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6岁能诗，7岁能文，14岁时被福建（当时台湾属福建管辖）巡抚兼学台丁日昌誉为“东宁才子”（东宁为台湾别名），从此诗名大震。诗集主要有《柏庄诗草》和《岭云海日楼诗抄》，前为内渡前作品，后为内渡后所作。雄迈激越、悲壮酣畅为其艺术风格。
内渡后所作的1700多首诗以忧时济世之作最为突出，具有鲜明的时代内容，体现了丘逢甲“重开诗史作雄谈”的创作特点。或抒发怀念故土亲人、渴望收复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豪情壮志，或针砭时弊、探究社会病根，或呼吁革新自救、励精图治等等。在形式上颇为放恣，不为格律所拘，语言圆熟流畅，好以外来词汇、方言俗语、新名词、新概念、新知识入诗，反映出社会变迁与语言变革的本质关系。其诗表现出独具一格的创新意识，震动一时。梁启超把丘逢甲和黄遵宪并称为“诗界革命之巨子”。柳亚子先生在《论诗六绝句》中评论说：“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学界大多认为，充分显示近代诗界革命之实绩者，是诗作宏富的丘逢甲。
丘逢甲有一首非常著名的爱国诗歌：“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丘逢甲中年进士，授工部主事职，然其不乐仕进而乐教育文化事业，返台主讲全省各书院兼任全台通志采访师，为台湾著名青年士绅。清廷割台，日军占台，甫过而立的丘逢甲书生拜将，任全台义军大将军，率义军与日寇血战，兵败内渡。丘逢甲诗作颇多，然多毁于兵燹；内渡后集1600多首（含词），题为《岭云海日楼诗钞》，收其1895年至逝前的1911年之诗。这17年诗篇，不论书怀、赠答、旅游、怀古、送别，其思想感情最显著、最沉重者是那浓得化不开的台湾情结。其台湾情结孕育于政治与文化两大因素。乙未内渡前，丘逢甲之反对割台以及保台壮举无疑是政治上的爱国主义；内渡后表现在丘诗中的台湾情结，应更多地从文化因素上考察。政治因素尽人可解，文化因素当从四方面认识。
中国文化有尚统一的特点。我国从古到今皆广土众民，虽常因外患内乱而致长或短的分裂，但分裂后必恢复大一统局面，依然为广土众民之大中国。其原因固多，但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文化本身具有统一性。如思想方面，战国时即有孟子的“定于一”，很早便有统一的汉字。诗作《十四夜月》“山河终一统，留影大瀛东”正体现一统观。《送颂臣之台湾》亦然：“王气中原在，英雄识所归。为言乡父老，须记汉官仪。”丘诗每以牢记汉官仪、珍存汉衣冠寄语故乡同胞；以“岛中义士依然在，伏腊年年奉汉家”、“碧血纵埋非汉土，赤心不死尚唐年”激励、赞扬爱祖国的台湾人民，在“碧血”两句后自注“台中义士，尚奉中国正朔”；以“大九州当大一统”自勉并与台胞共勉。
中国社会结构是由家族而宗族而国族，中国社会基石是由家庭宗族、邻里乡党构成的村社。家国一体为中国文化之特点。“文化”者，即以人文化育治地也，其本出于《易·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教化天下，为动词。丘家参与文化台湾的过程。丘氏家族为客家，清乾隆间其曾祖率族由粤迁台，参与台湾开发，故其诗作有“东迁四世过百载”。其祖父以诗书起家，其父在台任教；他少年时即助父执教，26岁中进士后主讲台湾各书院、播新思想，教化台民之功最著。时人《丘仓海（逢甲自名仓海）传》云“丘氏者，台湾之望族也……故能为台民所瞻仰。入台而访其邦之士大夫，无论识与不识者，必举丘氏以对。”正由于家国一体观念已入台人心中，所以乙未年丘逢甲登高一呼，毁家纾难，全台绅民舍命赴难，部将丘、谢、吴、徐、姜等皆大族，大族村社纷纷拚死守土保台。这里不仅是四百万台胞为一家，更是台湾大陆为一家。康熙乾隆年间如丘家这般由粤闽迁台者众，故不仅地缘，且血缘上已是闽台、粤台一家，台湾之于大陆已是一肢之于全躯不可分。其《重送颂臣》“恻恻重恻恻，行人适异域。华夷忽异地，何处为乡国”之乡国，即地缘、血缘、文化一体化之家国。“书生忽戎装，誓保台南北。当时好意气，灭虏期可刻。何期汉公卿，师古多让德。忽行割地议，志士气为塞。刺血三上书，呼天不得直！”正是对宰割家国者之憎恨。其《离台诗》6首之首“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亦复如是，只是以无可奈何的李鸿章代割地卖国的慈禧。他在诗序中自署“海东遗民”，17年以遗民泪作诗哭台湾，“诗成复自写，不辨泪和墨”，以及“相逢欲洒青衫泪，已割蓬莱十四年”，“一幅千秋家国泪，不堪齐洒岭云边”，无不是这种家国一体观的体现。
