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余来，我在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的岗位上，深切地认识了我国在科学研究方面有若何宏大的组织，若何迅速的进步；工作干部已有若何壮大的队伍，这些事实是为我在国外时所未想象到的。通过大跃进，特别地看出全体工作者惊人的努力，尤其看出青年工作者冲天的干劲。
去年十月献礼，科学技术的成果多至三千项，且很多是达到国际水平的，更有一些是有超越表现的。在尖端的学术部门中，如高频晶体管的制成、稀土元素的分离、水煤气的合成等。我再就我的本行数学方面特别地说几句。我们都知道数学是科学中较基本的一门，它的进步是极为重要的。
在十年以前，我国专家甚少，在大学以数学为专业的学生亦是寥寥。例如我曾在里头服务过多年的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其数学系学生至多不过十数人，现在呢，许多大学的数学系学生都以数百计，而北京大学者闻将达千人。
中国数学会，往昔宣读论文，至多不过二三十篇。而在1956年举行的数学会，查宣读的论文约有一百五十篇之多。再就我国的数学的期刊说，有创造性者，往时虽有过数种，但往往不易持久，或难于按期出版，现在这样性质的期刊，综合者（登载数学及其他科学论文）有‘科学记录’‘中国科学’等；专门者有‘数学学报’‘数学进展’等，皆有相当内容，按期出版；又各大学学报载有创作性数学论文者，尚有多种。
这些数字和事实，确切地说明了我国数学教育与研究的蓬勃发展。就研究结果的质量讲，达到好的国际水平者已不少，而为国际专家所称扬者亦已不乏，特别是在数论，多元复变数、函数论，拓朴学等方面。
总体来说，我国的科学，特别是数学，在研究阵线上，先锋所至，已达到相当深远的境域。不过，以我六亿余人口的大国，还应有更壮大的工作队伍，更全面的发展，更光芒的成就。我以为积极培养干部，广求罗致专才，特别是领导研究的人，仍是今日急务。
我国现还留国外的专家不少，已享国际声誉者亦有多人，应争取他们回国。就我所知者说，他们莫不迫望祖国的学术地位跻于先进国家之例，莫不欲以其专长贡献于祖国，而未即归来者，各人自有其不同的问题，而普遍的原因，或者是未估计到这个社会革命的伟大创造力，因此对于一切建设的突飞猛进难于想象，不少人尚虑为国内未具备他们的工作条件；或者是对这次革命的意义，未深加了解，犹为旧思想所羁绊，不易断然作归国决定。
话说至此，我不禁回忆到我离欧前一段时间的踌躇。我把它们诚恳地说出来。我本来是不愿做一个思想落后的人，可是我在旧时代生活过、工作过（教授，大学校长），要走到一个新制度下工作，往时所读旧书给我的一些笼统的道德观念，引起我心境上的不安定，可说是思想上的斗争。
然而经过分析，我便觉悟到真理的所在，我认清祖国今日的这个变动，不是往时的一个朝代的更替，也不仅是一个腐化政权的摧毁，乃是我国空前的一个社会大革命，是一个旋转乾坤，为祖国创造新的前途，为人民创造新的生命与幸福的大变动。我走向祖国有光明前途的方面，走向广大人民有幸福出路方面，来服务于人民，来尽力于国家的学术事业，这动向无疑是正确的。于是我毅然作了决定。
经过这一年多的建设和各方面的大跃进，祖国的面貌又与前大有不同了。我敢于恳切地告留在国外的学术界同人说：国内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实放出万丈的光辉，广大人民实为这样的建设表现出有加无已的热情，面对这光与热，一切小我的问题都应消失了，又所谓工作条件，可补充，可创造，而不患不具备。我国理想的远景必然实现，且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快。
我们可以说，国内一部无比光辉的历史在写着，特别的一页灿烂的学术史在写着，学术界同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光荣的接班执笔人，我们欲以所长贡献于祖国，此实千载一时的机会，留在国外的同人们，盍即归来，祖国在伸着双臂等待着你们啊！”
这篇献身新时代的“宣言书”中，字里行间都闪耀着熊庆来对新中国的热情、理想和圣洁的信念之光，拨动了许多与熊庆来一样有着相同感情、相同经历的滞留海外的学者、专家的心弦。他们中有的人停止了彷徨和踌躇，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归来了。
