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的原剧创作于1944年。最初的主题是歌颂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义举。影片于1948年7月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但在完成三分之一的摄制工作后因经济困难而停拍，最终由昆仑影业公司买下了拍摄权和已完成的胶片。1949年7月，导演孙瑜出席了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深受鼓舞。在晚宴上，他就《武训传》的拍摄征询了周总理的意见，回厂后又对原剧本进行了重大修改，在肯定武训的义举的同时，使武训的兴学之举以悲剧告终。此外，新剧本中还增加了周大发动武装起义的情节，以和武训的改良行为进行对比。1950年，《武训传》摄制完成，推向市场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并被评为当年10部最佳影片之一。
《武训传》是著名导演孙瑜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影片取材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真实人物——以“行乞办学，让百姓读书”的武训的经历，显示了中国电影自问世以来厚德载道，注重社会内涵的文化传统。虽然由于影片的拍摄实际上跨越了新旧中国两个时代，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最终完成的影片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注入了“阶级斗争”的观念，特别是其中周大领导农民起义的线索显得有些生硬。但从整体上看，《武训传》仍然是一部叙事完整，具有深刻内涵和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之作。特别是在情节设置上，影片以武训的兴学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细节化的场景，既突出了武训这个支撑起全剧的核心人物，也在剧情片的样式中融入了较为写实的人物和生活场景的描绘。这些剧作和导演手法显示了其时中国电影在艺术上的日渐成熟。
本片也是著名演员赵丹的代表作之一。在影片中，赵丹以精湛的演技，亦庄亦谐、亦喜亦悲地塑造了武训这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人物，堪称是他最具代表性和成就最高的银幕角色之一。
《武训传》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还表现在围绕它所展开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批判上。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之后，新中国电影史上展开了第一场对电影的大规模的批判。以康生等为首的一些政治人物为捞取政治资本为影片罗织了种种罪名，使影片的创作者乃至历史上的武训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同时，这场批判运动更开启了以简单的政治视角粗暴干涉电影的先河，直到1986年，影片才基本得到平反。
陶行知与武训
关于陶行知与武训的关系是多年来众人尤其是教育界人士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下面一些材料可以分析二者的关系。
加拿大文幼章博士1946年纪念陶行知逝世的《悼念我的朋友陶行知博士》中说：“我与陶博士最初的认识是间接的。我买了一本有趣的小书叫做‘武训’的，这是讲山东义丐武训一生事迹的书。他用他那特殊而超越的才干为穷苦的儿童兴办了三个义学。书上每一页都有一幅画。此书就是一个叫做育才的学校所出版的。这个学校就是一个别有见地的，创造性的教育天才，陶行知博士，所创导的。这是一个以‘培养人才幼苗’为职志的学校，也就是说，除去受日常生活必须的一些基本训练和教育外，任何儿童对于某种艺术或是科学有特殊才干的都给以充分发展的机会。在中国国民党所统制的党化教育下所造成的一片死气沉沉中居然有这样一块生气勃勃的土地，使我大为惊讶。”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继承陶行知的精神》一文中说：“是中外优良传统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对中国的苦行兴学的武训精神，是所推崇的，但有所批判，取其苦行兴学之所长，笃行不倦，而对其屈从于旧势力的一面，则加以扬弃。”
