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虽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他凭着聪慧和毅力自学成才，特别是因为陈垣慧眼识珠，他被破格录用，很早就名满学界和书画界。然而他的影响及至全国，甚至连凡夫俗子都耳熟能详，几乎妇孺皆知，则似乎是近20多年的事。当然，一般人知道他，多是因为他字写得好，被誉为“中华第一笔”。他的字确实是遍及全国，随处可见，因为他比较好说话，几乎是各行各业，有求必应，让写匾就写匾，让题签就题签。他早就笑称：“我就差公厕没写字了。”不过，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说因为写字不像画画费事，所以他也乐意写字，因而也就写得多，影响大。这样说，当然是自谦语，但也不无道理。也因此，他不太喜欢人称他“书法家”，更愿意人称他“教授”、“学者”。他说自己的职业是“教师”，但他又从不以“教人者”自居，而总是那样谦虚自抑，不让人称是他的“学生”。文革以后，他的思想、精神、才气、学养得到解放，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的得意，而是更清醒、更冷静地对待自己。1978年他自撰了一篇《墓志铭》，通篇以调侃的口吻，对自己的能力、经历作了概括述评，看似戏谑，实则透露了他的人格精神，是一种极高的境界。铭文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名与声，一齐臭。
启功撰写这篇《墓志铭》时，学界职称还没有现在这样普及，别说“副教授”，就是“讲师”的含金量也不比现在的“教授”差。即便如此，当时启功的道德学问也已非一般教授可比，只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他还未由副教授晋升为教授。可他觉得自己顶着“副教授”之名还是有点过“实”。由此足见他是怎样严格要求自己。他在政治上（错划右派）、生活上（丧偶，生病）一直遭受困厄，但他笑“计平生”，坦然面对生前身后。无怪这篇高格的《墓志铭》很快就传了开去，许多人为他的谦逊、达观、诙谐所折服，所倾倒。
启功对待声名、职位、生死一直是谦逊、达观、诙谐的态度。他因心脏病几次住院，他就笑对人说：“嗨，我的心坏了坏了的！”病中病后还写了几首记生病的诗，多幽默诙谐，不妨引一首：填写诊单报病危，小车直向病房推。
鼻腔氧气徐徐送，脉管糖浆滴滴垂。
心测功能粘小饼，胃增消化灌稀糜。
遥闻低语还阳了，游戏人间又一回。
更有一首《赌赢歌》是写心脏病发，想到老妻生前曾言她死后一定有人为启功“找对象”，并双方“赌下输赢账”。后来真的不断有人来为启功介绍，但均未为所动。这次生病抢救，忽然想起此事，不禁“眉开眼笑”，使医护人员大吃一惊，“床边诸人疑团莫释误谓神经错乱问因由”，哪知道是启功想起和老妻设赌想到是自己赢了（一直未续弦）。这首被启功称作“与‘数来宝’同调”的俗体诗写得俏皮风趣，却深刻表现了启功的为人，说明了他对老妻的忠诚和挚爱，说明了他生活的乐观，置生死于度外。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情怀，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因为这首诗篇幅较长，此处不便征引。）也正是因为能如此豁达对待生死，所以每当有人问起启功的健康，他总笑答：“鸟乎了”，常称自己是“鸟乎之人”（意只比旧式悼文中“乌乎哀哉”的“乌乎”多一点儿，到少了那一点儿也就“乌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