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训传》
有一本书，名为《武训画传》，后来直接促成了电影《武训传》的诞生。《武训画传》最早的版本由段承泽于1938年绘制而成。后由陶行知作跋，在1943至1945年间，曾印刊至第六版，并译成英文对外出版发行。1944年，陶行知在重庆北温泉送给著名导演孙瑜一本《武训画传》，希望他有机会能把武训一生历尽艰辛创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看了以后深受感动，初步确定了拍摄《武训传》的计划，并决定电影中的武训将由当时的电影明星赵丹来扮演。
然而，时值兵荒马乱、国共相争时期，孙瑜始终无法把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尽快付诸实施。孙瑜没有在四十年代完成此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1948年7月，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正式投拍此片。当时中国电影制片厂经营困难，经费上难以为继，于是1948年11月初，在影片拍摄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影片便彻底停拍。1949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以低价购得此片的拍摄权和底片、拷贝，孙瑜则加入昆仑公司继续完成此片的拍摄。在1951年2月影片正式拍成前，这个剧本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经过了数次大的修改。
根据1986年孙瑜的撰文《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其中谈到主要修改的内容：“剧本的主题思想和情节虽然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武训为穷孩子们终身艰苦兴学虽‘劳而无功’，但是他的那种舍己为人、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
当时上海电影管理处的一位领导看了剧本以后说：“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但武训艰苦兴学、热忱劝学的精神，对于迎接明天的文化热潮，还可能有些鼓励作用。因此建议，在头尾加一小学校纪念的场面，找一新的小学教师出来说话，以结合现实，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
于是，电影开始的镜头从清末的武家庄变成了解放后（1949年）的一所小学校，当时这个小学校正举办武训诞辰111周年纪念会，由黄宗英扮演的“人民女教师”用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的语调，对底下一群新中国的小学生们开始讲解武训老人的故事。遵照领导的指示，影片必须“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女教师在影片的结尾做了一番总结陈词：“武训老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的……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
影片的基调定了以后，影片里的各种艺术形象也做了改动。武训在清末的社会里原本是一个苦大而仇不深的贫苦乞丐，在《武训传》电影里，武训完全变成了“苦大仇深”的形象。影片加重了他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戏份，另外还特意增加了武训被地主阶级的帮凶“狗腿子们”毒打的情节。后来在中南海给领导放映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特地要求将狗腿子毒打武训的镜头剪短，尽量符合武训当年实际生活的原貌。
影片中还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荧幕形象周大，这个周大和《洪湖赤卫队》里那个头脑简单、只会蛮干的游击队长刘闯有些相像。周大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影片中，周大和武七的出身一样，都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但周大揭竿而起，走上了一条农民起义道路。片中有这么一段对话，周大对武七说：“喂，武七，跟咱们一块走吧！……”周大告诉武训：“这种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咱们就只有杀！杀尽那些狗官恶霸！”
“杀？……”武训所听过的古老传说和故事，农民起义给他留下的印象都是败亡的结局，武训说“从李闯王和他手下的农民逼得崇祯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占领过咱们堂邑、寿张、阳谷等县的王伦，他们都是杀人魔王啊，最终都是一败涂地。洪秀全五年前在南京当了皇帝后就忘记了穷人。听说这两年败的败、擒的擒，两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国藩湘军手里，眼看大势已去……杀，又能有多大的用处？”周大被武训说得“头不由得低了下去”。
这段对话和情节很自然成为后来《武训传》受批判时非常重要的罪状之一。电影里还有一段重要对话。参加农民起义后的周大对武训说：“好，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恶霸知道，咱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同样一部《红楼梦》，道学家会看到淫，革命者看到的则是排满。可见不同的内容面对不同的解读者的时候，会被诠释成完全不同的含义。同样，武训和周大的这个对话在后来被认为是发轫于社会底层的改良主义和农民革命的一次交锋，影片被认为错误地鼓励了兴办义学的改良主义的进步意义竟然远远高于受压迫民众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