不久，熊庆来因患脑溢血致半身不遂。但他并未向病魔屈服，以顽强的毅力用左手学会写字，艰难地投入数学研究工作。此后的7年中，他在法国发表论文20余篇与专著《关于亚纯函数与代数体函数——R.奈望林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后者由巴黎哥特－维拉书局于1957年出版。
法国要出一套数学丛书。经法国数学界的推举，其中关于函数论的专著，光荣地落到了一个中国人——熊庆来的身上。于是，他不顾半身不遂之苦，奋力完成了这部专著，深为国际数学界所称道。
然而，祖国在他心中一直是个神圣的字眼。在完成了为法国数学丛书写作的那本函数论专著后，1957年熊庆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不顾台湾当局的引诱与威胁，毅然带病回到祖国，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以及全国政协第四届常务委员。
他在归国欢迎会上诚恳表示：“我愿将我的一点心得献给下一代同志，我愿在社会主义的光芒中，尽瘁于祖国的学术建设事业。”
他一面自己加紧研究，一面积极推动我国数学研究的发展。他于1960年、1961年、1964年几次在全国和北京地区的函数讨论会上作学术报告，为函数论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从1961年起，他倡导举办的函数讨论班，每两周在他家聚会一次，除庄科、庄圻泰、范会国、赵进义等老教授外，还有北京高校的一些中青年教师、研究生，可谓数学上的“四世同堂”。
熊庆来除积极推动研究工作外，还指导青年研究人员和招收研究生，孜孜不倦地培养青年一代。现在为国际数学界所称道的青年科学家杨乐、张广厚便是他70高龄时最后带的两个研究生。
耄耋之年的熊庆来以残而不废之身尽瘁于祖国的学术事业，并培养了杨乐、张广厚两位国际知名的数学家。杨乐、张广厚在函数值分布论研究中关于“亏值”与“奇异方向”间的具体联系的研究成果，还被国际上誉称为“杨张定理”。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两位青年数学家多次应邀赴欧美国家讲学，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杨乐曾深情地说：“如果我从北大毕业后，没有得到熊庆来的培养，没有科学院这样一个环境，那是绝对做不出这样的成绩来的！”
可是，令人万分痛心的是，这样一位贡献巨大的学者，在“十年浩劫”中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熊华（罗庚）黑线”人物，受着无休无止的批斗和摧残。
1969年2月3日的深夜，熊庆来在凛冽的寒风中与世长辞了，桌上还摊着上床前没有写完的“交代”，一代数学泰斗就如此凄凉地离开了人间，长眠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然而，历史却不会忘记这位为中国数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人，1978年，他的冤案得到了平反。
熊庆来的一生，是倾心致力于数学研究的一生。他先后发表过具有创见性的论文60余篇，书籍讲义10余种。他不仅创立了我国近代数学，而且积极推动我国的数学研究工作。
熊庆来的一生，又是从事教育事业的一生。在数十年的教育工作中，他对教育事业的发展竭尽全力，为国家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人才。云南大学在他主持工作的12年间，规模、师资、教学和科研水平都有较大的发展。学校由原来的文法、理工两个学院扩大为一所有文法、理、工、医、农5个学院共18个系和3个专修科、3个选修班的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
他的一些学生已成为国内外享有盛名的科学家，如华罗庚、严济慈、钱三强、胡坤升、赵忠尧、庄圻秦、段学复、田方增、朱德祥，以及美籍著名数学家陈省身等。
熊庆来实现了他“愿在社会主义的光芒中尽瘁于祖国的学术建设事业”的夙愿。
“太华巍巍，拔海千寻；滇池森森，万山为襟；卓哉吾校，与其同高深。努力求新，以作我民；努力求真，文明允臻。”今天，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庆来中学”已在他的家乡弥勒县建立起来，许多后来者正沿着熊庆来开辟的研究道路，奋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