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是以一个洋务派的面目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但是，他的思想深度远远超出了洋务派的范畴，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历史地位被长期低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容闳身上还有“洋奴”之嫌。而事实上，容闳是一位“胸怀松柏之志，常葆赤子之心”的爱国者，一生为了祖国的“文明富强”而殚精竭虑。
敢为天下先的容闳
1847年的1月4日，在美国传教士布朗（Rew．S．R．Brown）的资助下，容闳从珠江口的黄埔港乘船出发，往美国留学。经过98天的辛苦颠簸，终于到达纽约。随后即往纽海文（New Haven），先入中学补习，后考入著名的耶鲁大学，1854年顺利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他本来可以在美国找到很好的工作，但强烈的爱国心和振兴中华的美好理想，驱使他毅然返回祖国，为中国的近代化四处奔波。他先是为洋务运动贡献聪明才智，后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为抗击日本侵略竭尽全力，之后投身戊戌维新运动，晚年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他基本是一位与中国近代进步事业相始终的先进的中国人。
容闳的不朽业绩促成了中国公费留学生的派遣，被公认为是中国的留学生之父。正是有了他的拓荒之功，才逐步形成了近现代中国日益高涨的留学潮。如今，留学生不仅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支生力军，而且是中国高级人才的主要源泉之一。容闳的一生之所以取得如此丰厚的业绩，关键是他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勇气和创新精神。
容闳的创新精神，突出体现在他破天荒地开启了近代意义的留学教育大门。汉唐时期，由于要到印度学习佛典，个别高僧曾往印度留学，还演绎出唐僧取经那样感人肺腑的故事。但这种留学很不规范，和今天所讲的留学生相距甚远。明清之际，一些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也曾带个别中国青年往意大利等地学习神学。不过这些留学生并未对中国社会发生什么影响。即使到了鸦片战争时期，由于中外相互隔膜的状态并没有大的改变，整个社会对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亦少需求，所以出国留学尤其是到美国留学，根本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在民间还有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传言，诸如美国是蛮荒之地，到那里十分危险，美国人一旦见到中国人，就会抓起来，剥下你的皮再安在狗身上。在这种极为恐怖的社会意识包围下，一提去美国留学都望而却步。
1846年冬天，当在香港马礼逊学校任校长的布朗先生提出要带几名学生往美国留学时，没有一个人报名。后经多次说服动员，胆大的容闳才报了名。不料，家中的父母和亲戚朋友都竭力反对。但由于容闳执意要去，亲人见无力阻挠，只好作罢，容闳才冒着风险踏上了赴美的旅程。容闳到美国后奖学金有限，每天还要做饭，四处打工，加之学习的压力，生活极其艰辛。如果没有惊人的毅力和顽强拼博的精神，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其中，还有一段时间由于容闳不愿做传教士，失去了奖学金，度日之难可以想象。但容闳坚韧的个性，促使他克服了重重困难，顺利完成了学业，拿到了耶鲁大学的毕业证。耶鲁大学也为有这样的坚强不屈的校友而自豪。1876年，为表彰容闳的奋斗精神，耶鲁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这不仅是容闳的荣耀，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容闳由耶鲁大学毕业意义重大，这不仅为太平洋两岸中美两个一直隔绝的大国架起了进一步交流的桥梁，而且奠定了中美文化沟通的基础。尤为可贵的是，容闳富于理想和抱负，并为之竭诚奋斗。
在耶鲁大学即将毕业时，容闳就确立了要用西方文化振兴中国的政治追求，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具体就是说服清朝政府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接受美国的现代教育。在容闳看来，像他这样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人多了，中国就能够逐步摆脱落后和贫困，一跃成为美国那样的现代国家。客观地讲，容闳这种人才强国的战略构想富有创新意义，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完整地提出过。
容闳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摆脱了美国各种迷人的诱惑，于1854年返回祖国，为让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开始了18年的漫长而艰苦的奔波。可以想象，一个刚刚26岁由美国回来的青年，大小官员一个都不认识，又和各级政权没有任何关联，想说服清朝皇帝去实施一个重大的决策，几乎是天方夜谭。然而，敢为人先的容闳却信心十足，不达目的决不回头。
由于容闳从小一直在教会学校读书，中文基础差，19岁到美国后又远离中国文化，国学根基很浅。容闳深知，一个仅仅懂得西方文化而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人，不仅不可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施展才华，有所作为，而且也很难将西方文化移植到中国。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容闳前往广州，一方面补习汉语，钻研中国古典文化，一方面试图结交权贵，实现其往美国派留学生的计划。
然而，茫茫人海，无路可寻。不得已，又转往香港，几经周折，还是失望。于是在1856年前往上海，希望在这个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遇到贵人，实现其派留学生的梦想。他先是在海关当翻译，后又往洋行当秘书，一度失业后则潜心翻译西书，但转眼4年过去了，还是毫无希望。
1860年，他突发奇想，觉得屹立于南京的太平天国或许能够成就他的梦想。于是他躲过清军的严密盘查，只身来到南京，见到了主持太平天国日常工作的干王洪仁轩。没想到太平天国首要任务是解除清军的围困，根本无法去向国外派留学生。容闳再次无果而返。实在没办法，容闳又想做茶叶生意，试图通过经商致富，自己出资派青年学子往美国留学。可是几年奋斗下来，并不如愿。这时的容闳几乎绝望了。