1950年12月，《武训传》公映。根据孙瑜的回忆，“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当时，影片还在中南海专门放映给中央首长看，看完后，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朱德与孙瑜握手，称赞电影“很有教育意义”。影片公映后观众和知识界对《武训传》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国内各类报刊纷纷发表影评和介绍性文字。孙瑜专门在报纸上介绍编导此片的艰辛过程，赵丹讲述了扮演武训时自己受到的教育，作家端木蕻良撰文赞扬了武训的奉献精神，全国各类武训学校和育才学校的校长们表示要把“武训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历史飓风起于青苹之末。虽然电影《武训传》只是一部普通的电影文艺作品，虽然报纸上发表的各界对《武训传》的各种好评也不过数十篇，虽然自前一年底首映起《武训传》已经度过了平静的早春，但是由春入夏之后，一场暴风骤雨必然要按照既定的节拍迅猛袭来。
毛泽东于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在历史上分量很重的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体，完全不同于现今专栏作家的随笔。
这篇社论不啻是一个旱地惊雷。对新中国文艺和教育的未来走向，这篇社论起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十年这个数字对武训来说似乎是个重要的数字。当年武训用了三十年时间来乞讨，才建立起第一所义学。而《武训传》自公映之日起，三十年后的一天，才有人提出应该为武训平反。1980年8月，第一个勇敢的人挺身站了出来。江苏无锡公安分局张经济投书《齐鲁学刊》，倡议为武训平反，他指出：“第一，武训始终是一个靠行乞过日子的穷人，虽然后来有了田产，但都是为了办义学，他本人却不敢有所私。第二，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没有以此欺压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第三，他本人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第四，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最后失败，是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
张经济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和鼓励。但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过于微弱，不会产生任何波澜。直到1985年9月，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中肯定陶行知的历史功绩时顺带提到《武训传》大批判不是“基本正确”。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当年的批判，由武训而波及陶行知，到了1985年，则反过来，平反由陶行知而推及武训。
民国时期某中学的一次历史考卷中有这么一道题目：说出你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在三百多份答案中，有不少学生答武训是他（她）最崇拜的人。如果现在我们用同样的考题去问现在的中学生，恐怕在三千考生里找不出一位认为武训是最值得崇拜的人。年青一代不知武训为何方神圣，而对阅历丰富的人来说，提到武训，大家大概只能想起曾经有那么一场政治运动与此人有关。过去整个民族曾经以政治酷刑对待了武训，而现在整个民族则以失忆的方式对待武训。进入21世纪以来，武训似乎彻底缺席了。
与武训几乎是同时代的一个欧洲人，叫菲斯泰洛奇，他出生在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瑞士。他的祖父曾经是一位传教士，优良的教会传统，让他从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诚、善良的心去无私地爱人们。他一生都在教会孤儿院工作，他与武训一样，都属于下层人，他同样“有一颗伟大的、慈爱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当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级教师，推着一辆只载着一些基本常识的书籍、空荡荡的独轮车，却意外地投身一项事业，包括创办一所孤儿院，一所教师学院和一所寄宿学校。做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笔钱，可是即使是这笔钱的十分之一，我也难以弄到。”
这位像乞丐一样的菲斯泰洛奇，在他毕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终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这个贫穷落后的山地小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欧洲一流的教育超级大国。瑞士的成功引得各国教育专家和高层政要人士到瑞士学习先进的教育经验。后来西方称菲斯泰洛奇为“教圣”，把他为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赞誉为“圣心”、“圣德”。法国著名教育史学者康彼耶赞誉说：“他是人类教育发展中最早呼吁和力行‘爱的教育’之典范。”
