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中国人自己的幼稚教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各种教育新思潮风起云涌，“民主与科学”、“教育救国”成为时代呼声。中国幼教界亦乘风破浪，掀起了幼稚教育中国化的改革运动。改革主要针对民国前期各种外国教育思潮倾门而入，中国幼教界一味模仿抄袭，从而迷失自我，身患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三大顽症之现状。运动由若干教育实验为先驱，从教育目标、课程体系、师资培训三方面着手，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中国人自己的学前教育体系，继而带动了整个幼教界的本土化复归和进一步发展，使社会化学前教育——这个西方的近代文明之果，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开出本土之花。主要代表人物有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张宗麟等。
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构建：陶行知毕其一生对改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教育，进行了不懈的实践和探索。早在1926年，陶行知就发表了《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提出改革当时幼稚园的三大弊病——外国病、花钱病和富贵病，用科学的方法去实验，去建设一个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乡村幼稚园。1927年11月，陶行知在陈鹤琴、张宗鳞的协助下，办起了我国第一个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后又办了晓庄、和平门、迈皋桥、新安幼稚园等。开创了幼稚教育的新天地——农村与工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构建了幼稚教育新目标——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教育。
陈鹤琴是中国现代学前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是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中坚。1923年，陈鹤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作为推行中国化幼稚教育的实验基地，以改变幼稚教育照搬照抄外国模式的状况。在学生张宗麟的协助下，经过四年的精心实验，陈鹤琴于1927年对鼓楼幼稚园的实验进行整理总结，写成发表《我们的主张》，提出了建立中国式幼稚教育的十五条主张，勾画了中国化幼稚园的雏形，主张第一条便是“幼稚园要适合国情”。适合国情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要办出有中华民族特点的幼稚教育，反对盲目崇拜模仿美国的现象。反对这种模仿，并不是因为美国的经验不好，而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当时中国的国情，最重要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经济文化落后，教育的主要对象在农村；第二，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就要实实在在地以中国孩子为对象，要总结中国孩子的特点，以中国孩子为中心，吸取外国有用的经验。陈鹤琴以适合国情为指导思想，构建了一系列的中国化的、细化的、可操作的教育目标。
张雪门毕生从事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他对幼稚教育的意义和目标的认识尤为深刻。1936年，华北危急、国难深重时，他提出幼稚教育应为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并拟订了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的四项目标：“铲除我民族的劣根性；唤起我民族的自信心；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态度；锻炼我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平等，而向帝国主义作奋斗之决心与实力。”他身体力行，致力于推广这种民族改造的幼稚教育，“开始试行的是香山和艺文幼稚园，以后逐渐扩大到平、津以及河北等省”。张雪门的改造民族的教育目标是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集大成者，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完满建立，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幼稚教育。
本土化幼稚园课程的探索：陈鹤琴与他的学生张宗鳞在南京鼓楼幼稚园进行的课程实验对幼稚教育中国化至关重要。该实验本着不强制儿童做机械的工作的原则，根据本土季节的变化来设计课程、选择教材。比如夏初做“种黄瓜”的设计，两个月后做“请客吃瓜”的设计，以自然学科为课程设计的中心，图画、手工、故事等都围绕中心而开展活动；教学采用游戏式的方法，并为此设计了许多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具，如读法教学中的缀法牌、挂图，算术教学中的点数牌、滚珠盘、旋珠盘、初学加法片等。经过三个阶段（散漫期、理论组织期、中心制时期）的反复实验，1928年他们制定出了幼稚园的课程规划，并在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被正式定为全国幼稚园的课程标准。直至解放后全面学习苏联为止，我国幼教界通行的一直是陈氏所创造的以季节变换为中心的活动课程，他所编的中国化的幼儿故事、幼儿园设备标准等更使后人受益无穷。