恰在此时，容闳由于这些年在上海的拼搏，有了一些名气，曾国藩的幕僚举荐他往美国采购机器，容闳终于盼来了结识清朝大员的好机会。容闳熟悉美国情况，又善于社交，办事精明，采购机器一事办得甚好，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1870年，曾国藩奉旨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作为翻译同行，于是乘机向曾国藩提出了派留学生的计划，曾甚为赞同，很快即和李鸿章联名上奏清廷，获得批准。容闳十几年的全力奋斗终于成功，激动得一晚上合不上眼。经过两年的筹备，1872年8月11日，首批30名留美幼童由上海启程，往美国留学。
从某种意义上讲，幼童留美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新时代。它揭开了中国官派留学教育的序幕，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之外又开辟了一条高级人才培养的新途径，同时对旧式的封建教育以巨大冲击，国人的知识体系和文化追求乃至价值观由此渐渐发生了新的转换，中国文化的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化的涌入中国也因留学生这个特殊媒介跨入了一个更加广阔和深入的新阶段。当我们体认这一历史事件的重大意义时，自然会深深怀念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容闳博士，也更加敬佩他那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和人格魅力。
容闳与上海
容闳一生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上海则是容闳在国内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前后达10多年，其中有青年、中年时期，也有老年时期。他的主张从实业救国到教育救国，由变法维新到反清革命，在上海留下了闪烁思想者光彩的印迹与卓越之贡献。
1856年8年，容闳因在香港审判厅受外人排挤辞职而乘坐Florence运茶船前往上海，从此与上海这个因开放与商业发展而变得日益重要的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容闳到上海后，即入江海关翻译处为通事，月薪银75两。这个工作较为轻松，生活也十分安定，但容闳不久便发现海关与外商“咸通声气，狼狈为奸，以图中饱”，对贪污贿赂与外国人之霸道十分痛恨。他说：“自外人辟租界于上海以来，侵夺我治外法权，凡寄居租界之中国人，处外人势力范围之内，受彼族之凌侮，时有所闻。”
一日，容闳有意询问税务司李泰国（Lay George Tradescant）说：“以予在海关中奉职，将来希望若何？亦能升至总税务司之地位乎？”李泰国即作出否定的回答：“凡中国人为翻译者，无论何人，绝不能有此希望。”容闳听罢立即递上辞职书，李泰国以为容闳是对薪水不满，立即表示月薪银增至两百两，希望慰留。容闳回答道：“中国人并不是以金钱为生命的”，他是看不惯海关与商人勾结，徇私舞弊，遂拂袖而去。
1857年初春，容闳进入英国商人开设的洋行从事丝茶贸易。该公司倒闭后，容闳成了失业者，遂以代人翻译维生。时有一著名外国洋行大班逝世，上海商界招聘人才将悼词译为英文，容闳也跃跃欲试，他与英国领事的英国秘书同时翻译此文，最后人们公认容闳的英文贴切流畅，远胜于英国人，容闳的译文被勒之碑石，一时传为美谈。
容闳对西方殖民者之骄横极为愤怒。一次，有个高大的苏格兰人把一团棉花球粘在容闳的辫子上以示嘲弄。当小个子的容闳要求他立即拿掉时，这个骄蛮的苏格兰人竟出手打了容闳一个耳光，容闳秀才发怒，立即重拳还击，将对手击倒，血流满面。这在洋人高人一等的租界是罕见的事情，上海市民把容闳看作为英雄。
容闳对底层民众则极富同情心。1858年黄河水灾，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时任洋行书记的容闳代表上海的绅商募集了2万银元。经过这些事情，容闳已经成为上海社交界无人不晓的名人了。容闳与当时的学人曾学时、李善兰、徐寿、王韬、张斯桂和徐润等交往颇密。如徐寿，曾创办格致书院，容闳与他交往颇多；张文虎与容闳也是好友。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机器时，张文虎作诗道：“世运需材急，良工利器先；乘槎非凿空，向若愧张骞。”对容闳寄以莫大的希望。后来容闳再赴美国，张又赠诗期待容闳有更大的作为：“国计大可忧，君乃独奋然”；“酌酒以赠君，去斩长黄虬”。
时有宝顺洋行大班仰慕容闳之才华，请他出任该公司长崎分公司的买办，容闳婉拒，并说：“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但为了生活，容闳后来还是答应在该行担任书记。
1859年3月，容闳受遣到苏州、杭州、南昌、湘潭等地调查茶叶、丝绸的生产情况。他对祖国之壮丽河山十分赞叹，对农村的贫瘠、荒凉印象深刻，他考虑如何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同时针对外国列强“以强权蚕食我边疆，扩充其势力”，他大声疾呼“若不急谋防范，则涓涓不塞，将成江河”，国家形势将更加危险。所到之处，兵火之余，满目疮痍，容闳感到不能再坐视下去了。
这时，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却遭到外国列强和清朝的联合镇压，当太平军进攻上海之际，驻扎上海的英、美、法军队严密防范，甚至悍然开炮阻击。容闳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主张应该由中国“完全行使其主权”，让中国人自己解决问题。
1860年11月6日，不满清朝腐败无能的容闳邀外国传教士一起离沪赴宁，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改革方案，旋因对天国后期领导层的腐败、低效而失望，而于1861年1月上旬返沪。此后，他来往于上海与九江之间，进行茶叶贸易达3年，并在经济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的理想不是当个成功的商人，而是热心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以促进祖国的进步。
1863年秋，容闳经数学家李善兰和张斯桂等的介绍，去安庆拜见曾国藩，游说其采纳他的维新方案。容闳首先要求设立“制器之厂”，他指出：“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
这一主张与曾国藩不谋而合，曾氏决定设立上海江南制造局，从此容闳参与洋务事业20年。10月容闳回到上海后，携款6.8万两为筹建上海江南制造局前往美国采购机器。他先在上海结识美国机械工程师哈斯（Haskins），并请他协力。1865年春容闳从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入百余台机器，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外国机器设备。江南制造局由虹口沿黄浦江处迁至高昌庙，并逐渐扩大，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