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也参与茅盾、郑振铎、陈大悲、欧阳予倩、熊佛西等人组织的民众戏剧社的活动。该社成立于1921年5月，他们主张戏院“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又是一块正直无私的反射镜——一国人民程度的高低，也赤裸裸地在这面大镜子里反照出来，不得一毫遁形。”民众戏剧社出版了一份名叫《戏剧》的月刊，叶圣陶写的一出三幕剧《艺术的生活》，发表在该刊的一卷五号上。他还与何明斋合写过童话歌剧《蜜蜂》、《风浪》等。
叶圣陶是个很喜欢看戏的人，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生活时，昆曲班社“仙霓社”在“大千世界”演出，他每逢星期天没有甚么要紧事就跑去看他们的演出。新中国成立后，也还是经常看戏。在他的散文集《小记十篇》里，有一篇《在西安看戏》。这篇写于1954年1月的文章，谈到他在西安不满20天的时间里，看了8回戏，其中有易俗社的秦腔、常香玉的豫剧，甚至还有皮影戏。
因为喜欢看戏，叶圣陶也写了一些评论戏剧的文章，例如40年代的《〈戏剧春秋〉后记》、《田寿昌创作三十年纪念》（田寿昌即田汉）等文章，60年代写了《话剧〈关汉卿〉插曲》、《〈蝶双飞〉欣赏》等等。虽然叶圣陶以文学创作出名，但他始终喜爱戏剧，这算得上一段难得的缘分。蜀中流离八年1938年前，叶圣陶一直在上海开明书店当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开明书店毁于战火，叶圣陶毅然决定到武汉筹建开明书店。没想到，在去武汉的途中，开明书店仅存的书籍、纸张、机器被劫，叶圣陶只好携家眷西行入川，到重庆筹建开明书店。
此时，他已是44岁。他来到重庆，尔后又先后定居乐山、成都，开始了长达8年的蜀中生活。
1938年前，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当编辑时，所有的稿件他都要自己阅读，择优而用，丁玲、巴金等许多年轻作家就是在叶圣陶指导下，逐渐为读者认可。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八·一三”战争中，开明书店被毁，总厂中了炮弹，经理室、编译所、印刷所和库存的几百万册存书，全部烧毁。惨淡经营了10年的开明书店，刚有点起色就在战争中被毁，这让叶圣陶觉得非常愤懑，也让他毅然决定挑起开明书店重建的担子，他和章锡琛、范洗人辗转来到武汉，筹建开明书店。
在去武汉的途中，意外又发生了，国民党政府军突然弃守南京，武汉人心浮动，许多工商业者都开始做撤退的准备，开明书店仅存的书籍、纸张、机器中途遭劫，筹建计划只得延后。
在这种情况下，叶圣陶和范洗人自告奋勇，西行入川，到重庆筹建开明书店。他在携家眷入川的途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表达了他的决心：故乡且赴梦魂间，不扫妖氛誓不还。偶与同舟作豪语，全家来看蜀中山。
叶圣陶到重庆后，一方面因为开明书店还在复建中，另一方面又为生计所迫，只好暂时离开开明，在巴蜀学校、复旦大学教了半年书。不久，《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在桂林首先恢复出版，叶圣陶遥任社长，主持编辑工作，多少给了他一丝安慰。
1938年秋，武汉大学邀请叶圣陶出任教授。当时的武汉大学已经迁到四川乐山，叶圣陶又携家眷搬到了乐山。
初到乐山，周围几乎没有熟人，叶圣陶的生活一下子平静了许多，不久，大儿至善和同事夏丐尊的女儿满子在乐山完婚，叶圣陶的心情一下子好了很多，“善满姻缘殊一喜，遥酬杯杓旨徐徐？”
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也没有维持多久，1939年8月，日寇突然对乐山进行大轰炸。轰炸当日，叶圣陶恰好有事到成都，家人却都留在了乐山。
日本飞机轰炸乐山时，家人慌忙逃难，“从烧着了的房子出来，跑到岷江边，渡了江，沿着岸滩往北跑，一直跑了六七里地。”一路上全是尸体，日寇的飞机还在头顶上疯狂地扫射。叶圣陶第二天才坐汽车赶回乐山，他在《乐山被炸》日记中回忆道，汽车开进嘉乐门的时候，他看着路边的尸体和瓦砾，心里深切地体会到“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况味，生怕家人出事。
幸运的是，叶圣陶家人在这次轰炸中并无大碍，只是有点皮外伤，不过寓所却“从书籍衣服到筷子碗，都烧成了灰。”此次日机轰炸，乐山有上千的平民百姓无辜丧生，叶圣陶听到了，觉得“比一个朋友或是亲戚的死讯要难受得多。”初到乐山，一家人就差点阴阳相隔，个中滋味，辛酸无比。
