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饮酒雅趣
叶圣陶爱酒嗜酒，一生留下诸多酒话。上世纪30年代，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时和丰子恺等几位朋友发起成立了一个文友酒会，叶圣陶自任会长，规定只有一顿能喝5斤以上黄酒者方能申请入会当会员，每周的周末举行一次会员聚会。当时，同在开明书店任编辑的钱君陶也想入会，但他仅有三斤半酒的酒量，问丰子恺能否入会，丰子恺表示要请求会长方能决定。叶圣陶幽默地说“君陶的酒量打七折，就算一个预备会员吧。”事后，叶圣陶路遇钱君陶，风趣地对他说：“你要锻炼酒量，争取早日把预备两字去掉。”
叶圣陶一生好酒但自制力很强，很少有醉酒的记录。据叶圣陶儿子叶至诚介绍，从他记事开始，叶圣陶醉酒仅有两次。一次是1946年11月30日朱德总司令60大寿时，叶圣陶受邀出席生日午宴，因过于兴奋激动，醉酒后由中共上海办事处两位工作人员护送回家。另一次是抗日期间在武汉大学时，有位英国教授雷纳，听说叶圣陶善饮，想与其较量。他专门邀请叶圣陶到他的寓所对饮。那次也是中午，到太阳打斜时，叶圣陶才踉踉跄跄回家。叶至诚迎上前去扶他时，他还笑着说“没关系”。进卧室躺下就睡着了。事后叶至诚了解到，那次较量，雷纳教授先喝醉了，只是他在自己的寓所，而叶圣陶还走了一段路。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曾先后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和教育部副部长。他在北京寓所的院子里有一棵海棠树，每年海棠花盛开的4月19日，叶圣陶总要邀请朱光潜、俞平伯、王伯祥等一批挚友亲朋来家小聚。而每当此时，俞平伯总会带上一瓶桂花酒，朱光潜则捎上一瓶白兰地。在下酒菜中，必备一只叶圣陶自制的酱鸭。他们赏花饮酒，促膝谈心，花香酒香，沁人心脾。此情此景，堪称饮酒之最佳环境。文革中，叶圣陶、俞平伯等人均遭受迫害，“海棠雅聚”自然也就好景难再了。叶圣陶享年94岁，堪称高寿。除了心胸开阔善待人生外，适量饮酒也是他的长寿原因之一。虽然叶圣陶黄酒能喝5斤以上，但大多时仅以一两多白酒解瘾，可见他具有极强的自制力。
叶圣陶教子写文章
叶圣陶年近半百，第一次做了爷爷。
叶圣陶动身去桂林前，1942年4月19日下午2点，大儿媳夏满子生下一个男孩。叶至善回来报告，说媳妇虽是初产，尚不困难，叶圣陶“闻之大慰”，他早已给这个大孙子起好了名字：“三午”。来由是他自己生于甲午，叶至善生于戊午，而1942年正是壬午，两代父子相差各24岁；又按阳历，叶至善生于4月20日，而三午生于4月19日，生日仅差一天。婴儿出生后两天，叶圣陶驱车去保婴院探望，见“婴儿颇秀美，浓发盖顶，五官端正，小手伸动”，心中高兴极了。这年，叶家三个子女开始跟着父亲学写作了。
当时，叶圣陶正主编《国文杂志》月刊，这是个帮助中学生学习语文的刊物，需要登载一些中学生写的东西。叶圣陶当时已离开武汉大学，也不在中学教语文，中学生写的东西从哪里来呢？于是他就发动家中的三个孩子给《国文杂志》写文章。最初是女儿叶至美写了一篇，叶圣陶看了很高兴，认为就当时高中学生的程度来说，算得上是篇好作文，只要稍稍修改一下，登在《国文杂志》上一点也不坍台。
“对于写作，大家自小就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叶圣陶最小的儿子三官说道。
“父亲坐在我那张大书桌前，手里握着一支大号派克自来水笔，橘红色的笔杆镶着乌黑一道边，看上去沉甸甸的。明亮的光线从窗口射进里屋，书桌上摊着带格子的稿纸……”我推门进去，只见父亲侧着头，眼睛正好对着我推开的那扇门……他准是看到我了，他会怎么样呢？我想。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他仍旧侧着头，眼睛望着我推开的那扇门，不说话，也不动，好像并没有看到我，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这是怎么回事？
“不要去，不要去，爹爹在写文章呢！”母亲着急地低声把我喊了过去，随手带上被我推开的那扇门。
……
“写文章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这样：有点神秘，有点神圣。”
