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的父亲丘龙章于1856年在台湾台南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被选为贡生，后又赴大陆福州参加乡试，不幸落第。回台湾后开始教授汉文，成为私塾先生，先后到客家庄苗栗，丰原等地坐馆。1862年，丘逢甲的祖父举家搬到苗栗铜锣湾庄定居，丘龙章在当地李氏家塾教书。1864年，丘逢甲就诞生在台湾府淡水厅苗栗铜锣湾。
丘龙章（元宝）因自幼接受客家汉文教育，被选拔为贡生到大陆福州原乡考试时，接收了国内外的讯息，知道英法联军及帝国主义者图谋中国之财富，而中国又积弱不振。他是一位关心国家大事，具有深厚的客家文化意识与爱国情操的儒家知识分子，信奉理学，乡亲尊称他为“潜斋先生”，平日恤孤怜贫，救难济急，想“修己以安民”。当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图谋中国时，丘龙章已看出“终为台患者，其日本乎”；而且他深知，台湾地处中国东南海疆，是中国东南七省的屏藩，战略地位重要。日本谋台日亟之时，丘龙章极力主张组织义勇军从事抗日斗争。当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他支持时年29岁的丘逢甲成立“台湾民主国”，反抗日本之入侵。后来，抗日虽失败，不得已内渡回大陆，他深切反思，知中国非变法不足以图强，而图强则以推动教育为根本。就在这样一个具有勤朴耐劳，耕读传家与爱乡爱国的文化意识与文化氛围的家庭中，孕育了丘逢甲的成长。
丘逢甲自幼聪颖，6岁能诗，7岁能文，而且勤奋好学，从小就以父为师，接受秀才父亲的启蒙与调教。丘龙章注重丘逢甲的启蒙教育，经常对丘逢甲讲述中国的历史文化，古圣先贤的事迹。尤其对台湾客家人而言，郑成功驱赶荷兰人建设台湾的故事，两百年后早已家喻户晓，成为台湾人效法歌诵的对象，激发了台湾人的爱台思想。加之丘逢甲幼年常跟随父亲到各台湾各地游览，接触到台湾各地的社会风土民情，了解台湾民间的疾苦。
丘逢甲在14岁考中秀才之前，因祖父丘学祥过世，他父亲辗转到三角庄（今台中县神冈乡）设馆授徒，教授汉文。丘逢甲遂随父亲迁离苗栗铜锣湾，有机会拜客家名儒吴子光为师。吴子光是广东嘉应州客家人，同治甲子科举人，字士兴，号芸阁，晚又号“铁梅道人”。13岁来台，后回大陆参加科考，成为举人；壮年又再来台，住在樟树林之双峰山（苗栗县铜锣乡），颇有文名，作文典雅，擅长诗文，尤长于骈体诗文，又精于隶书书法；他生性恬淡，不营仕宦，曾应陈培桂之邀，延聘撰修淡水厅志。吴子光著有《一肚皮集》、《三长赘笔》等，多篇诗文被纂辑入《苗栗县志》。吴子光与丘龙章颇有交情，见丘逢甲天资聪颖，才气不凡，遂格外对其喜爱并特别调教，与丘逢甲讲述客家传统文化精神与爱乡、爱国思想，又期许能从教育兴国、移风易俗做起。1877年，台湾府在台南举行科考，丘逢甲由父亲丘龙章带领，步行约十天到府城应考。原来清领台湾之时，行政官署设有一府三县，即台湾府，下辖有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府设有府儒学，县设有县儒学。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已设有6所儒学；鸦片战争之后，又陆续设了7所儒学。其中，位在今天台南县境内的有安平县儒学、台南府儒学。前者原是台湾县儒学，后者是台湾府儒学。台南府儒学是台湾最高学校，设有孔子庙大成殿、明伦堂、泮池等，并祀奉圣贤，诸儒与文昌帝君。
台南是台湾开发较早文风鼎盛的地方，在郑成功之时，称为承天府，清领时称为台湾府，是全台的政治与文教中心，科举考试也在此地举行。由于府城内外，历史名胜古迹很多，如孔子庙、赤崁楼、安平古堡、五妃庙……，丘逢甲于是趁应考之际，顺道参观了这些名胜古迹，所见所闻，恢弘了其文化意识与爱台思想，这些文化意识与爱台思想日后都反映在其诗作之中。
丘逢甲在台湾府学政衙署考场中，以“丁岁遇丁公”，对主考官——福建巡抚兼学台丁日昌所出的“甲年逢甲子”上联，被丁日昌大为赏识，再以“全台利弊论”为题，要丘逢甲撰文。结果，《全台利弊论》一文正好让丘逢甲发挥了他对台湾的关怀，使他成为该科院试第一名，被称为“东宁才子”。经过台南府城的科考，丘逢甲成为台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第一名秀才，令人刮目相看，在自我认同与自励自勉上，又有进一步的进展。《全台利弊论》一文中，丘逢甲盱衡全台政局，对台湾种种有深入之剖析，奠定了长大后关心台湾发展的文化意识根基。