乐山被炸后两个月，叶圣陶深知这份经历了生死的亲情来之不易，很少外出，忙着和家人一起置备衣物，租定新的住处。新居在城外一座小山脚下，全家很快就搬了过去。重建家园的叶圣陶很是乐观，他这样写道，“粗陶碗，毛竹筷子，一样可以吃饭；土衣布衫穿在身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三间向着田野的矮屋，反而比以前多了一点阳光和清新空气。”
1940年秋，叶圣陶离开武汉大学，只身一人来到成都，任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审查小学教材。
当时的成都少受战争的破坏，叶圣陶在成都，可以和友人往来唱和，还能静下心来写点东西，把心投在教育上，也别有一番平静的乐趣。
叶圣陶来成都的时候，朱自清的小女儿刚刚出生，叶圣陶、朱自清本是旧识，在杭州他们就曾同室对床夜话，共泛西湖，此番在成都重逢，自然有讲不完的话要说。
第二年新年刚过，叶圣陶就将家眷从乐山接到了成都，一家人住在新西门外，杜甫诗“舍南舍北皆春水，惟见群鸥日日来”描绘的便是这一带风景，朱自清闻讯特地从东门外赶来庆贺。从此两人经常互访，或闲谈，或小饮，或漫游，过从甚密。4月16日，叶圣陶和朱自清同登望江楼，凭栏远眺山峦春色，数烟雾中白帆点点，看流水滔滔东逝。叶圣陶即兴填了一阙《采桑子》：廿年几得清游共，尊酒江楼？尊酒江楼，淡白疏烟春似秋。无心人意愈难问，我欲言愁。我欲言愁，怀抱徒伤还是休。
来四川一晃3年了，开明书店被毁，家人在乐山又遭日机轰炸，这种辗转流离的生活让叶圣陶觉得很不是滋味，眼看着国土一日日沦丧，山河破碎，群黎呻吟，令人痛心。叶圣陶虽然甘守清贫，却对眼前风雨如晦的现实感到极端无奈。
更多的时候，叶圣陶和朱自清对坐桌旁研讨学问，他们合作编撰了《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作为中学国文教师参考用书。在成都几年，叶圣陶始终以教育为己任，不时下乡视学。
“晨起乃绝早，残月在天”的时候，叶圣陶便早早起床，进点油条豆浆，坐车到成都周围的郊县视学。叶圣陶每到一个学校，都要详细地了解学校开课和各科时间支配情况，他最爱旁听国文课，经常跟国文老师一起阅读学生的作文。当时的教育专员，地位并不高，很多学校都不买账，而且行路赶车住店都要自己解决。叶圣陶常常是晚上刚到一个学校，第二天一大早又要匆匆赶路。他一直坚持视学，直到离开成都。
在成都的叶圣陶已经很少写作，只是偶尔写一些诗词，唱和友人。他还零星写了些对成都的感觉，读来殊感亲切有味。
刚刚来成都，叶圣陶去友人所居的御河街游玩，见“垂柳掩映，如在园林”，颇觉赏心阅目，说“成都最宜居家，有北平风味，可爱之至。”他还常常在青羊宫、武侯祠、锦江边游玩，体会着成都“绿树生辉，锦江水发，平波东去”的春天，时常“登楼茗坐”，写下了“淡日疏烟春似秋”的诗句。
在《谈成都的树木》中，叶圣陶用文人独特的触觉和诗意流露了他对成都的感觉，尤其是成都的树木，更是给他无尽的遐想，他住的新西门附近，树木茂盛，用他的话说，“几乎是房子藏在树丛里，不是树木栽在各家的院子里。山茶、玉兰、碧桃、海棠，各种的花显出各种的光彩，成片成片深绿和浅绿的树叶子组合成锦绣。”而站在院里近看，又“往往觉得树木太繁密了”，“在明朗的阳光下，在澄澈的月光下，在朦胧的朝曦暮霭中，观赏那形如影的美，趣味必然更多”。
到了成都之后，叶圣陶经常独自一人徘徊在田野，消解着寂寞和疲劳。门前的大树俨然成为了他的朋友，“当春新绿茏葱，生意盎然，入秋枯叶半脱，意致萧爽，观玩之下，不但领略它的形象之美，更可以了悟若干人生境界”。
1961年，叶圣陶重返成都，逗留了十余天。重游旧地，顿时觉得“气象与抗战期间大不一样”了。他往观青羊宫花会，惊叹已“拓地三百亩，广栽花木，并种蔬菜，谓之花菜并举”，“巡视花径未能周遍，已觉其为洋洋大观”。特别为其中“植盆栽之银杏盘屈殊多，他处少见”而欣喜。
叶圣陶看川剧，多是到锦江剧场，他称赞剧场“建筑甚宽舒，休息处所作回廊，廊外有树木花卉；为他处所少见”。有一次看传统戏目《王三巧》，唱词颇多，当时，王三巧是名角竞华扮演。叶圣陶“听之观之，甚觉过瘾”，认为川剧“以背景描写衬托人物之心情，在各种剧中可谓最富于诗趣者”。这与朱自清爱看川剧，称其词“简洁如诗”的见解不谋而合。
1942年，开明书店在重庆重建编辑机构，始终割舍不下开明书店的叶圣陶辞去教育专员一职，回到开明。
1943年，在动荡不断的局势下，文艺界、教育界在重庆竞春园为叶圣陶庆祝五十寿辰，陈白尘、陈翔鹤、叶丁易、刘海粟、应云卫、李吉力人、耿震，中华剧艺社演职人员等五六十人热热闹闹地给叶圣陶祝寿。叶圣陶在《西川集》中，表达了他对友人的谢意和后半生的态度，他写道：“朋友厚爱我，宽容我，使我感激；又夸张地奖许我，使我羞愧，在这样温暖的人情中，我更没有理由不打算加紧学习。”叶圣陶就是抱着这样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进入了他的后半生。