以这段话，生动地写出了作家的孩子所受到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三官后来发现，父亲的小说里有许多就是写的自己、哥哥、姐姐、母亲，写的他们经历过的事情。在学校里他不怕作文，尤其不怕自由命题的作文，他学父亲写自己最熟悉的事，很少为找不到话说苦思冥想。这一次，姐姐获得的成功强烈地鼓动和引诱着他，他勇气百倍地开始写了。
三官最喜欢的事是集邮。从小学五年级起，到那时他已有四年的集邮史了，收集到的古今中外各种邮票已有一千几百张。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来说，这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经过多少钻头觅缝地寻找，费嘴劳神地索讨，掂斤拨两地交换，这中间有欢乐也有苦恼，有梦想也有失望，既有丰富的知识，更有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就写了一篇《集邮》。叶圣陶很赞成三官自己选定的这个题目，他将小儿子的作文逐字逐句进行修改后，连同“叶至诚”的名字一起登上了《国文杂志》。看到自己写的东西居然上了杂志，给了叶至诚莫大的鼓舞，他感到自信，甚至有点骄傲。
弟弟妹妹的成功感染了叶至善，他也写了起来。从此这个一篇，那个一篇，三兄妹不断有文章交到父亲手里，由他选择和修改。这些文章绝大多数是散文，记叙的、抒情的、议论的、随笔、速写，各种体裁都有，全都是自由命题，从他们各自熟悉的生活里取材。至美和至诚多写抗战期间后方学校的生活，像叶至美的《我是女生》、《课余散记》，至诚的《班图书馆》、《宣传》。后来视野逐渐扩大，写的生活面也广了，叶至美写了《江大娘》、《母与子》，至诚写了《成都农家的春天》、《拉路车的》。叶至善毕竟年长些，那时已经走出学校，有了几年社会阅历，又有结婚生子的生活阅历，观察和思考都比弟妹来得细致、深入。除了写大自然和学校生活的《成都盆地的溪沟》、《集体创作》等外，他还写了抗战期间后方的一些社会现象，如《司机们》、《寄卖所》、《雅安山水人物》等等。叶至诚后来回忆他们三兄妹这段跟父亲学写的经历时，由衷体会到，父亲正是引导他们走“由散文入手开始学写，从自己熟悉的生活里边取材”这样一条顺其自然的写作道路的。“后来在文风给搞得非常之坏，文章里塞满了套话、空话、假话的年代，我偶尔想起我们兄妹三个的起步来，暗自觉得走的倒是一条合乎规律的路”。
虽是顺其自然，但叶圣陶对三个子女的培养还是充满匠心的，这集中体现在他为子女改文章上。叶至善在三兄妹的合集《花萼》出版时的《自序》中，记叙了当时的情景：“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每改罢一段，父亲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我们就跟着他默诵。我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蓬蓬松松的一大把，经过了父亲的选剔跟修剪，插在瓶子里才还像个样儿。”
叶至诚也描写了父子们一起改文章的情景：
“父亲先不说应该怎么改，让我们一起来说。你也想，我也想，父亲也想，一会儿提出了好几种不同的改法。经过掂量比较，选择最好的一种，然后修改定稿……除了文法不通、语气不顺和用字用词不恰当之外，有些空泛的议论和抽象的描写也常常给指出来要我们改。父亲不赞成在文章里多用‘喜悦’‘愤怒’、‘悲哀’之类抽象的词儿，也不赞成堆砌许多比喻和抒情的词句。他喜爱白描的手法……每看到我们的文章里有传神的描写，他会满意地说，‘这里可以吃圈’。”
叶圣陶在1942年2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官作短文，论文章之开端与结尾。今日余为之找例证，并附加说明。伏案竟日，仅成其半。”1942年7月23日：“晨起改二官文一篇，三官文一篇，二官题曰《会考》，三官文题曰《乐山遇炸记》，皆预备入‘国志’《习作展览》者。”1942年9月5日：“小墨与三官合作小说一篇，曰《头发的故事》，长至七八千言。灯下为之修润，至三分之一而止。”1943年4月12日：“午后，为二官改所作独幕剧《明儿吃喜酒》，此篇以女学生生活为题材，尚可。”1943年4月19日：“灯下与三官杂谈小说。”4月21日：“竟日改二官小说，至夜而毕，篇名《转变》。”这样的记载，在叶圣陶1942年到1945年的日记中比比皆是。由此可以看出，叶圣陶为扶持子女的写作，很是下了一番功夫。