重乡土、崇祖先亦中国文化之显著特点。由于台湾是大陆迁台者（尤其是闽粤人）与土著共同开发的宝岛，乙未巨变时，台民大多为丘逢甲这等土生土长台湾、家族迁台一两百年者，早已视台湾为故乡。宅院田园、社祠乔木、村路溪桥，祖宗庐墓，一一化为乡土情结，孕育出丘诗：“明月出沧海，我家沧海东。独怜今夜月，犹与故乡同。丧乱山河改，流亡邑里空。相思只垂泪，顾影愧归鸿。”“落尽碧桃归未得，望仙桥畔望家山”，“暗香疏影寒溪月，万树梅花忆故山”。虽然内渡定居的是丘家迁台前的广东镇平，他仍视之为他乡，以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为故乡：“新年莺燕他乡感，落日鲸鲵故国情。”暮鸦飞过，他唱着“飞鸟犹知恋故林”；大雁飞过，他触景生情：“雁与人同去，雁归人未归。剧怜沧海阔，独傍故山飞。”清明时节的毛毛雨年年撩起他的乡愁：“微雨轻云扫墓天，东风消息又经年。”兵败内渡时举家人口可迁，但曾祖父母祖父母生母的庐墓何迁？它永远在台湾，化而为丘逢甲们的台湾情结。他思台几成病，欢乐的佳节每每成为伤心日，如《元夕无月》：“三年此夕月无光，明月多应在故乡。欲向海天寻月去，五更飞梦渡鲲洋。”
坚忍不拔、义无反顾是中国文化的又一特征，故我民族精神有《史记》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有曹植之捐躯国难视死如归，有杜甫之丈夫许国愤惋何有，有陆游之僵卧孤村尚思为国戍轮台。我们的国粹化而为丘逢甲光复台湾的战歌：“年年乡梦阻归鞍，恨不随风化羽翰……地老天荒留此誓，义旗东指战云寒。”“曾从剑侠传中来，十万戈船梦里开。”仓促内渡时所作《离台诗》之三即申卷土重来之志：“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山亦要伟人持。成名竖子知多少，海上谁来建义旗？”内渡后诗人又反复咏志：“世间蛟龙如不斩，腰间长剑欲何为！”中秋佳节品着月饼，诗人忽然吟道：“说饼但余名士气，飞觞终取虏王头。”在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中，诗人已经插上想象的翅膀，乘长风破万里浪，去实现其“何当奋雄略，拔剑斩蛟鼍”的宿愿。他与台人都极景仰延平郡王郑成功，乙未割台时台人正倚其为郑成功，其诗虽自谦愧比心中的圣人，却以台民比其为郑成功而喜，其平素也以郑成功自励。
丘逢甲晚年坚决推崇孙中山民主革命学说，拥护辛亥革命。1908年，他以两广学务公所议绅身份，委派革命党人罗福星前往南洋视察侨校，罗福星得以在南洋从事革命活动；他还推荐革命党人林修民（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一）到广东警官学堂任教；1909年，他兼任两广方言学堂校长时，聘请革命党人邹鲁、朱执信任教；他当选省咨议局副议长后，即安排革命党人古应芬为咨议局书记长，邹鲁为书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丘逢甲听到消息振奋不已，他写道：“内渡十七年，无若今日快心者”，认为“革命军从此推翻清室，建立共和，贤能在位，诚意振刷，则洗雪国耻，恢复故土，可指日计”。当时清政府两广总督张鸣岐妄图在广州挣扎，丘逢甲挺身而出，召集各界人士会议，力主拥护共和。而此时省咨议局不少议员相继逃往香港，正议长易学清托病不出，身为副议长的丘逢甲当机立断，于11月8日在咨议局召开各界人民会议，正式宣布广东省共和独立，并催在香港的革命党人胡汉民速回省城任都督。从此，广东宣告光复。
广东军政府成立后，丘逢甲被推为中华民国广东省军政府教育部部长。他与王宠惠、邓宪甫三人又被推为粤省代表，赴南京参加筹建中央临时政府的会议，在会上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丘逢甲被选为参议院议员，成为民国成立后第一名台湾省籍议员。1912年1月，丘逢甲肺病复发，请假南归，不幸于1912年2月25日溘然长逝。在弥留之际，他喃喃语曰：“吾不忘台湾”。
丘逢甲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一生为国家民族的团结统一而奔走呼号。为挽救民族危亡他大办教育，为推翻清政府他拥护辛亥革命，他切盼“大九州当大一统……溶溶四海一家春”。台湾人民向以龙的传人为光荣，他们十分崇拜民族英雄郑成功，同时也崇拜抗日护台的英雄丘逢甲。台湾人民为了纪念他，开办了“逢甲大学”。丘逢甲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爱国者和教育家，他的著作被后人收集在《丘仓海先生文集》中，这部光辉的著作，成为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他一生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