被郭沫若称为“中国的菲斯泰洛奇”的武训，现如今因为种种原因而有淡出历史舞台的趋势。“捧起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或许这才是武训真正期望的。
陶行知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经典文章《把武训解放出来》，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文章摘录如下：“无论是主动的把武训画入我们的小圈子，或是被动的让大家把武训向我们的小圈子里推，都是因为我们有了小圈子所以连累了武训也被封锁。我要声明：武训不属于我们的小圈子。他不属于一党一派。他是属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他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他是属于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之每一个人。让我们把武训从我们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吧。让武训从我们的圈子里飞出去，飞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使每一个人都自动的去兴学，都自动的去好学，都自动的去帮助人好学，以造成一个好学的中华民族。”
武训传（上下集）
1950年昆仑影业公司摄制 黑白 24本
编剧：孙瑜
导演：孙瑜
摄影：韩仲良
美术：牛葆荣、魏铁铮
音乐：黄贻钧
录音：袁庆余
剪辑：傅正义
主演：赵丹（武训）、黄宗英（女教师）、周伯勋（张举人）、张翼（周大）、王培（小桃）
【上集】
1949年12月5日，是武训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平原省（现山东省）堂邑县柳林镇武训的祠堂和坟墓前，一位女老师正在向孩子们讲述武训的故事……
清道光二十五年，七岁的小武训，父亲已经去世，跟着母亲要饭，虽受尽折磨，却渴望能够念书。他拿着辛苦卖艺挣来的200文钱，跑进一家私塾，跪在地上求老师收下他，结果在众人的笑骂中被赶了出来。不久母亲也死去了，他被一位善良的伯母收养。为了不拖累别人，他到处流浪，外出打工谋生。17岁时，他到馆陶县大地主张举人家做长工，和豪爽粗壮的车夫周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张家，他亲眼见到张举人剥削农妇张二嫂和四奶奶毒打女佣小桃，听周大讲述女佣小桃因不识字被张举人骗写卖身契的经过，更加感到穷人不识字的痛苦。当他想用三年的工钱，为患病的伯母治病时，张举人拿出假账，说工钱已经支付完了。武训与他争辩，被吊起来毒打。最后周大打倒保镖，救出武训。
张举人当晚勾结县官，将周大关进死牢。小桃因张举人一家逼她嫁给曹屠夫，自己又无力逃跑几次想自杀，被钱妈劝阻。她准备找武训商量，逃出苦海。武训在破庙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沉思苦想，终于感悟到穷人不识字就要永远受欺负，于是决定要办一个让穷孩子上学不要钱的义学。
小桃来到破庙里找到武训，此刻，武训正沉浸在办义学的计划中。他将一个泥塑不倒翁送给了随小桃前来的小茂，以表明自己办学的决心。这时，张举人的狗腿子赶来打倒了武训，强拉走了小桃。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死牢里的周大、泥地上的武训发出了“我们要报仇”的呐喊。
【下集】
无路可走的小桃当天夜里悬梁自尽。武训怀着深仇大恨，强装笑脸，以小丑的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顽皮的孩子们叫他“二豆沫”。他沿街卖艺，跪在地上喊着“来踢吧！来打吧！”“为了穷孩子，为了办义学。”夕阳西下，他坐在小桃坟前沉思，将桃核埋进土里。
在李四的帮助下，周大和死牢里的太平军囚犯越狱出逃。周大找到武训、李四，要他们一起造反，武训因一心办义学，拒绝同去。周大说：“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俩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知道咱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
十年过去了，武训千辛万苦积攒下了一百二十吊钱，存在地保高春山那里。高春山派人偷走字据，翻脸不认账，武训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在沉重的打击面前，他想起了自己的不倒翁，坚定了为穷孩子办学的决心。又是二十年过去了，武训积足了办学的经费，在德高望重的杨进士门前跪求了三天，终于建起了义学。光绪十四年，崇贤义塾开学了，当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传到五十岁的武训耳边时，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在母亲的坟前长跪，口中喃喃自语：“娘，穷孩子也能念书了。”
实现了办学愿望的武训此后仍然一囊一钵，到处奔走募化。一天，他在路上遇到周大，周大告戒他要当心受骗，武训开始怀疑了。郭知县为他呈报请奖，张抚台要为他向皇上请封号、造牌坊，更使他感到不安和疑惑。清王朝因农民暴动处于危机之中，告急文书雪片似的飞向北京。清王朝的鹰犬们献技，对周大这样的“响马”要剿，对武训这样的人要抚。光绪封武训为“义学正”，赏穿黄袍马褂。当“乐善好施”的牌坊建好时，武训却好像发了疯，不肯跪谢皇恩。满腔悲惘的武训拖着黄马褂走进学堂，他对孩子们说：“你们记牢了，将来长大，千万别忘了咱庄稼人！”
黄马褂被遗弃在尘埃中，武训向远方走去。周大带领着义军风驰电掣地经过武训身旁，卷起了滚滚黄尘……
老师给孩子们讲完了故事。大家好像看到年老的武训肩背布褡，手拿铜瓢，在北方的原野上坚定而缓慢地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