对于叶圣陶来说，在四川的8年，是生活动荡，辗转流离的8年，也是相对平静的8年。1945年底，叶圣陶全家离开重庆，登船赴沪，“篷上淅沥有雨点，风声水声相为应和，身在巫峡之中，意趣不可状”，在三峡的风声水声中，结束了长达8年的蜀中生活。叶圣陶慧眼识“马”
唐朝文豪韩愈曾经说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在现代文学史上，叶圣陶可谓是独具慧眼的“伯乐”。叶圣陶原名叶绍钧，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出版家。他在1927年到1929年主编《小说月报》期间，大量发表新人新作。其中丁玲、巴金和戴望舒等后来驰骋文坛的“千里马”都是在叶圣陶的扶掖下，从《小说月报》这块土地上开始一日千里的文学之旅的。
《小说月报》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杂志，可惜其内容杂乱，作者单一，正渐渐失去生气。叶圣陶任主编后，为改变这种局面，呼吁文学青年大胆“提起笔来写不寻常的时代的生活。”结果编辑部果然收到大量文学新人的稿件。一次叶圣陶在审稿时突然眼前一亮，他发现了一篇短篇小说《梦珂》。小说写一个名叫梦珂的少女满怀憧憬前来求学，结果却由于为受辱的女模特儿打抱不平而被迫退学，后来寄居姑母家又受到表哥的感情玩弄，为摆脱困境只好到剧团做了个花瓶式的演员。社会是那般污浊不堪，梦珂是那般孤独无助！其实梦珂就是丁玲的写照。丁玲自幼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20岁来到北京求学，结果四面碰壁，生活寂寞贫困。在困境中，她试着向《小说月报》投寄了小说《梦珂》。这篇小说很快得到了叶圣陶的赏识，在《小说月报》头版发表了。这匹在迷梦中彷徨的千里马，被慧眼识英才的“伯乐”唤醒了。她一鼓作气，写出了《莎菲女士日记》、《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等佳作，被时人称为“一鸣惊人的女作家”。1951年，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后，已经75岁的丁玲还亲自登门拜访已85岁高龄的叶圣陶，深情地说：“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
在任《小说月报》主编期间，叶圣陶有一次去开明书店商谈杂志发行事宜。开明书店的老板无意中提到：有个在法国留学的青年巴金寄了一部小说《灭亡》来，居然说愿意用自己翻译稿酬自费出版。叶圣陶要过书稿一看，感到喜出望外，立即决定拿回去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叶圣陶介绍《灭亡》说，“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后半部写得尤为紧张”，并且预言其作者巴金在创作上必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从此，巴金这匹骏马开始了在文坛的近五十年的驰骋，成为了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之一。五十年后，巴金还深情地回忆道：“假使叶圣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甚至还说：“他不单是我的第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也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
《小说月报》是一份综合性的文学杂志，不单单刊载小说。一次审稿中，叶圣陶正感失望，忽然被如下的一行行诗吸引住了：
撑着油纸伞，
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花一样地
结着悠怨的姑娘。
诗歌沉郁的调子，和谐的音律和朦胧的希望，让叶圣陶深深感动了。他立即写信给诗人，称赞《雨巷》“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并且叫他多寄几首诗来一同发表。《雨巷》发表后，戴望舒一举成名，并获得了“雨巷诗人”的称号。这位才情横溢的诗人，如果没有叶圣陶这位“伯乐”催他上路，他是否也会“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