二段登在‘独立’第100号。”其关爱之深，提掖之切，有目共睹。
胡适是顾毓琇敬重的人。1933年，顾毓琇要出版《我的父亲》一书时，请胡适在闻一多设计的封面上题写书名与作者名。胡适欣然答应他的请求，突破了名人只题书名的老规定。1946年该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时，其封面上仍原样保留着胡适所题写的文字。
在此之前，胡适对顾毓琇已是很熟悉、很了解了。1934年9月16日《胡适日记》里有“到清华大学顾一樵吃午饭”的记载。
顾毓琇与胡适莫逆于心的密切关系，有性情的因素，更有观念的因素。1937年春，顾毓琇与胡适、蒋梦麟等12位教育界知名人士发表宣言：“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组织特殊政治机构的阴谋及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的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
胡顾两人相交越久，关系更加非同寻常。1946年7月5日胡适从美国回到上海，顾毓琇当时是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并在交通大学兼授电机及运算微积二课，特地与胡适长子胡祖望一道坐小船到吴淞口去迎接，其时已是傍晚，直至晚上9时才到达上海海关码头。顾毓琇的诚挚之心，已近亲属关系了。
几天后，胡适离开上海飞往北平就任北大校长时，顾毓琇与胡适的亲友一道到机场送行。这些迎送，胡适也很珍惜，一一记载在他的日记里。
9月，顾毓琇辞去上海教育局长职务，就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他任职不到两个月，即在10月18日邀请胡适到政治大学做题为《大学即研究院》的讲演，再次显示了他对胡适的尊重。
1949年4月和1950年9月，胡适与顾毓琇先后到了美国，前者在纽约当寓公，后者到麻省理工大学担任教授，1952年转至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教授。1954年2月间，胡适与顾毓琇先后回到台湾。3月间又一道出席台北“中国文艺协会欢迎会”。会上，胡适还即席发表鼓励青年作家努力写作的讲话。此情此景，顾毓琇触景生情，回忆起自己30年前在留学时期，胡适看见自己的文艺作品，曾微笑着劝自己改学文学。但顾毓琇既选定了麻省理工大学，选定了电机工程，便不愿意改行。可见，胡适早就肯定、赏识顾毓琇的创作才能与文学修养。
1958年11月，胡适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翌年7月1日，胡适主持第四次院士会议并投票选出新院士，顾毓琇当选。胡适立即驰书报喜。
胡适在“中央研究院”任内，健康状况愈来愈差，多次住院。顾毓琇从吴大猷的来信中得知胡适因此花了很多医疗费之后，立即从美国写信给台湾文教界知名人士钱思亮与中基会董事、“中央银行”副总裁李干，请他们以“捐款”的名义予以援助。胡适得知此消息后，便赶快给吴大猷写信，表示不要“捐款”。信中说：“……你上月给顾一樵的信上提到我的医药费问题，一樵亲写了信给思亮，给李干，幸而他们给我的信上也略提此事。我赶快写信给思亮、一樵，阻止此事。我的确不需此种捐款。”
顾毓琇旧诗词有很深的修养，有人称他的诗词造诣亦属一流。胡适晚年门生唐德刚教授说，顾毓琇虽是电机工程界的泰斗，实际上也是专业诗人。《中国当代律诗精选》曾选顾毓琇五律20首，并加介绍，称他的诗“其五律俊逸，雄浑如李杜，温厚清新似王孟，集唐诗大家之长，创自己独立的风格，晓畅工稳，忧乐情真”。顾毓琇不以为然，谦逊地对友人说：“俊逸、清新均系杜甫称前贤所作评语”，现在加在他的头上，“这些溢美之词实不敢当也”。
胡适逝世时，顾毓琇写了一首《沁园春·悼胡适之先生》，其构思奇特，避开沉痛心情的直接描述，从正面表彰胡适一生的丰功伟绩人品风范。这首远非庸俗虚假的悼念诗词，实际上是一篇拨开迷雾，为胡适正名定位，恢复胡适历史真实面目的拨乱反正书。在20世纪60年代初，海峡两岸特殊政治背景下，顾毓琇敢于公开做出对胡适的客观评价，此种情义，亦属罕见。
在台湾，从《自由中国》（胡适是该刊名义上的发行人）被查封停刊、雷震（《自由中国》负责人）被逮捕入狱判处重刑，到从内部清除所谓胡适的“毒素思想”，声言“毒素思想危害反共抗俄大业”、“毒素思想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等等直接或间接胁迫胡适的政治行动看，都有力地揭穿了蒋家父子表面尊敬胡适的伪善面孔。胡适逝世后，台湾当局仍不优待他。据惨遭杀害的江南先生生前说，胡适出殡之日，“国防部”中国电影制片厂负责新闻片的编导，拟派摄影师去拍《胡适哀荣》，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止拒绝。
在这种特定的异常环境里，顾毓琇的悼词是老友真挚感情的流露，同时也反映了顾毓琇始终如一的独立人格。
1972年春，顾毓琇应台湾大学的邀请到台大任访问教授。在此期间，他到南港凭吊胡适之墓，又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七律，题为《胡适之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箴文永在作新民，风气开来仰哲人。
欲使文章成白话，却离世俗出凡尘。
京华持节艰危共，南港著书学术伸。
凭吊墓门经十载，丰碑矗立伴松筠。
顾毓琇又一次深情地缅怀胡适非凡的一生；肯定了他倡导白话文、开创新文学所做出的划时代贡献，赞扬他晚年仍潜心于学术钻研之中；而且第一次在诗词里提出了胡适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际，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听从国家的召唤，毅然放弃所喜爱的专业，出任驻美大使。历史表明，胡适出使四年，其作风与成就，自成其“遗世独立”的风范。
顾毓琇1972年退休，定居美国费城。他多次返国内探亲、讲学，先后受到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足见他的人生阅历十分丰富多彩。
顾毓琇在“白发千茎雪”的垂暮之年，怀念老友胡适的感情不曾减弱，更对两岸和平统一，一直抱有信心。他富有远见卓识，在上世纪80年代末，便建议中国应实行“三开”政策，即文化开发、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