华岗《痛悼陶行知》一文说：“陶行知承继了武训行乞兴学的献身精神，在逝世前夕，遒整日楷书二十余幅，实行卖字兴学；同时，陶更进一步把教育事业变成广大人民的事业，变成人民解放事业的一部分。”
邓初民《略论陶行知主义》一文说：“华岗曾明确说过陶之成就大大超过杜威博士，陶的教育原则（为人民的）是刚刚相反于孔仲尼的教育原则（为统治者的），陶于武训只是在行乞兴学的献身精神一点上相似，而陶则更进一步把教育事业变成广大人民自己的事业，变成人民解放事业之一部分。”
翦伯赞《我和行知》一文说：“我记得，有一个时间，育才学校的经费非常困难，几乎要关门。我听到这个消息，以为他非常着急，赶去看他。但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比每一次都要愉快。他一看到我，连忙把书翻放着，不等我说话。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在中国史上发现了一个伟人，你猜是谁？’我说：‘’你所认定的伟人，当然不是秦皇汉武，更不会是汉奸曾国藩呢！也许是那一位无名的民族英雄吧？’他说，‘你猜错了，他不是一个英雄，是一个乞丐。接着就把那本书交给我，原来是一本‘武训画集’。他很兴奋地说：‘如果我不发现武训，育才学校恐怕要关门，现在，有了武训领导我。育才不会关门了。’从那里，我看出行知在任何困难面前，不肯回头，只要他认定这件事，应该做，他就一定要用种种的方法，坚持到底。”
田汉《安息吧，伟大的灵魂》一文说，“陶为普及民主教育曾找到一个具体有效的下手处。那就是鼓吹武训精神。武训曾以个人行乞所得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地建立义学三所解决平民教育，平民也因此感激武训誉为现代孔子。我们的能力地位远过武训者甚多，倘若人人都能学他行乞兴学的精神，殆不止建立一所两所平民学校。倘使都这样来，平民教育问题也就解决了。他曾讬我写一本武训剧本，预备由育才演出，以扩大武训的宣传。还计划要搞‘武训’歌剧，‘武训’电影，歌剧已由安娥开始写作，我将赶写‘武训’话剧献给陶伟大的灵魂。”
陆诒《等于泰山崩》一文说：“谈起武训的精神，他说可以用三个无，四个有来表现它。他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但武训之所以能办三个学校，是因为他的四有：（一）他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他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他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因为他有这四个法宝，他不但是一个乞丐办了三个学校，经过千灾万难还一直存在到现在，而且还存在于无限之将来，而且还会于不知不觉之中，影响并改变千千万万有志之士，跳出自己之小圈，而致力于大群之幸福。他自比武训，应该各种条件要好得多，至少不是一个乞丐。一个乞丐可以办了三个学校，为什么我们不能？中国普及教育要成功，还需要千千万万武训之化身！”
唐现之《悼陶行知》一文说：“抗战军兴，随国府西迁入川，在北碚创办育才学校，在难童中挑选天才生，发展他们各种的才能，以免埋没社会上有用的人才。维持该校，煞费苦心，不特该校的一切开支，要筹措，即学生们的衣食，也要供给。据说有一个时期，学校经费万分困难，及同事的生活亦大成问题，于是有人向他建议，劝他放弃这个学校。他答道，待我考虑考虑再说。他考虑的结果是：‘山东的武训，以一个乞丐，尚且创办了不少的学校，我陶某难道不能用乞讨所得来办学校吗？我决定要以武训为法，做一个新武训。’后来，果然不错，得到不少英美人士的帮助，维持了该校。”
端木蕻良《追悼陶行知》一文说：“陶更用实行家的热诚，综合了墨子的苦行精神，武训的乞食兴学，每天皇皇栖栖为下一代儿童创造幸福。而也正因为他救活了千万儿童，创造了千万儿童，给儿童以生命，给新生代以火，他才像高大伟岸的普罗米修斯一样。”
施剑翘《哭陶行知老夫子》一文说：“三十二年秋育才学校到合川去募捐经费，我帮忙老夫子，我认为是我应尽的责任，但老夫子却送了我一本武训连环图，以表谢意。我看过这本书后，内心起了无限的感想。因为自三十年献机工作完成后，闭门侍母，看到武训用自己侮辱自己的方法去换取别人的金钱来办学的精神使我惭愧！武训是一个乞丐，是一个愚民，以他一念之坚，竟创办了好几个学校。武训同陶行知二位老夫子，一个是大愚，一个是上智，都能为人牺牲，为民众造福。今天剑翘为了一个母亲就放弃作人的责任，岂不是太自私了吗？我为父亲牺牲了十年，侍奉母亲也整整十年了，决心今后为大众再努力十年，所以在胜利后，离开了我七十岁的老母，为了办学校，仆仆于京沪道上，就是受了武训和陶老夫子的感召。自从我向老夫子表示我决心办学校以后，老夫子每以‘女武训’誉我。”