三个孩子，叶至善比叶至美大四岁，叶至美又比叶至诚大四岁，三人一起跟着父亲学写作，仿佛在进行一场竞赛，每个人都暗自憋着劲要超过其他人，多吃父亲的红圈。他们的原稿写得很潦草，经父亲一改，圈掉的圈掉，添上的添上，连他们自己都不容易念下去了。父亲总是对孩子们说：“要想到别人。”交到印刷厂付排的稿子，要为排字工人着想，他自己的稿子，总是誊抄得一清二楚。这时候，母亲胡墨林就显出了特别的耐心，像收拾孩子们脱下的衣衫一样，自告奋勇为他们抄稿。她用毛笔正楷，将潦草的原稿一一誊清，字迹工工整整。誊抄好了，少数投到杂志社去，多数细心收藏起来。
一年下来，三兄妹写的稿子积成厚厚的一摞。有几位父亲的朋友从杂志上看到他们的文章，就怂恿说：“你们兄妹三个不妨合起来出一本集子。”三兄妹想，当初写这些文章，为的是练习，合将起来，岂不成了作文本？但又想，学校里同学之间不也喜欢传看作文本吗？或者有人想看看我们的。于是，就把存稿编排了一下，请父亲复看一遍，删去若干篇，编成了一本集子。叶圣陶替三兄妹的这第一本文集题了书名，叫做《花萼》。
叶圣陶的戏剧情缘
很多人都知道叶圣陶的小说名作《倪焕之》、《潘先生在难中》、《夜》、《多收了三五斗》等。然而早期他热心参与过戏剧活动，并且写过戏剧作品，这一点似乎被人忽略了。
叶圣陶出身于苏州。苏州是个文化发达的城市，叶圣陶从小就在这里接触了戏剧曲艺。他父亲喜欢听流行在苏州的“说书”，即苏州评弹。叶圣陶放学后，经常跟随父亲到书场里去听书，如《珍珠塔》、《描金凤》、《英烈传》。年龄稍大一点，父亲又带他到戏馆去看昆曲，《牡丹亭》、《长生殿》，戏台上绚丽多彩的服饰，咿咿呀呀的唱腔，吸引了幼小的叶圣陶。评弹昆曲给了他很深的薰陶，让他与戏剧结下了最初的缘分。
1917年初，叶圣陶应同学吴宾若王伯祥之邀，到江苏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简称五高）任教。期间他经常热心组织学生进行戏剧活动。在学校的女子部楼，楼上是教室，楼下是礼堂，叶圣陶建议学校在这里建戏台。他曾经把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两渔夫》等改编成话剧，指导学生们排练演出，有时自己也粉墨登场。他甚至还把《荆轲刺秦王》改编成戏剧。
那时学校在期中和期末会各开一次恳亲会，这类聚会很隆重，学生要展出自己的习作、字画，甚至是种植的瓜豆。那天还会请家长观看学生的戏剧演出。家长的欢喜是不必说的，每逢五高恳亲会演戏，镇上的男女老少也都来看，这比在乡下看草台班演戏还要热闹。这段时间，叶圣陶的戏剧活动与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他努力以戏剧陶冶学生的心灵，培养他们对戏剧的兴趣。
叶圣陶在这一时期还写了一出独幕剧，剧名就叫《恳亲会》。在剧本的稿末注明写于1921年，发表于《小说月报》十二卷七号，1935年曾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但却没有收入《叶圣陶文集》，所以很少有人提及。
这出戏写的是一个发生在村镇小学的故事，事实上以吴县为原型，故事大意是一所学校希望作一点小小的改革，让学生亲近农务，但却遭遇了很大的阻力。作品赞扬了改革者的努力，突显了保守势力的反弹，说明了一些微小的改革，也会受到各种阻力，所以必须进行艰苦的斗争。
叶圣陶写作此剧的时间，正是他与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的前后。文学研究会明确提出了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当时叶圣陶的创作一直坚持这个主旨，农民、教师等中下层人民是他作品的主人公。他的作品一方面反映社会现实，一方面探讨人生的意义，体现出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
茅盾曾说：“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的写实的描写灰色卑琐人生的，是叶圣陶。”剧本《恳亲会》完全符合这种情况，作者通过对小学教师灰色生活和主观理想的描写，揭露了陈腐可笑令人窒息的社会现象，具有文学研究会倡导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