丘逢甲早已从父亲丘龙章处，习知台湾与大陆在文化、政治与经济上的关系，又得知帝国主义、侵略主义的方兴未艾，台湾在《北京条约》之后，鸦片大量输入，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侵略，日渐破坏了台湾两百年来的经济结构，西方传教士也进入台湾传教，形成了近代台湾社会政治的大变迁。丘逢甲自幼接受客家文化的熏陶，对台湾的历史、文化的处境，有深刻的认识。
丘龙章早就知晓台湾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这直接影响了丘逢甲的认知，已知道过去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都想要控有台湾，意图以台湾为跳板，做为西进入侵中国大陆的基地。丘龙章更早已预测日本觊觎台湾的野心，忧心台湾终难自保。丘逢甲从小就对台湾处在列强环窃的特殊地理环境，有所了悟，心里早就有忧国忧民的文化情怀。到了1885年中法签定了《天津条约》，消息传到台湾，台民大为震惊，满清政府的无能，列强的侵凌，让丘逢甲更加关心台湾的发展与危难。于是，丘逢甲更加关心中外发生的大事，开始涉猎西方著作，了解西方文化、政治、经济制度。
丘逢甲在1885年渡海到大陆福州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却考得不顺利；回台后，台湾正逢单独建省，原福建巡抚兼督办台湾防务大臣刘铭传，出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唐景崧为台湾兵备道兼台湾省学台。唐景崧来台后偶见丘逢甲所著《台湾竹枝词》，而召见丘逢甲，并收为帖拜弟子。丘逢甲在20岁时，随父往返于台湾各地书院时写的《台湾竹枝词》100首，留传于今天的共有40首，从中能看出他胸中蕴蓄客家文化意识与爱台思想。
丘逢甲少有诗名，内渡前所作已多，但代表其诗歌思想、艺术成就的，是内渡后的作品。这部分诗约1700多首，以怀念台湾和感愤时事之作最为突出。《愁云》、《春愁》、《往事》、《送颂臣之台湾》、《夏夜与季平肖氏台听涛追话旧事作》和前后《秋怀》等，倾诉台湾沦亡的悲愤，抒写思念故园的愁情和恢复失土的壮志。《香港书感》、《海军衙门歌》、《闻胶州事书感》、《汕头海关歌》、《答敬南见赠次原韵》（其三）等，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和掠夺，谴责清政府的昏聩无能，要求变革图强，诛秦除暴。这些诗都具有鲜明的时代内容，体现了丘逢甲重开诗史作雄谈的创作特点。此外，他的怀古、纪游诗，表彰前贤，刻画山川，往往寄托了忧时济世的怀抱。在艺术风格上，抒怀感时之作悲凉激越，写景小诗清新爽秀，叙事之作酣畅淋漓。在形式上，颇为放恣，不为格律所拘，语言圆熟流畅，好用俗语新词。所作以七律、七绝及七古居多。在风格卑靡、崇尚拟古的晚清诗坛上，丘逢甲的爱国诗篇，气壮而志奋、情真而意切，震动一时。梁启超称他为诗界革命之巨子，黄遵宪说此君诗真天下健者也。
丘逢甲的诗集主要有《柏庄诗草》、《岭云海日楼诗钞》等。《柏庄诗草》为内渡前作品，作者原以为毁于战火，后人亦长期未见，1979年始被发现，今由丘氏后人收藏，有手稿影印本传世。《岭云海日楼诗钞》12卷，为其弟丘瑞甲从遗稿选辑编年，均为内渡后所作，1913年粤东编译公司刊印。1936年中山大学出版《诗钞》13卷本，系将原书第5卷“己亥稿上、下”分为2卷，又另辑《选外集》1卷。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标点本，即以此为底本。198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岭云海日楼抄》12卷，附《选外集》、《选外集补遗》、《柏庄诗草》、《其他诗作》，为现行丘诗的最足本。此外，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仓海先生丘公逢甲诗选》，是丘逢甲之子丘琮据《诗钞》12卷本所选，增入《离台诗》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