约达《从佘儿岗小学想起》一文说：“陶居常自比武训，他一生奔走教育，不辞劳瘁的精神，在中国，或只有一个武训可比，但其思想之明澈、深远，与报复之大，成就之高，实际上都不是武训所能比拟的。”
杨大戈《沉痛的悼念》一文说：“很多人都时常称赞陶为新武训，因为他为了培养一批人才的幼苗，替国家人民服务，正像义丐武训似的，积年累月，日夜劳瘁，不顾风吹雨淋太阳晒，不管自己的温饱，一切都为着苦孩子们着想。可是，陶呢，他却提出了‘集体武训’的号召，希望有成千成万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变成武训以普及全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这种崇高的精神，远大的眼光和卓越的见解，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省和学习的。”
陈志忠关于陶行知逝世的《祭文》说：“从去年十二月五日进行武训一0七周年诞辰纪念大会以后，我晓得你最关心的事业之一，就是组织全国普及教育协进会，同时组织陪都普及教育协进会，以推进全国普及教育运动。（详见去年武训纪念大会主席团提案）”
郭沫若在宣读于陶行知灵前的《祭陶行知诗》里说：“丕士达洛奇没有你这样的宏阔，义丐武训没有你这样的深远，两千年前所谓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你是永远永远地要受人纪念。”
颜立在《悼陶行知》说：“你从苦干中找寻快乐，视富贵如浮云。否则，早已升官发财，那儿还想到求乞兴学的武训”。
《陶行知大事年表》说：“民国三十年，五十岁。‘新武训运动’——‘集体武训运动’开始。幸得‘育才之友’及美国援华会所赞助，得以支持至七年之久。民国三十一年，五十一岁。继续开展‘新武训运动’。”
沈钧儒《一切着眼于救国》“把武训精神运用到政治上来”一节说：“我们大家都发现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要弄到了钱才敢办事，陶却是先把事办起来再进行筹款，一面办事一面筹款：欸得多事做得多，欸款得少事就少做些，真是把武训精神运用到政治上来了。所以，他去年四月回到京沪以后，除筹备育才迁校事宜外，同时，为民盟计划一切，找房子，找多方面的关系，为布置全局尽力。”
程今吾《坚持着抗日民主教育的旗帜――纪念陶行知逝世三周年》说：“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下，一切抗日民主的事业都遭受压迫摧残。陶所主办的育才学校自然不能幸免；学校经费异常困难，银行存款的折子上只剩下几块钱，物价又在疯狂地上涨，在逮捕、屠杀的威胁下，育才的许多进步教师很难继续工作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实在不容易维持，许多爱护陶的友好，都建议停办育才学校。陶沉默了好几天，一天早晨他坚决而愤激地对我们说：‘决心把育才学校办到底！他们（指反对派）不让办我们就不办了吗？不能被他们吓唬住，武训靠讨饭还能办三所义学，我们难道连一所也不能办吗？我们来为这群小难童讨饭吧’！从这一天起，陶更坚定不移的和一切困难作顽强的斗争，在烟尘弥漫的雾重庆，坚持着抗日民主教育的旗帜。”
余之介《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为纪念陶氏逝世三周年而作》说：“陶氏把在战地迁到重庆的难童，选出具有特殊能力的小孩，创立育才学校，实行培养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幼苗教育。采用分组学习的试验，专心一志地以‘新武训’自居，来发展这具有新人民教育意义的学校。同时成立晓庄研究所，研究新民主教育，新普及教育，及地球基本运动原理等。”
以上是我们从上述1946年陶行知纪念集和1950年纪念陶行知逝世四周年纪念集两部书中摘录出来的关于论述陶行知与武训关系的论述。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是肯定陶行知利用武训、学习武训的行乞兴学来撑起办学的局面的。陶行知学习武训，是在国民党根本不给以他的学校注册，学校经济情况困难，难以度过难关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可以设想，国民党不予注册他的学校，他的学校就难以办下去，那么，他的学校就很有可能关门，他的那些教师没法教学，学生没有办法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