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运动到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这一阶段，恽代英的基本思想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在他的思想上，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占主导地位，这点突出表现在他不赞成用阶级斗争作为改造社会的主要手段，而鼓吹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团的问题上。
1919年秋，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经周作人介绍传入中国后，引起了我国广大正在寻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和浓厚的兴趣。恽代英和挚友林育南也计划组织新村，将具有共同理想和革命抱负的青年聚集在一起，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同年底王光祈、陈独秀、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王光祈写信给他，希望在武昌也成立类似的组织时，他极表赞同，并与陈时等四人发起，拟定了《武昌工学互助团组织大纲》。
恽代英对社会共同新生活的憧憬，得到林育南、李书渠、廖焕星、肖鸿举等十一人的热烈响应。他们决定创办一个经销各种书报的商店，实行一部分财产公有，作为在城市实现新生活的基地。他们公推恽代英起草《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宣言。这份宣言集中反映出这批有志建立新生活的改革家们改造社会的奋斗精神和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宣言初刊于《端风》第二号。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也于1920年1月20日转载了这份宣言。宣言叙述了这批改革家们创办经销书报商店的计划：“一、于城市中组织一部分财产公有的新生活；二、创办运售各种新书报以及西书国货的商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两件事呢？笼统的说起来，我们恳切的盼望：（一）有一个独立的事业；（二）有一个生产的事业；（三）有一个合理些的生活；（四）有一个实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机会；（五）有一个推行工学互助主义的好根基；（六）有一个为社会兴办各项有益事业的大本营。”
这种思想在恽代英1919年12月22日日记中反映得更清楚，他写道：“我们的新生活。这是创办一个独立的事业，投身生利场合的第一步，实行一部分的共产主义，试办近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团体。看机会以尽力于工读互助主义，尽能力为社会兴办各项有益事业。他的办法，初步是共同生活与书报贩卖。”
“共同生活是以书报贩卖的赢余，及团体中分子此外收入的自愿投为共同财产者的金钱，为维持全团衣食住的费用。”“至于将来的希望，盼望得团员人人无论何方面的收入都归为共同财产……无论何方面正当的支出，乃至养生送死，儿童教育费，都由共同财产中拨付。能到这样，便成了纯粹共产的生活。”“总而言之，这个团体的分子，都是为社会做事的人。这个团体的财产，都是社会的财产。这是自利而且利人，而且逐渐发展社会的切实计划。”恽代英等人将这种新生活的营业单位，定名为利群书局。
正当利群书局筹建时，毛泽东率领驱张敬尧代表团赴京请愿路过武汉，和恽代英相处近半个月。他们早有书信来往，虽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彼此畅谈革命理想，交流与军阀作斗争的经验。毛泽东将驱张宣言交给恽代英。恽代英立即分发给互助社、仁社成员，代为散发。恽代英将筹办利群书局的情况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极力称赞他们筹建书局的尝试。
毛泽东的鼓励，使恽代英信心倍增。他和林育南、李书渠等各方奔走，积极筹办。书局缺乏资金，恽代英动员伯父捐资20元，再加上由书报贩卖部转来的35串钱，租下武昌胡林翼路18号为社址，正式定名为利群书社，由李书渠写了个纸条子贴在门上，便是书社招牌，于1920年月1日，把店门打开，正式营业了。利群书社以互助社为核心，日新社、辅仁社、健学会等团体的大部分社员均参加，是武昌各进步团体的结晶体。他们聚居在一起，共同生活、工作、学习。他们生活在一起，“轮流烧火做饭及市面服务。”
虽然经常将饭烧得夹生或焦黑，但由于是自己劳动所致，因而也吃得香甜“可口”。他们工作在一起，每天自己动手整理店堂，出售书报，为读者服务。穿长衫的人参加体力劳动，当时对他们自己，对社会都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他们学习在一起，打烊后，在灯下一起学习，各自自省，并填写“自省表”，检查自己当日是否做了利群助人的事，并对自己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利群书社里始终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气氛。
利群书社起初是“工读互助团性质相近的东西”，是以恽代英为代表的武昌先进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在实践上的具体表现。后来随着他们中的大多数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利群书社也就成为长江中游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利群书社也就成为长江中游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利群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阶级争斗》等著作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书社每天吸引着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和群众，犹如寒夜中的一束火焰，给苦斗中彷徨的青年展示了光明。吴德峰回忆说：“记得我在五四后要求进步，但找不到门路，看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书，被一位朋友知道了，介绍我到利群书社去看书。”从此，他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阅读了进步书刊，很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党早期著名的理论家肖楚女，也是靠在利群书社刻苦自学，打下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施洋也是书社的热心读者，在这里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摒弃无政府主义，通过革命的实践，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0年下半年，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会员经常来这里阅读马、恩著作和讨论时事，并举行读书报告会，开展各种活动。
利群书社不仅是武汉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也是武汉地区进步青年对外的联络点。它与《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杂志社有业务来往，和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进步社团保持密切联系。
1920年9月，长沙文化书社成立后，毛泽东曾恳请恽代英作信用介绍，以便文化书社向外埠订购图书时，和利群书社一样，免去押金。这两个书社关系甚密，成为盛开在长江中上游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潮的并蒂莲。
利群书社经常组织社员到外地考察、学习和工作。1920年夏，恽代英和廖焕星到长沙、衡阳和新城煤矿区进行调查访问和观光，结识了衡阳第三师范学校的进步教师蒋啸青、革命青年蒋先云等。书社社员李求实初到黄陂余家湾正谊小学任教，后到湖南长沙活动。唐际盛、肖鸿举到黄冈浚新小学和聚星小学任职，廖焕星到河南信阳筹办柳林中学，王尚德到陕西赤水创办职业学校，李书渠等到汉口接办致忠学校。他们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全国各地。
与此同时，恽代英和林育南、林育英等在武昌大堤口创办了小型的利群毛巾厂，利群书社的成员，经常到该厂劳动。利群毛巾厂的所有成员均实行半工半读。
此时，恽代英还积极从事平民教育活动。1920年3月，恽代英和刘功辅起草了湖北平民教育社简单和《宣言书》。4月4日，湖北平民教育社成立，共办7所平民学校，专门收贫若工人及其子女。“‘平民教育’四字，惊破了武汉沉闷的空气。”
利群书社共开办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1921年6月7日夜，王占元嫡系陆军第二师兵变，武昌城内“火光蔽天，弹声如雨”。利群书社在这次兵变中也毁之一炬，荡然无存。
这时，恽代英、林育南等通过革命实践，已认识到新村和工读互助团的路是走不通的。他们的思想正在发生质的飞跃，在积极筹建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团体——共存社。利群书社也就自行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