张雪门一生致力于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就提出“其实课程的范围很大，技能、知识、兴趣、道德、体力、风俗、礼节种种的经验，都包括在课程里。换一句话来说，课程是适应生长的有价值的材料”。生长当然有因时因地的差异，应区别对待，因此他指出幼稚园课程应来源于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1970年，他在台湾出版《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一书，对他从北平到台湾的近40年的课程研究作了总结。书中把“课程须和儿童的生活联络”作为课程标准第一条。他于1966年初步完成的“行为课程”体系则生动再现了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无处不渗透着中国化的精神和理念。
看陈鹤琴、张宗麟、张雪门的本土化课程观，不难找出他们的共同点——对儿童直接经验的重视，对中国现实生活的重视，这两点是他们的课程取得成功推广的根本原因。
适合国情的幼稚师范体系的建立：陶行知认为旧的幼稚师范的最大缺憾是培养的学生理论脱离实际，连一所像样的幼稚园都办不起来，所以要改革训练教师的制度。新型的幼师，是招收中学生，以幼稚园为中心，学生既在课堂上学习基本理论知识，又在幼稚园中学习如何办幼稚园。陶行知的办校思想对今天的幼稚师资教育理论脱离实际无疑是一剂良方。他还提出用“艺友制”培养大批幼教师资。对当时经济极端贫困的农村普及幼稚教育不失为一种良策。
张雪门认为真正实施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需幼稚师范教育的紧密配合，“幼教的良策，由于主持幼教者的师资，而师资的由来，实由于师范教育的培植。如果我们研究幼教仅限于幼稚园的教育，抛弃了师范教育，这无异于清溪流者不清水源，整枝叶者不整树本，决不是彻底的办法”。因此，他制定了师范教育的总目标是培养为普及平民幼稚教育，具有改造民族素养的新一代国民而献身的幼儿教育师资。并且，他把这个总目标落实到师范生的各科学习和各种活动中，特别是实习中，无论是孔德师范的“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还是北平师范的乡村教育实验区，都使学生面向社会，从实践中体会到中国需要教育之迫切，并进一步体会到教育的社会价值在于促进社会的进步，使贫穷落后的中国繁荣昌盛。
总之我国20世纪20、30年代的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是以张雪门等为代表的具有爱国心、良知的学者们，对当时学前教育界抄袭模仿之风的反思与探索，它推动了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是近代学前教育发展史上最活跃的时期。这些学者们抱着追求中国化、科学化，创办了实验性、研究性很强的中国人自己的幼儿园和幼稚师范，并从宏观层次的教育目标、中观层次的师范教育体系和微观层次的幼儿园课程体系三个层面，打造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富有本土特色的幼稚教育，终于使学前教育这个西方近代文明之果，在古老文明的中国开出本土之花，对中国学前教育的近代化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和张雪门相处的日子
早在本世纪（即20世纪，编者注）的30年代，在中国的幼儿教育界，有两位为人敬仰的幼儿教育专家，时称“南陈北张”。即南京的陈鹤琴和北京的张雪门。前者以南京鼓楼幼稚园和南京晓庄学校稚师范院为实验幼教的活动中心，影响及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市。后者以北平香山慈幼院幼稚师范及其所属中心幼稚园为中心的实验基地，影响遍及东北、华北、内蒙、天津、北平等地区和省市。
1928年，我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晓庄学校学习，从幼稚师范院院长、东南大学教授陈鹤琴先生专攻幼儿教育。由于研究学习，从当时的教育刊物及幼儿教育专著中，知道了张雪门这个名字；从他的著作中知道了他在幼儿教育事业上的努力及其贡献，从而景仰其为人。张雪门于1917年在浙江宁波创办星荫幼稚园，以后又办了幼稚师范，任校长。20年代以后，先应聘在北平主持孔德幼稚师范，后应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先生之聘，在香山创办北平幼稚师范，任校长。当时，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北平幼师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实验学校，试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张雪门所领导的北平幼稚师范，除了创办自己的“中心幼稚园”作为实验基地、实习场所以外，还借用北平市的几所幼稚园开办平民幼稚园（那时北平的幼稚园多为半日制，下午不上课），专收平民子女接受幼儿教育，得到社会的好评。
1932年，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我应命到山海工学团创办了“乡村幼儿园”，并招收了一部分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女生从事“艺友制”的“师范教育”试验，采用比一般幼师更经济的办法培养乡村所需要的幼儿教师。1934年春，北平幼师校长张雪门专函与陶行知先生商量，要派北平幼师三年级毕业班学生到上海山海工学团实习，由于山海工学团办在农村，创办不久，条件不备，不敢接受。后经多次磋商，陶先生允许放我到北平幼师协助张雪门校长创办一个乡村教育实验区，供幼师毕业班学生实习，并从而探寻普及乡村幼儿教育的新路，探索培养幼儿教育师资的新途径与新方法。1934年暑后，张雪门校长专程到上海与我见面，在陶行知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我毅然北上，开始与张雪门共事。
1935年春（1934年秋筹备），北平幼师在西郊核桃园设立了一个乡村教育实验区，张雪门校长兼主任，我任副主任，在核桃园、靛厂、罗道庄一带办了托儿所（季节性）、幼儿园、小学妇女班、成人班等民众教育设施，实施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生活教育，运用小学生去做“小先生”的办法推行普及教育。幼师三年级毕业班（及以后各班）学生到实验区实习，本着“教学做合一”的原则轮流参加实验区各项教学做活动，接受锻炼，收到了良好的效果。